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楼梦》的作者俞达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王朝的末段，在晚清狎邪小说中，虽说《青楼梦》作为以“溢美”态度来渲染名妓名士之间的感情轇輵的作品，然而因为俞达生活时期的特殊性，《青楼梦》具有与其他狎邪小说不同的写作特点和情感表达，主要表现在表面仍是传统的名士与娼妓相互怜惜产生情感的故事套路，实则文本中的娼妓只是帮助实现金挹香“多情”形象的存在符号。《青楼梦》作为《红楼梦》众多仿书之一，作者将大观园中的佳人换做北里平康的名妓，是因“谈钗黛而生厌”所以“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1］233。按照胡适先生在《＜ 红楼梦 ＞ 考证》中的说法，《红楼梦》是曹雪芹写自己家族的“自叙传”，同样的《青楼梦》的作者俞达也将自己化作金挹香来建构这落魄文人的白日梦。金挹香，“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和俞达(不详 ～ 1884 年) ，字吟香，号慕真山人，江苏长洲(今苏州) 人相照应，俞达的患难之交是邹弢，文中照应的则是金挹香的至交好友邹拜林。与曹雪芹的讲述一个大家族兴衰自叙传不同的是，俞达生活在整个封建王朝的末世，他一生功名不遂，怀才不遇，于是将一个旧式文人的全部欲望放大投射到《青楼梦》中，俞达生活在清朝晚期，经历同治帝的驾崩，幼帝载湉登基，和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华北大旱灾，封建帝国的末日余晖和饿殍遍地的“丁戊奇荒”，对俞达苦心建构的“白日梦”造成影响。弗洛伊德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白日梦”，而《青楼梦》则是俞达带着末世情怀放大之后的“白日梦”。
二
提到大灾荒，很多人会想到 1942 年的河南旱灾，可是就在作者俞达生活的时代，发生了一场远比 1942 年旱灾还要严重，却很少在典籍中被提到的特大灾荒———“丁戊奇荒”。
《青楼梦》成书于 1878 年即光绪四年，其时代大背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是被称作“同光中兴”的一个时期，对内此时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都陷入低潮，对外没有大规模战争，国家局势较为安定，在成书前三年(1875 年) ，同治帝驾崩，幼帝载湉登基，慈禧垂帘听政，自古以来皇帝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英明伟岸的君主自然指向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而时年四岁的光绪帝龙椅尚且坐不稳当，国家政事操纵在慈禧手中，此时的中国刚从十年内乱中喘息过来，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以致人心惶惶，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此时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十分罕见的特大旱灾从天而降，从 1876 年一直持续到 1879 年，不但河南山东等北方五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更是波及安徽、四川以及作者的家乡江苏地区，时间之久，范围之广令人咂舌，史称“丁戊奇荒”，就在这场特大的旱灾的时间段内，《青楼梦》于 1878年成书面世，江苏虽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却也因与重灾区鲁南相邻，受到的严重的波及，“光绪三年(1877) 春夏之交，《申报》已说‘苏城六门外所有沿城空地及荒废之基，半为山东、江北等处人搭盖草棚居住’。”
