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9 月 13 日，在南京大学鲁安东教授的策划和安排之下，一个以“环境的建构”（EnvironmentalArchitectonics）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廉珉轩图书馆召开1）（ 图 1）。之所以在长泾镇举办这次研讨会，当然与鲁安东老师及其团队 2010 年以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民国时期的江浙地区蚕种场建筑遗址不无关系，其中长泾大福蚕种场可谓现状最为完好的遗址 （ 图 2）。之后，关于这些蚕种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理论反思，以及将蚕种场调研与“南京大学2014-2015 学年硕士研究生建筑设计教学”结合的“设计研究”的总结和报道，也陆续见诸于国内重要的建筑专业学术杂志[1-4].作为长泾研讨会的参与者之一，笔者试图在此次研讨会以及随后出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参与南京大学“无尽之墙 :过滤与扩散的建筑学”设计课程展览评图获得的对该课程设计的总体认识，对现代建筑史学语境下的长泾蚕种场及对当代建筑学的意义做一个反思。
1 技术与现代建筑史学
现代建筑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建筑革命，而技术发展和变革无疑是这场建筑革命的重要前提和内容之一。因此，尽管并非所有现代建筑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史学论着都关注技术问题--比如在现代建筑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考夫曼 （Emil Kaufmann）、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柯林·罗 （Colin Rowe） 甚至塔夫里 （ManfredoTafuri） 等2）[5-6],技术发展对现代建筑的影响和意义还是理所当然成为现代建筑史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大凡谈到技术发展，学者们的关注点通常集中在建筑的材料结构方面。在这一点上，西格弗里德·吉迪恩 （SigfriedGiedion）1928 年完成的现代建筑论着《法国建筑，钢结构建筑，钢筋混凝土建筑》（BaueninFrankreich,BaueninEisen,Bauenin Eisenbeton） 可谓是较早的经典案例之一。正是通过这部着作，吉迪恩开始了他作为现代建筑推动者的历史角色。不用说，类似的内容也出现在《空间、时间与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这部划时代的现代建筑史学着作之中。该书第三部分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建筑与技术分裂”（theschismbetween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的命题，而这个“技术”指的就是与建筑的新材料和新结构相关的技术。
另一个更为典型的案例是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Frampton） 的《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在这部同样具有深远现代建筑史学意义的着作中，弗兰姆普敦明确提出作为现代建筑起因的 3 个“变革”:文化的变革 （culturaltransformations）、疆域的变革 （territorialtransformations）、技术的变革 （technicaltransformations），并将“技术的变革”直接等同于结构工程学[7].众所周知，这一立场后来在《建构文化研究》中得到更为全面和充分的发展[8].
除了“技术”一词，学者们对“工程”或者“工程师”的理解和关注大多也专注于建筑的材料结构领域，比如乌尔莉西·普法玛特 （UlrichPfammatter） 论述“以科学和工业为取向的建筑学教育的起源和发展”（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ascientificandindustriallyorientededucation）的专着《现代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诞生》（TheMakingoftheModernArchitectandEngineer）。乍看起来，与吉迪恩“建筑与技术的分裂”的命题不同，普法玛特更加关注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建筑师与工程师的融合 ;其实两位学者的观点毋宁说是殊途同归，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肯定了现代建筑的技术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现代建筑在材料和结构层面的技术性。有趣的是，与吉迪恩《空间、时间与建筑》的副标题“一种新传统的生长”十分相似，普法玛特也将该书引言的标题称为“现代建筑师与工程师：一种新传统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newtradition）。
