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云际会中弄潮者的言声
在近代政论文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三位优秀的政论文作家，他们分别是龚自珍、王韬、梁启超，这三位作家对“新文体”的最终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龚自珍率先打破了“桐城派”的“义法”,他的政论文立意新颖，构思奇特，语言风格多样，句式错综复杂，善于使用多种修辞手法。王韬主张创作要“直抒胸臆”,不尚虚文，他的政论文语言通俗易懂，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梁启超既继承了龚自珍、王韬等人政论文的优点，又吸收了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等文体的优点，创造出了“新文体”这一新的文体。
第一节 龚自珍“特立独出”的政论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巨变。
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是最先以敏锐的眼光和批判的态度看待当时的危机和矛盾的人。他要求变政治，变思想，也变文章。这近代这一“大变忽开”之际，龚自珍能适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一空依傍，摆脱传统散文的束缚，横行阔视，不遵矩度，把思想解放和文学解放的新鲜空气带进死气沉沉，萎靡不振的文坛，这在当时整个社会沉滞猥劣、一派僵死的气氛中，意义是巨大的。
龚自珍一生写了三百多篇散文，除了属于经学、佛学、金石学的学术论文外，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政论文、杂文小品和记叙文。反映他“经世致用”思想的政论文是他文之大宗，也是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像《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都是他的代表作。这些政论文在思想上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深刻地揭露封建衰世的社会矛盾，猛烈地抨击时政弊端，渗透着龚自珍敏锐的时代感和深沉的历史感，是一种文学家兼思想家的政论。
龚自珍的政论文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非常具有特色。他努力追求文学表现形式的解放，政论文形式不拘一格。从篇幅上说，有《尊隐》之类的大篇，也有《乙丙之际箸议第一》之类的短篇。从体制上说，多数是单篇的，着名的有《尊隐》、《平均篇》；还有不少成组的文章，如《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每组文章在总体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是针对同一类问题，如《明良论》即对嘉庆帝罪己诏中“君明臣良”而发的对封建专制制度内在不合理性的揭露和批判；或是以同一种方式而着，如《乙丙之际箸议》即以作者私家议政（塾议）的形式指陈时弊，提出变法改革的希望和建议。
龚自珍的政论文力避陈腔俗调，立意新颖，构思奇特，往往善于想人心中所有，道人口中所无，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给人一种艺术享受。如《尊隐》一文，先介绍山中的傲民和悴民，作为后面将要歌颂的“山中之民”的铺垫。其中关于京师与山中力量的大段描写和议论，更是纵横驰骋，酣畅淋漓，开拓了读者的眼界，使人为之振奋。
在表达上，龚自珍竭力摈除套语，力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最精炼生动的形式表达出来。如《乙丙之际箸议》这一组文章，每篇或者议论一事，或者研精一理，开篇直接进入主题，意尽则言讫。每篇之中往往都有警策之句，点醒全篇。如“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①，“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②，“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论无不靡”③等等。作者把自己对现实的感受集中提炼出来，化成精锐的一击，险语警句破空而来，有如当头棒喝，震人心魄，又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龚自珍政论文的奇悍雄辩，新颖锐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类警绝精辟，鞭辟入里的辞句。
龚自珍政论文语言风格多样。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典故和语言文字，使其语言风格抑或纷繁绮丽，抑或古拙质朴，抑或简洁清新，抑或诡奇宛转，一切都随意为之，随文为之。
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是当时有名的训诂学家，龚自珍从小就受到外祖父的悉心指导，对文字学有深入的研究。为了追求文章表达的深切，精警，龚自珍在词语的选择上十分精严，所以他的批判性，揭露性的政论文文字精悍，词锋犀利。《乙丙之际箸议第三》刻画刑名师爷狼狈为奸，为非作歹时说：“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④，将这些无耻之徒的气焰、权势、可鄙和可厌形容的十分贴切。《尊隐》一文把封建专制制度下残破的京城比喻成“鼠壤”⑤。《明良论二》指斥士大夫谄媚逢迎，以“无耻”二字概括他们，以“仆从”、“狎客”、“寓公”⑥等词形容刻画他们，讽刺的锋芒非常的犀利，具有极大的穿透力。
龚自珍特别善于运用精当的词语，使词语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意味。《古史钩沉论一》论述到“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一个“仇”字，极其准确与深刻地揭露了专制帝王仇视嫉恨地对待士人的心理。文章谈到“霸天下之氏”的子孙--“中叶之主”对士人则是“厚其貌，妪其言”⑦，“厚”的是“貌”而非心，“妪”的是“言”而非情，表情和言辞的做作和装假，掩盖的是内心深处对士人的“仇”,笔锋是何等的尖刻和辛辣。
