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分会场：大东亚新文化建设的古典尊重提案、共荣圈内演艺界人士的交流促进、诗人文学家长期互动的具体化方案、翻译机关的设置等。
第二分会场：设立大东亚文艺院的提案、以中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定期刊行物等。
第三分会场：以汉诗为中心的文化联盟具体化提案、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原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精神、全体代表的总章程及原则实现的声明书起草等[2]34.
第三日上午十点开会，推选出宣言决议文起草委员。宣言由中国代表梅娘和日本代表火野苇平朗读。随后是大东亚文学奖的颁奖仪式，梅娘的短篇小说集《蟹》和古丁的《新生》等作品获奖。
主会场结束后，代表一行自南京至上海，出席了演讲会和座谈会。然后至北京，在北京受邀参加了《中国文学》主办的文学座谈会、华北作家协会主办的演讲会等。行程结束后大会派遣团正式解散。
三、期刊记述
大内隆雄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启示》一文，开篇直指"获得极大成功"的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否有日本国内新闻报道不实的成分。
随即提出，"在大东亚的文学建设中日本文学所占据的指导地位"能否被承认、进而得以实现，恐非来自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蒙疆代表所能够真心接受的[4].与会者们多是学者、新闻工作者或者广告界人士，鲜有纯粹的作家或诗人。大内强调大众文学的重要性，指出"五四"文化运动以后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大众文学家所占据的地位；又提出文学理论家对作家、诗人的创作所起到的作用，文艺批评工作任重道远。
大内认为，"日本文学在大东亚文学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建立在日本思想与日本人的世界观处于东亚文化的核心位置这一前提之上。文学创作是具体而微的实践工作，绝非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轻易实现所谓的"指导地位",为此日本的文学工作者们需要进行深刻反思。言下之意，关于"指导地位"的构想无非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
若想将日本文学移植到伪满洲国的土壤之上，姑且不论日本的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中日两国间对于文学和文艺上的沟通与理解远远不够，伪满洲国对日本文学的受纳环境尚不成熟。
最后，大内不无迂回地辩白自己仅限于文学范畴之内的论述。他主张大会应该重视伪满洲国方面的文学代表，除邀请在"满"的日本人作家外，也应向中国各地的文学家们发出广泛邀请，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当然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殖民高压言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
如愿受邀参加了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大内隆雄，在同年冬季写下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归来》。大内称"现阶段的日本文学无疑已经进入了战时体制下的所谓雄大文学建设中",并报道了武者小路实笃在做大会开幕致辞时鼓吹对战争的"必胜信念"[5].为此，大内质疑日本的文学工作者们究竟是在怎样的生存状态下开展创作的，"个别作家为一国的将来而苦恼",近代文学的源流将会何去何从。
大内论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小说，尤以自然主义流派为代表，大多描写个人的"徒劳无为",从此却要强行转入对战争的伟大、英雄的人物以及崇高的献身精神等虚无缥缈的事物的歌颂，文学将会沦为欺骗他人、欺诈社会的工作。较之政治家，文学工作者如果不能完成文学观的转换，仅停留在所谓"日本决战构想"中，作家精神上的贫瘠必然暴露于作品中。
大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极力称赞大会的获奖作品大木淳夫的《在海原上歌唱》和庄司总已的《陈夫人》，称之为"通向大东亚伟大作品的路上"的萌芽作品。受邀参加第二回大会的大内，完全推翻了自己一年前的主张，不仅原文引用了情报局总裁和陆军报道部长的演说，还称之为"文化指导者",认为日本的文学工作者在这样的"文化指导下"必将重新锤炼思想，对于"大东亚精神的树立"和"大东亚文化建设"早已过了争论时期，进入了实践阶段。大内肯定"大东亚文学的指导者就是日本文学",现阶段日本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决战体制下的信念".