很难断定普法玛特的观点有多少源自吉迪恩，但是吉迪恩的史学思想曾经对我国的现代建筑历史认知产生直接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笔者所知，长期以来作为我国现代建筑历史教材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编写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正是《空间、时间与建筑》。因此，这部教材呈现出与类吉迪恩基于建筑材料结构的技术观也就不令人奇怪。同样，吴焕加的《20 世纪西方建筑史》也专门以“19 世纪建筑材料、结构科学和施工技术的进步”作为现代建筑发展的技术前提和价值标准[9].现代建筑史学关注建筑的新材料和新结构对现代建筑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说明历史风格消亡和新的建筑表现的必要性甚至必然性。从推动现代建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即便抛开现代建筑史学在这一过程中的“宣传”角色不谈，基于建筑材料结构的技术观也十分符合自古以来人们对建筑技术的认知，彰显了材料使用和结构形式在建筑技术乃至整个建筑文化发展中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说，材料和结构的建筑学认知不仅仍然是当代中国现代建筑历史教育和建筑实践亟待加强的内容，而进入 2000 年后“建构”话语的兴起“、结构建筑学”命题的提出、“结构建筑学”巡回展的举办及其相关讨论在学界和业界引起的共鸣和关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建筑史学也呈现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与技术决定论有关。在这方面，柯林·罗早在 1947年发表的“理想别墅的数学”一文已经通过勒·柯布西耶与帕拉第奥的比较，提醒人们技术 （ 通常被理解为材料和结构技术 ） 只是决定建筑表现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罗指出，尽管两位建筑师都曾为自己的建筑形式给出结构的理由，但是他们的理由其实都是“夸大其辞”--“帕拉第奥宣称，承重墙结构要求绝对对称；而勒·柯布西耶则声言，框架建筑需要自由布局 :但这些无疑是 （ 至少部分而言 ） 对最新样式的个性化追求，因为采用传统结构的非对称建筑仍然有效，而在框架建筑中采用传统平面也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11]
很显然，结构与建筑表现一一对应的技术决定论不能令人信服。幸运的是，无论“建构”的话语还是“结构建筑学”的观点都与上述技术决定论相去甚远（至少理论上如此 ）。相比之下，倒是现代建筑史学乃至整个建筑学科在技术认知上的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思考和讨论，而这个问题与班纳姆对现代建筑史学的批评不无关联。
2 班纳姆对现代建筑史学的批评
在 20 世纪现代建筑史学领域，英国学者雷纳·班纳姆 （ReynerBanham） 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也是我国建筑学界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一位现代建筑史学家。班纳姆最初学习工程专业，之后进入伦敦考陶德艺术学院（TheCourtauldInstituteofArt），师从早期现代建筑史学家重要代表之一的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并在其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就此而言，班纳姆的学术背景可谓师出名门，“根正苗红”.但是，无论是他早期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关注，还是 1960 年代作为粗野主义（Brutalism）、独立小组（theIndependentGroup） 以及阿基格拉姆 （Archigram） 的理论代言人，或者晚年的洛杉矶城市研究，班纳姆的学术生涯一直都在桀骜不驯中呈现出对“主流”学术思想 （ 其中也包括班纳姆自己的导师佩夫斯纳的史学思想）的质疑和批评。
1961 年，班纳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学术生涯的第一部重要着作《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Theory and Designin the First Machine Age）。这正是人们对现代建筑的认识发生转折的时期。之前，尽管现代建筑史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为现代建筑追根溯源、建立历史谱系的倾向--比如考夫曼的《从勒杜到勒·柯布西耶 :自主性建筑的起源与发展》（Von Ledoux bisLe Corbusier: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derautonomenArchitektur），或者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 :从威廉·莫里斯到瓦尔特·格罗皮乌斯》（Pioneers of ModernMovement: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Gropius），但是现代建筑却一度被认为是非历史性的，是与历史和传统的决裂。这一观点在二战之后得到很大程度的修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格罗皮乌斯、密斯、勒·柯布西耶等现代建筑风云人物与历史和传统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比如，密斯对辛克尔传统的传承，勒·柯布西耶与他抨击的巴黎美院“学院传统”的暧昧纠缠等；而柯林·罗 1947 年发表的“理想别墅的数学”更将勒·柯布西耶的历史渊源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帕拉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