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开始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次灾难，主要经济体几乎无一幸免。时至今日，虽然欧洲等地依然“余震”不断，但总体来讲各国都已处于复苏进程当中，“后危机”时代已然来临。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凯恩斯经济学以救世主的姿势横空出世并长期占据学院和宏观政策的舞台；70 年代的滞涨又使新古典学派夺回阵地。此后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逐步融合，宏观经济学建立起以拉姆齐模型、理性预期为基础，以动态优化为方法，辅之以复杂数值计算的优美范式，似乎进入了 19 世纪末汤姆生所言的“经典物理学大厦既成，只有两朵乌云悬而未决”的时代。
金融危机后，主流宏观经济学遭受到来自学术界、政策界人士的猛烈批判，同时，在大萧条时代的凯恩斯经济学又重新得到重视。我们在权威的学术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 中统计了 2000—2012 年“Keynesian”一词的出现频率和凯恩斯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引用率。可以看出，虽然随着学术刊物的增多，“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但从 2007 年开始，两者都有一个明显的向上跳跃，可视为凯恩斯经济学复兴的例证。
二、萧条中的凯恩斯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于对大萧条的抗争之中，对萧条的解释和应对政策，也历来是凯恩斯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战场。在凯恩斯经济学失落的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一度以为萧条不会再度发生，经济学已经掌握了避免萧条的法宝。但是，2007 年以来，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全球的经济危机又使萧条重归经济学家的视野。
1.萧条产生的原因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是：萧条产生于有效需求不足。新古典学派则否认“需求不足”这样的说法。克鲁格曼曾经以一个生动的婴儿互助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例子最早在 1977 年由 Sweeney 夫妇给出：150 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婴儿看护联盟”，发给每家 20 张看护券。当有事外出时，可以用看护券请联盟成员帮忙照看半小时婴儿。结果，大部分人都想拥有多于 20 张看护券，于是大家都不外出，看护工作也就愈发减少，联盟名存实亡。萧条产生了。
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这是无须担心的事情，大家都不外出，看护券的价值就会上升，可以换取更多的照看时间，即外出相对变得便宜，最终的均衡结果是外出增多。克鲁格曼说，很可惜，需求不足，无法满足大家的工作意愿是危机发生时的事实，而新古典的结论则是模型的推演。
2. 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
尽管有效需求不足可能被新古典者否认，但没有任何政府会面对危机袖手旁观无为而治。凯恩斯主义的典型政策是用大规模政府支出方案刺激经济。
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中，财政政策对经济扩张的效果是通过凯恩斯交叉和 IS-LM 曲线来说明的。这种简略的分析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John Cochrane 就认为，政府刺激方案必定导致家庭被借债，从而不得不削减开支，企图用政府开支来使经济全面复苏的凯恩斯政策实质是“无中生有”，类似于麦道夫的彭齐游戏。
Krug man 则反驳说 Cochrane 把会计恒等式当成了经济关系，忽略了乘数效应。
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有效的考察，涉及到李嘉图等价问题。李嘉图等价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学命题，其基本含义为：政府用发债还是征税来筹集资金效果相同，不会对家庭的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巴罗在 1974 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为该命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因此，这一命题也被称为“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等价是否成立，在何种条件下成立，是凯恩斯经济刺激能否成立的前提。试想政府为陷入衰退的经济实施刺激方案，如果通过增税来筹资，可以预见私人消费将受到极大冲击，也很少看到政府用增税来筹集经济刺激方案所需资金。若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筹资，则对私人消费的抑制作用是模糊的，这也成为经济刺激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巴罗 1989 年的论文中，列举了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五个质疑：第一，经济主体并非长生不老的，因而不会有人关注死后的税负问题；第二，私人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个人的实际折现率要高于政府；第三，未来的收入和税负具有不确定性；第四，税收往往并非一次性总量税，而取决于收入、支出和已有财富存量等方面；第五，李嘉图的结果强烈依赖于充分就业的假定。凯恩斯在推广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时，给出的理由接近于第一点——“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很遗憾的是，巴罗总结了对于李嘉图等价的经验研究，结论基本上是支持等价成立的。
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有效的第二个争论，是短期出台的政策是否会缺乏论证，造成无效投资。