旱灾的肆虐，大批灾民涌入苏州城，加上十年内战刚刚停息国库空虚赈灾乏力，整个中国陷入天灾人祸的困境中，“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这一切都表明下到黎民百姓上至官员天子都是相当艰难的一段时期，因此政权的羸弱，大灾荒的肆虐必定会对生活在其中的落魄文人俞达的创作造成影响。
庆幸的是，俞达并未处于旱灾最为严重的北方五省，而是受灾较轻且自古为繁盛之地的苏州，“(苏州) 经济基础雄厚。农作物丰盛，手工业发达。苏州又是商品生产的中心地和集散地。经济富庶为士人们从事文艺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
在这片沃土的庇护下，俞达虽抱负难酬命途多舛但也有安寝之地，不至于沦落为难民，正是因为不用为生存底线奔波，俞达才有能力和精力去完成《青楼梦》的写作，因此正是苏州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使得作者既受北方大旱灾的影响同时又不至于食不果腹无法创作。如此严重的灾难会激起人们普遍的悲观心态，也会在前途未卜不知生死的焦虑中使得人性最深处的欲望得以最大化的呈现。
三
虽说《青楼梦》在许多方面生硬地模仿着《红楼梦》，但是在艺术真实这方面却和《红楼梦》有着极大的差别。如果说《红楼梦》是源自生活且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的反映，那么《青楼梦》则是以金挹香个人私欲为中心精心编造的成人童话。对一个旧时文人来讲，吟诗作对、倚翠偎红是日常风雅的一部分，但在举国灾荒礼衰乐颓的此时，诗词歌舞、绝世佳人都成为回忆以往太平盛世的幻梦。于是俞达选择用《青楼梦》来构建一个美人环绕、功成名就的虚幻之境，其浪漫情怀也成为衰世的精神鸦片，慰藉着落魄文人精神与肉体双重的饥饿，在《青楼梦》中听不到灾民的哀嚎，看不到枯瘦嶙峋的孩童，双耳所闻介是莺声燕语，满目所见介是翠羽黄衫。而且在天灾人祸的乱世中，人性也会发挥到它的极致———前途未卜下的极端享乐，正如在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中，韩子奇和妻子的妹妹冰玉在异国他乡的战火硝烟中，在不知明日生死的极度惶恐下冲破了家庭伦理道德，摆脱了礼教与责任终于直面内心的欲望走到了一起，正是这种末世感给了韩子奇突破伦理的勇气。人在困境中很容易从道德束缚中挣脱而去面对自己的本真欲望，放大个人的需求降低羞耻感。于是作者为金挹香，这个作者的化身，赋予了传统名士所希冀的各种主观、客观条件以帮助其完成这个“白日梦”但是“白日梦应以现实生活逻辑为枢纽，因而不失为现实之梦，若完全脱离生活实际，一相情愿地精心编造，则只能是人的某种本能欲望的‘艺术展现’，某种文化人格的形象表露”。
首先，家世殷实“家非巨富，室尚小康”，其好友邹涛也在旁批注“下文之事，非家之小康不能为此”。为何邹涛如此注释，是因在娼妓界也有明确的三六九等之分，参考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写到的同治时期上海娼妓分等可知: “上海娼妓差等，辄曰书寓，长三，么二”其后“书寓”“长三”二者合而为一。
按照文本中描述“见其高堂大厦，画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2］6。可知金挹香所访者居住在秀楼雅室，如此奢华的居住环境，其在娼妓中定然地位不凡，应是“书寓”“长三”级别，再来看看此等级别娼妓的收费标准: “以待召侑酒例则取银币三元”，新年第一次去妓家，妓拿果盘招待客，客人也要出“二十元或十六元，最少亦须十元”，“置酒于妓家，每席银币十元，下脚五元”除此之外，逢年过节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收费。
在光绪时期，一块银币的购买力相当于今日一百块人民币左右，按照如此标准，一入妓门最少花费三百块钱，吃一顿酒席则要一千靠上，唱曲另算，更别说其他各种各样的收费项目了，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留宿，如要留宿还要再加钱。如此一算，访一回名妓便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可谓令一般家庭的子弟望而却步，如若金挹香家未列小康，则连名妓的门槛都进不去了，更别说在声势浩大的挹翠园宴集和租十五艘灯舫开闹红会了。此外也不难想象为何有无耻之徒以迎娶为名，实则觊觎娼妓财产了。“(张观察) 始因爱其(章幼卿) 缠头私蓄，才貌动人，半觊其多金，半贪其艳色。”