龚自珍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以增加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他特别喜欢用比喻。在龚自珍的政论文中，无论敷陈说理，抒情写志，还是描绘事物，刻画形象，贴切、生动、新颖的比喻联翩络绎而来，为他的政论文增添了奇瑰动人的效果。《明良论四》的主旨是揭露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严苛和危害。开篇即引譬连类，用了一系列生动的比喻：
疱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戒疱丁之刀曰：
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韧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矫羿之弓，捉僚之丸曰：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则四子者皆病。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疮痏，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
这一连串的比喻，把封建专制束缚之害形容的贴切、生动、揭露无遗。对封建衰世的社会状况，龚自珍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揭露剖析，还专门用比喻来刻画形容。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以“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①，将衰世的表征和痛苦刻画得淋漓尽致。《明良论三》中，龚自珍引用当时的谚语“新馆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②，用以揭露官场的腐败，着眼点也是这谚语比喻的形象、贴切。运用比喻，可以增强说理的透辟，也能增强达意的明晰，还能增强揭露的犀利，比事不断，博喻酿采，是构成龚自珍政论文文情恣肆、气采飞扬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文句式错综变化，以适应内容和感情的旁出汜涌，或连用短句，或长短相间，散句中夹杂骈偶，简括中却常有铺张扬厉，呈现出纵横恣肆、汪洋博赡的风貌。有时文字瑰丽清奇，注重修辞，侃侃而叙，如行云流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和美感，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平均篇》揭露当时社会贫富悬殊而形成的尖锐矛盾：
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疬，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③这里连用短句节奏急促，和文章所描写的社会动荡不安，国势阽危的气氛非常协调。
《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中以“述古”为幌子，指斥清代统治者，一连用了六个排比句：
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橐鞬；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有清庐闲馆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薮；荣人之生而不录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劳人祖父而不问其子孙，不如募客作。
总而言之，龚自珍的政论文打破了桐城派古文独霸清代文坛的局面，开创了近代政论文“慷慨论天下事”的新风气，吹响了近代政论文变革的号角，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文体”的开拓者。
第二节 王韬的维新时论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不仅就其所提出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方案而言值得关注，就其在中国散文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来说，也是不能被低估的。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的作家，他创造了“报章体”,创造并使用了大量新名词来表达新事物、新观念，语言出现了通俗化、自由化的倾向，形成了独特的政论文体。这一文体的出现对近代政论文的革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其后康有为、谭嗣同的政论文指明了方向，更为梁启超“新文体”的最终形成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成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导。
王韬的政论文语言非常直白，更接近于口语，开创了文章创作自由化、口语化的先河。
王韬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是直抒胸臆，不尚虚文。正如他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说：
“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①。他在政论文创作中坚持“文以意为主”的创作原则，强调文章要有充实、深刻的思想内容，不以辞害意，打破了桐城派“义法”的束缚，使得政论文创作走向通俗化和自由化。王韬政论文口语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适应读者的接受能力。《循环日报》
