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现代建筑史学语境中的长泾蚕种场与几个问题的讨论
本文所谓的现代建筑史学语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吉迪恩到班纳姆再到霍克斯的以西方现代建筑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在这方面，班纳姆以及深受其影响的霍克斯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突破了以风格或者形式演变为主导的史学倾向，更在于他们对现代建筑史学基于材料结构的技术观的超越。
本文所谓的现代建筑史学语境的第二个方面当然应该与中国现代建筑史学有关。毋庸讳言，与已经形成丰富学科传统的西方现代建筑史学相比，中国现代建筑史学仍处于初步阶段。在这方面，邹德侬先生及其合作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建筑史》可谓一部开山之作。
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讨论这部着作的得失。在此，笔者只想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涉及一点，即该书伊始对“建筑中的现代性”作出界定，其中关于“建筑技术体系”的词条是这样表述的 :“由建筑材料、结构和设备等构成的技术体系大变革。
手工业社会的自然材料，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人造材料 ;原有的砖、石结构转变为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等新结构。同时还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建筑设备，如电梯、空调和通信设备等等。”[19]1显然，在这个简短的表述中，“设备”已经与“结构”一起成为建筑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无论该书第五章第三部分对“建筑技术革新初潮”的论述，还是书的其他部分，“技术”仍然是在材料结构的层面上进行理解的，而班纳姆意义上的现代建筑通过机械设备对环境进行调控的内容则完全缺失。同样的缺失也存在于澳大利亚学者爱德华·丹尼森（EdwardDenison） 和广裕仁合着的《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视角与变革》（ModernisminChina:ArchitecturalVisionsandRevolutions）之中[20],尽管该书的研究范围和案例原本可以、也完全应该涵盖这方面的内容。相比之下，钱海平等着的《中国建筑的现代化进程》则在“建筑技术与建材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专门的小节论述“建筑声学、照明及保温隔热技术的发展”和“建筑设备制造及安装业的发展”[21].不足之处在于，环境调控还未能成为该书的主题，而且仅有的论述也过于笼统，缺少更为具体的研究。
就此而言，长泾蚕种场的建筑学意义首先在于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并通过这个案例说明，现代意义上的环境调控不仅在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建筑中实实在在地出现过，而且还与其自身的建筑空间、结构和形式相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诚然，长泾蚕种场还只是一个生产型建筑，其环境调控也只是为蚕丝生产而不是人的生活设计建造的。
但是，正如我们在班纳姆的着作中可以看到的，即使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环境调控的建筑设计在开始阶段也不是以改善人的生活条件为目的的。相反，最先进的环境调控设计往往首先出现在生产型建筑之中，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建筑现代性的特点。
这就带来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中国现代建筑与西方/国际现代建筑的关系。
《中国现代建筑史》承认国际现代运动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影响，同时指出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这一影响曾经被中断、排斥甚至隔绝。该书还指出中国现代建筑的某些特点，如工业化与非工业化的共存，传统建筑体系与现代建筑体系的共存，或者在创作环境方面，中国现代建筑有其“独特的建筑政治现象”“集体创作和长官抉择”“传统本位与形式本位”等，更不要说每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建筑的“特殊轨迹”了。尽管如此，该书没有将中国现代建筑的“特殊性”与现代建筑的“普遍性”对立起来。换言之，尽管认识到某些“特殊轨迹”,《中国现代建筑史》仍然认为，“中国现代建筑是国际现代建筑运动的组成部分。”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某种单一的“现代运动”的存在 （ 尽管建筑中的“现代运动”确实曾经在欧洲出现过 ），也不意味着中国存在这项运动。毋宁说现代建筑具有某种不可回避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性”特征--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建筑史》试图对“建筑中的现代性”进行界定就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史学举措。在这方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人们以建筑的风格或形式来界定现代性特征。相比之下，正如本文之前已经指出的，班纳姆对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贡献之一无疑在于彻底超越了风格主义，进而从环境调控的层面重新认识现代建筑的发展历史和现代性。为此，班纳姆不仅指出以“机械美学”为风格特征的现代建筑在环境调控方面的不足甚至失败，而且也向我们展现了诸如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Royal VictoriaHospital in Belfast,图 11） 这类被遗忘的现代建筑的现代性。在班纳姆看来，尽管在外观上毫无现代建筑形式可言，但是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环境调控设计方面比格罗皮乌斯设计的任何建筑都更为现代，更可以作为佩夫斯纳所谓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却被佩氏的着作完全忽视[14]82.诚如维德勒所言，《环境调控的建筑学》是班纳姆“另类”建筑学的“另类”建筑史（an“autre”historyforan“autre”architecture）的集中体现[6]140.