世人皆知美人窝是销金窟，出入青楼所耗不少，而在第十一回中金挹香受寒生病，不但得到二十几位美人轮番终日服侍，还有朱月素半个月来闭门谢客尽心照料，并且心甘情愿为金挹香出资诊病。二人本是嫖客与娼妓的简单关系，在这里却摒除了自古以来维系二者的金钱纽带，而是将二人的关系提升到与物质无关的感情层次上，这就将名士与名妓的交往充分浪漫化，隐含了作者对娼妓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
其次，仕途通达，英孝二名震于天下。俞达为树立金挹香孝名，让其割股救母，如此残忍迷信的手法只是为了树立金挹香忠孝两全的封建文人理想形象。金挹香仕途平坦，审犯破案靠的是“特异功能”能看到犯人背上映出来的罪名，如此迷信可笑与割股救母如出一辙，后又受皇上赐封，可谓仕途风光无限。俞达在金挹香这个他苦心经营的封建社会的完人身上投射了自己渴望治国安邦的壮志和对朝廷政治的希望，鲁迅说俞达“中年颇作冶游，后欲出离，而世事牵缠，又不能遽去”［1］229。其好友邹弢也在只言片语中透露出俞达官途坎坷日益穷困的境况，与文本中金挹香出身小康，功成名就，遍游花国，坐拥三十七美人的风流快活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同时文本中的天下太平和政治秩序的正常与清王朝政治腐败，灾荒连年赤地千里的现实形成了残酷的二元对立，如此一来，俞达在潦倒的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只有将这一切欲望赋予自己编造的幻梦聊以自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俞达为金挹香建立了人数高达三十七人(三十六花仙和钮爱卿) 的庞大名妓交游圈和缱绻轇輵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金挹香对三十七位美人“雨露均调，不存偏爱”的怜爱，金挹香虽然已经娶到一妻四妾，但是并不阻碍他对其他佳人的怜惜疼爱，这种爱，依然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美好的人类情感，而是建立在占有基础上的极端享乐。
然则说金挹香“雨露均调，没有偏爱”其实不然，描写钮爱卿之时通篇溢美之词，貌若“仙子下蓬莱，果称红闺绝色，实堪于众美中特拔一鼎”，最重要的是钮爱卿有别乎其他娼妓的显赫家世，“本籍松陵，父亲钮月泉曾为处州巡检”可知她出身官宦，是良家闺秀而非倚门卖笑为生的寻常娼妓，平日“闭门不出，凡遇客来，无非买文献赋，博几两银子度日”［2］83 －86。俞达如此描写钮爱卿，倒不像是青楼中人，而是守身如玉寄身娼门的绝代佳人，如此描写就点明了钮爱卿虽入烟花但仍保有清白之身这个重点，钮爱卿除了有着“名校书”的名义，与名门闺秀别无二致，为何金家正室不是他人，是因钮爱卿一来出身显贵，和金家门当户对，这是其他校书所没有的身世。二来平日靠卖文度日，守身如玉，符合传统男性对妻子是处子的贞操要求，这也是其他娼妓所缺少的，而且后文作者还要为金挹香和钮爱卿的儿子吟梅安排光耀门楣的情节，其母必须符合传统良母的形象。三来姿色超群，才思异人，从相貌和才识上远胜一般“深闺之碌碌者”。
综合以上与其说金挹香迎娶了一位娼妓，不如说他娶到一位才色卓群的落魄闺秀。俞达对钮爱卿的刻画显示了俞达传统的择偶观念，虽说全书极度浪漫化娼妓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溢美”情调，将名妓们写成不恋世俗清高脱俗的仙子，把金挹香建构成和贾宝玉一样怜惜女子的多情公子，并不因为她们沦落风尘的身份地位而嫌弃，但一到娶妻这种人生大事上，就先强调钮爱卿靠卖文为生，仍是清白之身，立刻暴露了自己真实心理———必须要立门当户对，守身如玉的女子为正室。