所预期的读者并非只是所谓的“读书人”,这一点从报纸版面的安排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循环日报》的第一版为“香港目下棉纱、花布头、杂货行情”和“各公司股份行情”,第三版和第四版为广告、商行公告和船期，其服务对象很明显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和普通民众。王韬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肯定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包括普通大众也能够阅读和欣赏他的文章，并接受其中的观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大众的支持。如果使用典雅的文言文，必然要失去一部分读者，文章的影响力势必会大大降低。为了达到广泛宣传近代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目的，他对传统散文进行了改革，文章深入浅出，言之有物，体现了近代散文通俗化的社会走向，对后来的文体解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韬的政论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清朝末年，大量新事物、新思想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些从未出现的新事物被介绍到中国来，当然需要大量相对应的汉语词语来表达。
因为旧有的词汇不足以表达清楚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的准确含义，除了可以借用旧有的一些词语如“格致”、“算学”等来表达之外，还需要创造大量的新词。这样一来，在这一时期，大量新词被创造出来以表达新事物、新思想。王韬在上海时期从事西书中译的工作，就曾经进行过这种新词的创造工作。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文章倡导改革，无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的新词来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和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通过这一时期《循环日报》的印刷和发行工作，这些词语逐步扩大了其应用范围，为人们所逐步理解和接受。这些新词也因此在汉语中固定下来，成为汉语的新鲜血液，很多词语一直沿用到今日。这些词语分为如下几类：一、政治学词汇，如“政治”②、“通商口岸”③、“公使”④、“领事”⑤，等等。二、地理学名词，如“地球”⑥、“地图”、“亚洲”⑦、“英国”,等等。三、经济类词汇。如“贸易”⑧、“通商”、“交易”⑨，等等。四、科技、军事类名词。如“铁路”⑩、“军舰”11、“电线”①、“纪律”,等等。这样的词汇在王韬政论文中比比皆是。这些词汇的出现和接受，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就“地球”这个词的创造和使用而言，意味着地球是一个球体的观念已经被中国人所逐渐接受。既然地球是一个圆形的球体，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心，这就极大地动摇了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其他国家不过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夷狄之邦的传统观念。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其中心地位被相对化、边缘化了。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相对来说，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并非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和中国一样是地球上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绝对性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接受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的观念。
王韬的政论文中双音节词和四音节词组大量出现，单音节词逐渐减少。中国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因此以前所编撰的语言方面的工具书成为字典而不是词典。但是，在王韬的政论文中，单音节词已经减少，而双音节词大量出现。以王韬的一篇政论文《纪英国政治》为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点。
英国僻在海外，屹然三岛，峙于欧洲西北，形势之雄为欧洲诸国冠。其甲兵精强，财赋富饶，物产繁庶，诸国莫敢与之颉颃。自言其国中久享升平，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
近年以来，持盈保泰，慎于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兴师旅，与他国之穷兵黩武者，盖大有间矣。顾论者徒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输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遂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
即使是没有学习过古代汉语的人来读这段文字，也不会觉得特别吃力，可以大致了解其含义，这是因为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双音节词。这与王韬曾经长时间从事翻译工作密切相关。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语言的扭曲，因为中西语言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相去甚远。而这种王韬称之为“诘曲鄙俚，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的被扭曲的汉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汉语改革的先声。王韬有二十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在将西方书籍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因为单音节词很容易造成歧义，使用单音节词很难准确表达所要阐释的内容，于是在翻译过程中他不得不改变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大量使用双音节、四音节词组以保证内容表达的准确性。并且王韬所翻译的作品大多为科学技术类书籍，对这类作品而言，准确是最重要的，其语言优美与否或者是否符合文言文的语法被降到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使他的语言习惯发生了一定变化，在创作中使用的双音节词明显增加。