最极端的例子是，经常有人用“雇一批人来挖沟，再雇一批人把沟填上”来说明凯恩斯的刺激政策。美国大萧条时期建立起来的大规模公路网，遗留下了许多终年车迹罕至的路段，也可归于此类。中国的“四万亿”方案中仓促上马的一批高速公路，也存在着此类问题。
我们也看到，在 2007 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方案更加多元化，已经从早期单一的凯恩斯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
当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价。
三、后危机时代复兴的新凯恩斯经济学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以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加入价格粘性、非完全竞争市场等因素的研究文献，被称为新凯恩斯经济学。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包括 Taylor，Akerl of，Summers，Mankiw 和 Gali 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对凯恩斯思想的伟大复兴，另一部分人，包括绝大部分的新凯恩斯学派学者，则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复兴，而是宏观经济学以新古典为基础的演进。格里高利·曼昆 1992 年在《欧洲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性文章《凯恩斯经济学的再生》。他特意用了“再生（reincarnation）”一词，而非“复兴（resurrection）”，表示新凯恩斯是融合进了新的元素，新的框架，而非凯恩斯思想的简单重复。
新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模型总体上延续了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但又有两点不同：一是引入了价格粘性，厂商未必能自由调整价格；二是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每个厂商都有一定的垄断能力。在上述模型设定下，可以推导出对应与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的两条曲线：描述产出与利率关系的动态 IS曲线和描述产出与通胀以及预期通胀的菲利普斯曲线。值得指出的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不同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常常简写为 NKPC）是“向前看”（forward-looking）的，即实际产出和自然状态产出的差取决于当期通胀和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之差。这一重大改变的产生基础是新凯恩斯模型接纳了理性预期和无穷期框架。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政策含义也不同于传统的凯恩斯模型。假设存在着一个中央计划者，则中央计划者会选择边际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方式，同时消除价格粘性，这被称之为最优状态。在分散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价格粘性，企业实行正常的垄断定价，达到的状态被称之为次优状态。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把通胀控制在自然状态通胀率处，此时价格粘性带来的效率损失被消除了，经济达到次优状态；再进一步，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补贴垄断企业，达到最优状态。对合适的货币政策的选择，如泰勒规则，构成了新凯恩斯经济学讨论的核心，传统的凯恩斯财政政策反而退居其次了。更为复杂的新凯恩斯模型加入了工资刚性、菜单成本等假设，但基本构架没有改变。一般认为，新凯恩斯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为凯恩斯的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
但是，这个微观基础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并不是很容易评价的。新凯恩斯的微观基础，不仅包括垄断竞争市场、价格粘性，也包括无穷期框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一决策论基础，理性预期这一“信息基础”和代表性消费者这一“加总基础”。而凯恩斯的最初想法，从决策论角度是偏向行为经济学、心理规律的；从信息论角度看是偏向非理性的预期的；从加总基础来看是反对“个人的加总是整体”这一简单计算的。凯恩斯的原始理论固然是粗糙的，但他的粗糙并不全是受制于技术工具的限制，还体现了对人类个体行为模式和集体行动规律的洞察。从这一点上说，新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取得他们自己认为的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新古典仍然占据着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刊物的大部分版面，但新凯恩斯学派在政策界的影响力却远远高于新古典学派。新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 Mankiw，Summers 等人长期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等政策要职，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乃至全球经济都有广泛的影响。尽管新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竭力否定他们的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复兴，但他们的政策影响力显然来自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更加明显的政府干预倾向。按照新古典对经济的假设，经济政策制定者几乎无需熨平经济波动，只需要发布经济运行数据，让理性的、有预见性的行为主体作出决策即可。这显然与现实经济，尤其是危机时代民众对经济政策的诉求有很大偏差。可以说，在政策层面，凯恩斯经济学是政治家的天然选择。