其强烈的占有欲从众美从良的文本中得以最好的体现，每一位美人从良之时他都痛苦不舍，动则绝望大哭，气话连篇。“挹香喟然叹曰: ‘幼卿姐已从张观察，雅仙妹又随洪状元，月素、宝琴二位姐妹又赋归与，郑陆两位又被老鸨母鬻与人家，你又要去了。日后众姐妹都是嫁杏及时，你说不寂寞，只怕非但不寂寞，且要添无限凄凉之感’说着，便大哭起来。”
然后可笑的是，他一面感叹“众美鸾离凤散”“涔涔泪下”“泪流如雨”一面又与一妻四妾猜谜逗乐饮酒赏花，虚情假意的悲伤只是他吟诗作对强说愁的调料而已，一天数次的眼泪也不过堆积了自己“多情”公子的形象，说是多情，实则无情。对命如浮萍的娼妓来说，从良是摆脱孽海的最好途径之一，口口声声说自己真心待她们的金挹香在得知名妓们从良之后的变现却是心情抑郁，埋怨她们怎么忍心抛下自己远嫁他方，按照金挹香的想法，恨不得这三十七位美人全归属自己所有，陪自己吟诗作对好不快活，这种极端的自私源自于强烈的独占意识。在金挹香的思维认识中，他自己便是“金氏花国”的王，理所应当这三十六美都属于他，只有他对她们是体贴联系，真心倾慕，而美人们也千不该万不该抛下自己，“所悲者，月地花天少了一美人做伴，你想可悲不可悲，可恨不可恨”［2］271。他悲的只有自己金氏花国的解体，三十余美人任他享乐的美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他时刻重视的都是美人们从良之后无人陪他饮酒作乐好不寂寞，根本无暇考虑她们人老珠黄之后如何生存，娼妓们的最好出路于他而言就是艳福的末路，因而这些美人在金挹香的意识中，并非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女人，而是陪他吟诗作对，供他风流快活，没有嫉妒心和欲望的符合男性一切设定的空洞的符号。更令人称奇的是，正室钮爱卿对金挹香风流多情的态度，每当金挹香为其他娼妓从良或是病死伤心流泪郁郁寡欢之时，钮爱卿都体贴安慰，丝毫没有醋意，反而担忧金挹香情绪不佳，这正是男人梦寐以求的正室姿态，是金挹香自私欲望放大之后设定的一个“妻子”符号，可以说从妻到妾再到三十余娼妓，在文本中从来都不是作为“人”的形象被描画，而是金挹香“多情”的陪衬，围绕金挹香而存在的漂亮摆设。
俞达将男人的私欲放大到极致且看第二十九回挹翠园宴集，金挹香率三十六名妓，八十二侍女同游挹翠园，还要写花名册，命侍女分列两旁，依次歌舞，挹翠园就成为绝对封闭的金氏花国，这里没有了残酷现实中的一切，有的只是肆意迸发的爱意和纸醉金迷的欢乐。可以说挹翠园是缩小的大观园也是俞达虚幻的桃花源。再看第三十回重集闹红会，十五艘灯舫美女如云，争奇斗艳，金挹香享尽“艳福中之全福”［2］197 －204，这难道不像金挹香的小“后宫”么? 在金氏后宫中，卸下了道德与责任的一切束缚和枷锁，所有的原始爱欲用诗词歌赋文雅的包裹起来，青楼娼妓和金挹香在这里与外界隔离尽情享乐。虽说在中国古代三妻四妾也属常见，但是像金挹香这样独游花国同时享有几十位美人也算是惊世骇俗，俞达为金挹香建立的小“后宫”更是将男人的欲望最大化投射在挹翠园中，如此没有节制的肆意放纵个人私欲，除了感叹俞达过于遵从人性本能欲望之外，不免带有些许疯狂且悲凉的末世之感。
成书于“丁戊奇荒”的《青楼梦》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场“千古奇灾”的震荡，这场发生在晚清的北方大旱灾，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劫难，使得腐朽欲坠的清王朝雪上加霜，也让平民百姓在天灾人祸中沾染到更大的末世悲观，于是也激发出人性中深层的欲望与自私，如果说《青楼梦》体现了作者颓靡的享乐主义人身观的话，那么“丁戊奇荒”则如同一片凸透镜，将本来就贪得无厌的私欲极度放大呈现出来。
在整个封建帝国的残阳中，国族命运之崩塌，个人境遇之多舛，使得《青楼梦》淋漓再现了落魄文人在天灾人祸的封建末世中个人欲望的疯狂建构。金挹香的坐拥三十七美人，仕途平坦功成名就都是在末世中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虚幻梦境，也是给不得不直面现实但心中无限向往旧时繁华的落魄名士一剂忘忧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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