王韬的政论文为了适应报刊发表的需要，在篇幅上多数较短，在语言上，王韬尽量使用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文言文，不多用典，使得语意显豁，容易被读者接受。他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大量新词来表达新事物、新观点。在这方面，它体现了近代散文社会化、通俗化的走向，对文体的解放和革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王韬又重视政论文的文学性，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艺术美，所以他的政论文文笔优美流畅，清新活泼，既具政论之骨，又有古典散文的韵味和隽永，令人百读不厌。
梁启超的“新文体”之所以能有诱人的魅力，除了它内容新颖外，还因为它在形式和艺术上独具特色。关于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自己有一段总结。前文已经提过，这里再拿出来分析一下。“新文体”成熟于《新民丛报》时期，它的艺术特色也在这个时期内表现的最突出，所以又称作“新民体”,梁启超自己也认为他的文体从这时起才更加解放。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①“至是”者，至办《新民丛报》之时也，“自解放”犹言最解放。
梁启超简单扼要地概括了“新文体”的五大特点，本文试以他《新民丛报》时期及前期政论文为例，论述如下：
一、“纵笔所至不检束”--“新文体”的总特点
“新文体”的“不检束”,是相对于旧文体的太“检束”而言的。旧文体宗派林立，各守家法，各有戒律，后学者往往只能“望表赴格”（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势力较大的桐城派古文，向来“义法”严密，除“有序”、“有物”等基本要求外，他们的开山祖师方苞还曾明确规定：“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书后》）甚至作佛者传记，也不能用佛氏语。梁启超却全不管这一套，早于《时务报》时期，其所着《变法通议》即“淹贯流畅”②，昌言无忌，“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③雄辩惊人而又新颖别致。到《新民丛报》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
梁启超的政论文每洋洋数千言至数万言，广征博引，反复论辩，条分缕析，力求深透，行文又起止随心，舒卷自如，洋洋洒洒，尽意而罢。梁启超的政论文遣词造句，不拘一格，往往骈散兼行，熔各种不同体式于一炉。在以奇句散行为主的总体格局下，有时连用长比，迭出排偶，如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如江河直下，一泻无余。有时因百感填胸，情不自抑，插入一段赋体，抒怀写志，慷慨浏亮；有时径用诗词句法入文，或杂以俚语、韵语，流丽生动，声采炳焕；有时又兼以赞颂之体，赞美前途，讴歌理想，赡丽宏富，伏游彬蔚。总为各体杂用，变化万方。代表作如《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论进步》、《论自由》等等，都是如此。现举《过渡时代论》的第四节以为例：
船头坎坎者，自由之鼓耶？船尾舒舒者，独立之旗耶？当十八、十九两世纪中，相衔相逐相提携，乘长风冲怒涛，以过渡于新世界者，非远西各国耶？顺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乱流而渡者，其法兰西耶？方舟联队而渡者，其德意志、意大利、瑞士耶？攘臂冯河而渡者，其美利坚、匈牙利耶？借风附帆而渡者，其门的内哥、塞尔维亚、希腊耶？维也纳温和会议所不能遏，三帝国神圣同盟所不能禁，拿破仑席卷囊括之战略所不能挠，梅特涅饲狙豢虎之政术所不能防。或渡一次而达焉，或渡两三次而始达焉；或渡一关而止焉，或渡两三关而犹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敌，血战突围而径渡焉；或发端遇挫折，卷土重来而卒渡焉。吾读《水浒传》，宋公明何以破祝庄？吾读《西游记》，唐三藏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过渡之非易，吾以是知过渡之非难。我陟高丘，我瞻彼岸，乐土乐土，先鞭已属他人！
归欤归欤，座位尚容卿辈！角声动地，提耳以唤魂兮；巾影漫天，招手而邀卬涉。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望门大嚼，我劳如何！①梁启超融骈散诗赋等句式于一体，又绝非生拼硬凑，而是任我驱遣，极自由抒写之能事，因情用体，收淋漓尽致之效果，无愧自称“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②。
二、“务为平易畅达”--“新文体”的文风
梁启超的“新文体”虽然未能全脱文言文的范围，但是它确实比以前和同时代其他名家的散文平易畅达得多。他自己在“平易畅达”前加上“务为”二字，反映了他的一种执着的追求，说明他是有意识地在试验“言文合一”的主张。限于历史条件，虽然他所使用的还不是普通百姓的语言，但是他不避俗语、俚语，务为平易畅达，已经使语言文字两者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使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读懂，这正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第一步。我们今天读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会觉得它怎样难懂，除个别篇章外，他很少使用僻字僻典，绝少诘屈聱牙，令人不能卒读的毛病，他所使用的许多句式，已同今天的书面语言相近。应当说，这是梁启超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新文体的语言特点。