大内对大会的赞颂仅用了半页篇幅，旋即马上在第二部分叙述"近期日本作家的苦涩表情",指出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针对作家的数量，文艺评论工作者的人数显然远远不足。大内又质疑大会的组织者日本文学报国会，虽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但究竟能否代表全日本所有的文学工作者，却成了一大难题。
号称会员3 000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其内部是否固若金汤，在面对不同声音时又如何处理和解决，报国会若不从内部改革着手，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论一致。
在此处，大内特别提及了左翼运动与"转向",认为只有"文学"是不可能真正转向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作家的思想，就会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家本身没有思想，借用了其他思想，作品则一定是贫瘠的。大内又提出，伪满洲国作家与日本作家的处境艰难，报纸杂志中文学专栏的稀缺导致了文学作品较少公开发表的机会，稿酬的低廉和纸张供应的价格高昂使得许多专职作家无法维系生活。文学工作者需要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保持与社会的密切接触。大内认为明治末期的文坛培养出来的文学家大多年轻化，缺少一定的写作经验和社会积累。
第三部分中，大内集中介绍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称此次与会的章克标、关露、谢希平、陈绵可以称之为纯粹的文学家。章克标精通日语，曾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他的作品常常带有政治批判或文化批判的要素，有鲁迅的风骨。关露是闻名上海的女诗人，谢希平则是活跃于汉口的剧作家，陈绵在北京任大学教授的同时也执笔剧作和随笔散文。
在文章的最后，大内关于伪满文学未来的方向，提出了三条建议："视野的扩大"、"着眼于建设方向"和"表现技巧上的亲切关注".关于"视野的扩大",大内特别谈到了岛国根性，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尤为明显。未来文学的"建设方向",是以日本民族性格的改造为前提的，与日本以外的地区和民族的文学更好地交流。"亲切关注"是指尊重个体作家，才能够从本质上实现文学的平等与共同发展。
在当局的高压言论统制下，大内固然在该篇的第一小节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美言"不少，但文章的主干内容却在实质上针砭大会的政治目的与文学的初衷背道而驰。大内提出作家或文艺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正直"、"坦率"、"忠实"三种品质，不啻于是在暗讽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失真与扭曲。
四、文学的国境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全程使用日语，且不配备译员。日本文学界的见解不失犀利，认为该大会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工作者会议，而是由日本官员组织的、日军侵略地区的知识分子的集中培训，其中不乏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横行。日本文学家竹内好与武田泰淳就拒绝参与该大会的协助工作，公开表示不屑"日本政府官员的虚伪欢迎".第一回大会的开幕典礼上，情报局次长奥村喜和男兴致勃勃地宣讲"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与树立世界维新的大使命"时，坐在二楼最后一排座位的德田秋生嘀咕着："哼！真是无聊至极！"旋即拂袖而去。菊池宽亦讥讽一手促成大会的好友久米正雄，其动机不过是因为爱热闹所以组织了一场大规模集会。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欢迎晚会，恰遇岩波书店创业三十周年祝贺会在大东亚会馆的隔壁举办，大会的与会者们佯装不知纷纷至隔壁赴宴，导致晚会门庭冷落寥寥无人。负责在门口迎宾的情报局次长奥村喜和男尴尬之余，迁怒岩波书店此举是刻意为之来阻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6].第一回大会召开前日，日本文学家北原白秋离世。第二回大会召开前三日，岛崎藤村猝死。大会倡导的《大东亚五大宣言》公开发表后，曾讥讽大会"无聊至极"的德田秋声与世长辞。第三回"南京大会"召开的第一日，汪精卫的讣告传来，此时距汪精卫死亡已历时10日之久。这或许就是历史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开的一个玩笑。日本文学家尾崎秀树却认为，汪精卫的死暗示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未来命运，必然随着战争的终结而陨落[2]55.
事实上，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归属仍旧是一个模糊的界定。日本学界称之为"境外的昭和文学",作为殖民地文学的组成部分而纳入到所谓"昭和文学"即日本近代文学的体系中来。而中国学者则更乐于将东北沦陷区文学划归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范畴。《满洲评论》所记述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于该话题似乎并未言明，却暗指了战争时局下日伪统治操纵的大会失却了文学的本真。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所呈现的作家和作品中，日本作家用日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与中国作家创作的汉语作品交互杂陈，正是伪满时期文学国界的典型一例。文学的国界或许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最终归属，但至少作家作品是拥有民族语言和国籍的。
至于"境外昭和文学"之说，就首先涉及了"昭和文学"是否"越境"的问题。越境而来的日本作家在"满洲"创作日语作品，诚然无法脱离昭和文学的源流影响。与此同时，伪满洲国的日本作家的创作题材和视角、作家文学意图乃至文艺态度，又都被重新赋予了"满洲"的印记。在伪满洲国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开展了文学层面上的交流与接触，以及日本作家对近代中国文坛的关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近代文学对日本作家的影响，均是值得考虑的伪满日本文人身上的"中国因素".
"昭和文学"漂洋过海"越境"而来，却必然遭遇此种"境外的困顿".这便是伪满文坛上中日作家多语种作品交错杂陈的情势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力量波及所致，最终是源自更深层意义上文学对战争的本能抵制。至少以大内隆雄为代表的伪满时期日本文人在那时那地，并未怀揣着所谓"昭和文学"的范畴概念来从事创作，而是更多地意识到"满洲文学".所谓"境外昭和文学",不过是在"满洲文学"从历史上消殆几十年后，日本文学研究界才提出来的罢了。
参考文献：
[1][日]厳谷大四。瓦板昭和文坛史[M].东京：时事通信社，1978:262-263.
[2][日]尾崎秀树。近代文学の伤痕[M].东京：劲草书房，1963.
[3]中华日报社时局小丛书第八种。大东亚文学者大会[M].北京：中华日报社，1943:11.
[4][日]満洲评论社。満洲评论（复刻版）第23巻第23号。东京：龙渓书社，1979-1981:3-5.
[5][日]満洲评论社。満洲评论（复刻版）第25巻第15号。东京：龙渓书社，1979-1981:25-31.
[6][日]黒田秀俊。知识人·言论弾圧の记録[M].东京：白石书店，1976:253-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