四、包容发展的凯恩斯经济学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由于技术原因，很多理论假设无法检验，以至于需要填充意识形态和先验的信念，从而导致学派的分化。凯恩斯学派的粘性价格、市场不能出清等所谓思想早已成为可验证的事实，新凯恩斯学派也大量借鉴新古典的技术方法，又何来凯恩斯经济学呢？
如果说凯恩斯经济学将继续作为一个名词存在，那么笔者认为，它与其他经济学派的区别不在于有多少对立的价值观，有多少不同的方程，或者有多少不同的政策建议，而在于一种学术态度和学术审美，即坚持从真实世界入手，以真而不是美作为经济学的标准。
（1）探寻更为合适的宏观分析时间框架。古典经济学派并没有明确的时间框架概念。凯恩斯在《通论》发表前几年就石破天惊地说：“长期是对当前的误导。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新古典学派）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在长期中会过去，海洋必将平静，那么经济学家给自己的任务就太过于容易而无用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毫无疑问是简洁实用的，但却欠缺严谨。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个人无穷期模型和家庭世代交叠两种时间框架，数学形式上优美但又不符合实际。新凯恩斯学派仍然延续了新古典的时间框架，放弃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如何探寻能够将短期波动分析和长期增长分析统一于一体的宏观经济学时间框架，或许是下一代宏观经济学家的方向之一。
（2）加入更多的行为因素。凯恩斯在《通论》中曾经提到了人类三大心理法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减、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心理法则，在今天看来当然过于粗糙，且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心理学规律，但它至少代表了凯恩斯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人类的心理规律。心理规律在当今的经济学中被效用最大化简化至极致。近年来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对此作出了修正，提出了个体效用的锚定理论，即任何满足都必须有参照点。但是，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嫁接并非那么顺利，至少在今天尚未占据一席之地。宏观经济学中民众对政策的反应、金融市场的波动都远非简单的效用最大化所能刻画。除此之外，凯恩斯之所以用三大心理规律而非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也有可能是洞见到了人的不完全理性。以有限理性+锚定理论+群体心理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解释力应该会全面超越现有的框架，也是对凯恩斯传统的继承。
（3）加入更多的博弈论成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大弊端是认为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即是整体，忽略了微观行动到宏观波动之间复杂的传导机制（包括价格、信息等等）。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全盘照搬了新古典学派的这一方法论，使凯恩斯的决策论、信息论思想未能得到体现。博弈论为刻画个体决策过程中的互动提供了工具。很多传统的宏观问题，从博弈的角度会有新的认识。例如，婴儿看护券的例子中，关键在于价格能否自动调节，信息能否自由传递，导致市场出清。看护券的价值没有上升，就表明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此处的价格粘性，而更适合被归结于“集体行动的失败”。集体行动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信息的不畅、交易成本、搭便车等等。由于集体行动的失败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更适合从博弈论的角度加以研究。
五、结论与讨论
透过这次经济危机，我们要真正弄清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含义，不能盲目地依赖，一遇到经济危机就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一遇到经济下滑就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凯恩斯经济学及其经济政策，曾经保持了战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也曾经给经济危机带来希望，然而最终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使得经济学回归到市场调节，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曾以给人民带来稳定与幸福，给经济带来效率和繁荣，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为己任。但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了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在虚拟经济上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动荡不安。
从经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并且一次比一次有更大的杀伤力。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后危机时代，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完全拿来凯恩斯主义，而是要加速二者在更广泛领域的融合，着眼长远的让宏观经济在协调中发展，只有这样，全球经济才不会一次又一次受到经济危机的摧残。
参考文献：
[1]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
[2]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