当时人们所谓的“外国语法”,还是主要指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新名词。广泛地、大量地使用新名词，是“新文体”与旧文体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
新名词之所以被称为新名词，是因为它们是当时规范文字中没有，少用或别赋新意的词语。社会的剧烈变迁，西方文明的大量输入，把许多从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摆到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原有的语言文字不能完整准确的表达他们，因此不得不另造新词，或直接由原来术语而译其音。新名词的输入就是应这种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从而也就大大充实和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能力，扩大了汉语的应用范围，促进和推动了文体的变革。
新名词的另一个含义是说它们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产生的新事物、新思想的中文代码。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中有些是古代汉语原有的，但其内涵已与原来不同，已经成为新学说的载体。于是在输入新名词的同时也便输入了新学。新名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
新名词是汉语语言文字中原缺的新东西。新名词通过“新文体”而进入社会，变成口语，也是言文合一的一种途径。我们可以从上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找出不少新名词。如“自由”、“独立”、“世纪”、“世界”、“神圣同盟”,等等。
四、“条理明晰”--“新文体”的论述特色
梁启超“新文体”论述的最大特色是善用比喻，以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又喜用对偶、排比的句式，以加强文章的气势。
比喻，对增强政论文的形象性非常重要。作者在《少年中国说》中描写封建官吏保官如保命的丑态，这样写道：
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
梁启超在这里用了乞儿拾金一锭，虽头上轰雷滚滚而犹紧抱其荷包的比喻，不但妥帖确切，而且生动形象，强化了作品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对于以议论为主的政论文，新鲜而活泼的比喻更可以增强文章的神采和生机。
对偶和排比，是梁启超“新文体”语言中最突出的特色。作者称赞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文曰：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
梁启超还常用排句组成对比，他在《少年中国说》中曾以老年和少年精力、性格的不同进行对比。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在梁启超“新文体”的排比和对比中，就含有对偶的成分。有的虽不那么工整，间杂在散行的文字中，长短错落，使文章更显得波澜起伏，变化万端。梁启超冲破桐城古文的束缚，骈散兼用，这对于丰富语言的表达方式，增强散文的形式美、韵律美，都大有好处。
五、“笔锋常带感情”--“新文体”表情艺术的特色。
“新文体”议论天下大事，激情洋溢，酣畅淋漓，因为梁启超笔端常常充满充沛的感情。用说理与抒情相结合的文笔议事论理，情理交织，明快犀利，气势汪洋，动人心魄，产生极大的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散文，不是侧重于客观事物的记叙，就是侧重于主观感受的抒发，就后者而言，抒发主观感受的方式，有的运用抽象说理的议论，发表主张；有的运用形象的文笔格调，直抒情怀。而“新文体”合议论与抒情为一体，常常使人读来感到的是，并非是说理的逻辑力量在推动我们的思路，而是情感的流泻在牵动我们的情绪。
梁启超的“新文体”,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和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的新体散文，在形式风格上，有所承袭，有所发展。同时又吸收了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等旧体文言文可以用来表现新事物新思想的表现手法与文体格调，熔铸而自成新体。
“新文体”以崭新的题材、崭新的主题和崭新的风格，开创了一代新文风，对中国散文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评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新文体”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①。严复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②。陈子展说：“那时海外的华侨、留学生，国内学堂里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做他这派文章。他们用这种文章向当道上书，向报馆投稿，来谈洋务，来谈政治”③。郑振铎说：梁启超的“新文体”“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问题改革的先导”④。
吴其昌说：“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获了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⑤梁启超“新文体”的成就和影响，在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中是其他散文作家所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