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经济入侵的步步深入，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在逐步加深，西方文明正在不断地被中国士大夫所接受。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人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开始对中西文明从体到用进行严肃而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第一次真切地认识到中国的文明并不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中国的伦理道德秩序也不是唯一完美的秩序，它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与不足。面临着政治与民族生存的危机，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正日渐从士人的头脑中淡出，并在寻找新的挽救时局的武器。梁启超先生受西方进化论的启发，将西方文化与文学理论引入文学创作中，提出文学改良以“新民”.
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上提出了革新小说内容的主张，他认为文学的样式中，小说最具感染力，因而提倡写“新小说”.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创刊《新小说》杂志，为“新小说”的创作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小说革新运动，出现了一大批针对当时社会重大问题而发的政治小说。
一
在政治小说中有一大批反映妇女问题的小说，主要是宣传妇女解放运动，张扬女权意识，被称为女权小说。这类小说在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中提到的有20种：如颐琐的《黄绣球》、静观子的《六月霜》、思绮斋的《女子权》《中国新女豪》、王妙如的《红闺泪》（女狱花）、南武静观自得斋主人的《中国之女铜像》、称天启的《天足引》、陶报癖的《小足捐》、吕侠人的《惨女界》、吕侠的《中国女侦探》、南浦蕙珠女士《最近女界现形记》等，但大部分作品已经散失，只有《黄绣球》《六月霜》《女子权》《女狱花》《小足捐》还能见到。此外还有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蹉跎子的《最新女界鬼蜮记》、绩溪问渔女史《侠义佳人》，毛乃庸《中国十二女杰演义》、佚名《娘子军》等6部。另外被阿英列入“种族革命小说”里的《自由结婚》和《东欧女豪杰》
反映了妇女问题，也应列入其中[1].对此，中国台湾黄锦珠女士在她的《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中有较为详尽的统计[2].这些小说一个最显着的特点是受了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中心议题是女性解放，男女平权；其妇女解放的具体目标是放足、让女子受教育、向男性革命。女权主义是西方一个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它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与欧洲工业革命同步。
最初是追求男女平等，争取选举权。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积极倡导妇女解放，虽然这一时期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但是已经有了较多的实践活动。中国的女权主义是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从爱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提倡争取男女平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这些内容在女权小说中都有具体体现。
1904年发行的海天独啸子着的《女娲石》，为“闺秀救国小说”,书中的主人公金瑶瑟被誉为“爱种族爱国家为民报仇的女豪杰”,她一腔爱国热血，做了女子改造会的领袖，为挽救堕落的政府官员，自己到妓院去学习歌舞，“意欲在妓院普渡亡国奴才”.小说以乌托邦理想的形式表现了中国近代女性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投身革命的理想和行为。她们受西方女权思想和西方文明影响比较深，思想与行为较为激进，体现了作者对女权主义的无羁遐想。
在这类小说中，颐琐《黄绣球》是女权小说中比较优秀的代表作，它最初发表于1905年《新小说》，阿英认为它是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代表。所写的内容是黄绣球为女界光明而奋斗的经过。女主人黄秀秋，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法国大革命妇女革命的楷模罗兰夫人的感召，深感中国男女的不平等，因而提出应该男女平权。她认为“男人女人都一样的有四肢五官，一样的穿衣吃饭，一样是国家百姓，不应该有所偏枯”.于是她发誓要改变现状，要将地球锦绣一新。遂将名字改为绣球，投身于妇女解放活动中[3].她先提倡放足，这是中国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的一个方面。
中国封建的男权统治，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女性进行了极尽的摧残，要求女子裹足的习俗，不仅摧残了女性的肉体，而且由于行走的不便，使女人不能走出闺门。黄绣球认识到要想女子投身革命，走出闺门，就必须有健康的体魄，有健康的体魄，就必须先放足。这与梁启超的主张是一致的，梁启超尖锐地指出缠足陋习是：“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戮，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72-875页）1897年，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其章程规定：凡入会者所生之女子不得缠足，其所生男子不得取缠足女子。黄绣球在实践着梁启超等人的主张，虽然她曾为此下狱，但出狱后，她继续奋斗，办起了学校，让女子都受教育，都争取自由。这是《黄绣球》的主旨，也是妇女解放的目标，这与西方女权运动所追求的在教育和立法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思想是一致的。
涉及女子参政问题的小说是《女子权》，这部小说发表于1907年，应该说是受西方女权思想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女权小说的深化。阿英说这是妇女解放的理想作品。着者题为思绮斋，在作者看来，男女平等应该体现在女子参政上，这与西方的妇女解放目标完全一致。
静观自得斋主人的《中国之女铜像》主旨更加鲜明，倡导女权两件事：一是让女子和孩子放足，一是教女子读书；但是小说却写了一个女性解放的悲剧，胡仿兰的公婆是极其守旧的顽固者，因而对她的行为横加干涉，最后逼迫她吞吃鸦片自杀了。她的惨死说明了封建伦理制度对女性压迫的深重，也昭示着妇女解放的举步维艰。为了纪念她，女界集资为她铸了一座铜像。
女作家王妙如创作的《女狱花》则以倡议女权为己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沙雪梅痛恨让女子受苦的社会现实，读了斯宾塞的《女权篇》，立志要改变现状。她所受的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以较为激烈的方式进行提倡男女平等和女子参与政权。她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她将男性和女性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男人是敌人，是压迫者，而女人是被压迫者，因而提出要向男性革命。
二
综观这些反映妇女问题的小说，无论在文学史方面还是在社会史方面都具有其进步的意义。社会学史的意义：首先是反映了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伦理思想的变化，标志着近代新伦理思想的诞生。任何时代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规范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经济状况和文化思想密切相关。
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伦理思想不断传入中国的形势下，梁启超、严复等仁人志士开始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从社会政治伦理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君臣关系、天人关系以及三纲五常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以他们对西方政治和伦理学说的理解，加上他们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深厚修养，试图构造出兼有西方政治伦理体系的新的中国伦理道德观[4]
.期间，他们特别注意关于妇女的社会伦理问题。他们分析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及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摧残。（《男女平权论》《女学报》第五期，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指出了女子受压迫的政治和道德根源。因而提出：男女同为天地所生，女子应与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男女应该平等，互相独立。他们把妇女解放和中国的独立富强结合起来，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要兴国智民，就要首先使妇女获得解放，要得到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利。近代女权小说的主题都是围绕妇女解放而展开，集中宣传了维新思想家的进步思想和政治主张，并对中国几千年来摧残女性的不人道的伦理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近代中国革命奠定了先进的思想基础。
其次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特点，为后来的女性解放和女性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道路。在“女性解放”这个概念里，其内容是抽象的，是指女性从女性存在的各个方面的解放，它包括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因此，社会、男性、女性自我就成为女性解放的具体对象，从而构成了女性解放的基本内容和模式，即社会革命、男性批判、女性的自立。
女性解放运动，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也是女性为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所采取的一种革命方式。无论中西方的女性解放，目标都是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和地位。但是，女性解放运动受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法律等背景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社会背景不同，解放运动的目的与内容也有明显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