显然，这种“另类”是相对于“主流”西方现代建筑史而言的。它再一次说明，西方现代建筑或者更广泛地说现代建筑本身其实并非铁板一块，人们对“主流”现代建筑的认识也是相对于不同“主流”标准而言的。按照班纳姆的定义，真正的现代建筑恰恰是超越风格的、符合现代功能和使用要求的建筑，而在环境调控方面更为精致的设计以及相应技术的发展正是现代建筑有别于传统建筑的重要维度之一。然而，面对班纳姆的“未来主义的现代主义”,维德勒没有指出的是它在当代条件下的偏颇和缺失。就此而言，如果有着“精确而又复杂的环境需求”的长泾蚕种场可以被视为“主流现代建筑之外的另类线索”[2]66的话，那么这种“另类”既可以被认为从一个“中国角度”印证了班纳姆“另类”建筑学的“另类”建筑史的必要，以及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必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对班纳姆“未来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某种批判。
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建成于1903 年，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适用于大型公共建筑的采暖和通风机械系统。这是长泾蚕种场不具备的。另一方面，与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不同，长泾蚕种场至多只是一个“不知名”设计师的作品[1],如果还不能算完全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因此，尽管 1930 年代民国政府为振兴民族养蚕业而在消毒、换气、保温、保湿、作业、光线等方面建立的“合理性”标准，研究者们仍然倾向于将长泾蚕种场的蚕室建筑视为“地方建造体系应对现代性的适应性发展”3） [3].一定程度上，这确实是长泾蚕种场的发人深省之处。在建筑层面，它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现代/摩登”形式，也与官方建立的中国建筑“固有式”相去甚远，而是在江南地区原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地与蚕业生产的现代化要求相结合。在技术层面，它同样不拘一格，通过墙厚的变化、窗洞的排列组合与开启方式的多样性、室内地火龙与排烟道的设置、以及屋顶的金属风帽等，将自己转化为一个环境调控的“机器”.这个机器可能远没有现代主义和技术未来主义意义上的先进性，倒更像是班纳姆在赖特的草原住宅中看到的教益--在这里，环境调控设计不仅是一个与建筑妥善结合的问题，而且环境效应（environmentalperformance）的改善是在没有新奇技术（technologicalnovelties）的情况下取得的[14]109,111.长泾蚕种场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班纳姆概括的人类环境调控的基本模式，既有保温模式和选择模式，也有再生模式。
正如窦平平和鲁安东在调查报告中敏锐指出的，这是一个“仅稍加能源利用，即将选择型方式处理环境发挥到极致的典型。”
[1]30也许，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长泾蚕种场的设计者和运作者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它还只是一个生产型建筑，而非为人的生活而创造的环境。但是，后班纳姆时代的环境调控研究已经显示，环境调控不仅是一个为人类提供更为舒适生活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建筑物的基本功能中重塑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这导致现代主义根据“最舒服温度”确定的热舒适性 （ 在柯布那里它被确定为普遍通用的18C）开始让位于对建筑能耗问题的思考 ;另一方面又要求在以更多可再生能源取代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同时，通过“选择性设计”减少环境调控的能耗和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类似的立场也在进入 21 世纪后方兴未艾的“热力学建筑”知enn odynam icarch itectr,re）中体现出来一一更多被动式技术，更少主动式技术，通过形式、材料和空气之间的互动，重新划分建筑学“前现代一现代一未来”的时间概念，并最终使现代主义的技术模式黯然失色。在这些方面，长径蚕种场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教益，前提是我们对它在物理层面的“环境效应”有足够深入的研究。班纳姆的着作显示，对空气运动、温度分布和湿度的技术性分析在1857年的英国已经形成（图12）。相比之下，我们对长径蚕种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直观层面。
遗憾的是，旨在回应苏南蚕种场的“建筑学意义是什么？”的南京大学概念设计课程-“扩散：空间营造的流动逻辑”似乎没有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现状。该设计课程以“通过在蚕室中植入新的功能改变空气流通的‘效应一书乡式”,为主题口，但是从之后举办的“无尽之墙：过滤与扩散的建筑学”的展览来看，没有学生真正对“效应一书乡式”的技术问题感兴趣，也没有任何关于“效应一书乡式”的具体分析研究，取而代之的是脱离了技术层面的形式和空间游戏。一些通过长径等江浙蚕种场研究（称之为“设计研究”也未尝不可）原本应该被思考的环境设计问题-比如霍克斯在《选择型环境》中提出的“环境设计核查单”令nvironm entaldesgncheckl的中更为实质陛的内容，第八章-被忽视了，设计兴趣点过快也过于轻松地滑向没有技术（tech n ics）只有“诗”的“环境的想象”.
本文无意将建筑学问题等同于技术甚至物理问题。然而不可否认，当技术维度仍然在中国现代建筑学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情况下，缺少技术认知支持的“环境的想象”很容易重蹈班纳姆在现代建筑“机械美学”中看到的以形式取代技术的发展倾向的覆辙。因此，在当代中国建筑学已经逐步将“建构”和“结构建筑学”视为自己的重要议题，并且认识到结构的技术含量（而不是表皮的构造和节点）才是衡量“建构”水平高低的关键要素之时，以长径为代表的江浙蚕种场的“发现”则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7待与当代中国建筑学有效融合的技术议题-环境调控（或者用长径研讨会的术语来说，“环境的建构”），而且这是在人类面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挑战并努力探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笔者看来，这就是长径蚕种场对当代建筑学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