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历史比较(3)

　　就汉语研究汉语，便无从知晓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汉语的个性特征还是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至此，我们可以走出汉语，进入所谓“汉藏语系”.从汉藏语系内部出发，是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在“汉藏语系”语言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种类语言有着各自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三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单位名词+）数词”,“名词+数词”,且明显有别于汉语结构，例如：汉语的“两个人”,彝语是tsho33?i31ma33（人+两+个），土家语是no55ne55xu21（人+两+个），羌语是m?33?i55l?35（人+两+个），景 颇 语 是mǎ31?a31mǎ31?ai33lǎ55kho?51（人+个+两）或 者mǎ31?a31lǎ55kho?51（人+两），门 巴 语 是so55?o13?ik13tsi?55（人+两），等等。
　　
　　由此，我们观察到“汉藏语系”所属语言之间在单位名词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必要指出，就目前的语系研究成果来看，“汉藏语系”本身存在诸多根本性的问题，相对于它属下的诸多种类语言而言，它显然只是外在的强加。而更为科学又符合语言事实的路径则应该是：在“汉藏语系”获得充分论证之前，不拘泥于所谓的“亲属关系”,打破已有的语系理论框架格局，在不同的语系之间、不同的语群之间、不同的语族之间、不同的语种之间建立结构性的链接，展开历史比较，从而获得对汉语单位名词的一般性指认。
　　
　　在世界语言范围内稍加比较，便看到各样不同的结构同时存在，例如：南岛语系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的马来语结构为：“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如tiga orang polis（三+位+警察），tiga buah rumah（三+座+房子），tiga biji cawan（三+只+杯子），tiga ekor ikan（三+条+鱼）。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西部语支的波斯语结构为“数词+（单位名词+）名词”结构，如se ketab（三+书）或者se ?eld ketab（三+本+书），se livanab（三+杯+水），se kilo gusˇt（三+公斤+肉）。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部语支的德语结构为“数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如drei Bücher（三+书），drei Tische（三+桌子），drei Tassen Wasser（三+杯+水），drei Kilo Fleisch（三+公斤+肉）。至今仍无宗亲归属的日语结构则为：“数词+单位名词+的+名词”,如：三册の本（san-satsu no hon,三+本+的+书），三人の警察官（san-nin no keisatsukan,三+位+的+警察），三轩の家（san-gen no ie,三+座+的+房子），三匹の鱼（san-biki no sakana,三+条+的+鱼），三キロの肉（san-kiro no niku,三+公斤+的+肉），三杯の水（san-bai no mizu,三+杯+的+水）。由此可见，单位名词不只是汉语的一个特征，也不只是所谓“汉藏语系”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能够就“单位名词”将汉语放置在世界语言之中进行共时、历时比较，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那么，汉语中“单位名词”必将获得全面的描写与解释，并为汉语系统流变的规律提供足够有力的支持。
　　
　　再以王力的结构研究为例。王力指出：主-动-宾的词序，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词序[1].这在迄今为止的汉语研究界都是毫无争议的。他举证海南保亭黎语、越南语等，通过比较，指认它们都与汉语的词序一致，并认为从宾语的位置上来看汉语和侗傣苗瑶比较接近，是有充分理由的[2].此前，他特别在脚注中指出：因此，我同意契科巴瓦教授的看法，把汉藏语系分为两个语群，即汉台语群和藏缅语群[3].
　　
　　对此，我们似乎首先需要思考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词序？第二，以宾语的位置来判断汉语与“汉藏语系”中其它种类语言的亲近程度是否有效？
　　
　　词序首先是一个语音序列，也是语言组织的形式结构，它的价值就在于表达思想，换句话来说，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语音序列、这个形式结构呈现出来。例如：是这个女生给的那束玫瑰花/是这个女生给那束玫瑰花的/那束玫瑰花是给这个女生的/那束玫瑰花是这个女生给的/那束是这个女生给的玫瑰花/那束是给这个女生的玫瑰花/给那束玫瑰花的是这个女生/显然是完全相同的语词，却因为词序的不同而传达不同的思想或细微的语义差异。也就是说，汉语系统允许多种词序的相对存在，其根本则在于：思想选择词序。词序是对人类思维方式及心理选择的深层表达，应当说，是我们的思想使得我们的汉语词序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每一个词语都具有参与语音序列或形式结构的能力，而这个系统同时又赋予它相对自由的结构能力，使得同样的词语可以有多种可能的序列，这恰恰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自古至今的汉语词序便是佐证，例如：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始计》）。
　　
　　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唯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间世》）。
　　
　　正说之间，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的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了。”（《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探春笑道：“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宾语的位置来判断汉语与“汉藏语系”中其它语言的亲近程度是否有效？这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把词序“主语+动词+宾语”看作是汉语及“汉藏语系”中部分语言所独有的区别性语言特征。不妨把研究视野扩大到世界语言范围，以便获得更多的视角、更多的数据。结果我们看到，具有“主语+动词+宾语”词序的语言种类在各个语系中都有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词序广泛分布于世界语言之中，例如：
　　
　　努佩语：egi-zì gí y?k? tò n?k??. （孩子-们+吃+鱼+和+肉）
　　
　　马来语：Anda jumpa buku ini.（你+找到+书+这）
　　
　　巴斯克语：Aitak abzuen fabrike aundi.（父亲+拥有+工厂+大的）
　　
　　法语：Vous connaissez mon père.（您+认识+我的+父亲）
　　
　　荷兰语：Ik schrijf de brief.（我+写+信）
　　
　　意大利语：Parla itliano.（说-第三人称单数+意大利语）
　　
　　波兰语：Nie lubi gotowac.（不+喜欢-第三人称单数+烹饪）
　　
　　英语：I love poetry.（我+喜欢+诗歌）
　　
　　以汉语以外的语言为参照，只稍作比较，我们便看到“主语+动词+宾语”不是汉语或“汉藏语系”中部分语言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那么，以它作为标准判断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似乎有牵强之嫌。我们或许可以尝试观察各个种类语言有怎样的结构组织和思想表达方式，通过历史比较方法，找寻更多的语言事实以及语言所赖以生存的语音及心理数据，由此获得语言结构的一般类型，而后再反观汉语，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有汉语的结构特点，更有汉语区别性结构特征。
　　
　　论及汉语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的历史比较，钱大昕（1728–1804）是成功的开拓者。他指认：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1].并举证：古读“文”如“门”,古读“弗”如“不”,古读“方”如“旁”,古读“封”如“邦”,古读“无”如“模”,古读“房”如“旁”[2].而他的研究恰恰来自历史比较，他选择了梵语作为参照系，如：梵书入中国，翻译多在东晋时，音犹近古，沙门守其旧音不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3].虽然吠陀三声与汉语四声的形成并没有显在的、直接的勾连，但正是由于吠陀三声的启示，我们的先人指认了汉语中实际存在的声调，并将汉语中的声调归为四声，由此获得对汉语语音策源的本质认识，这才有了历代研究者关于四声看似不同的指认，如王念孙（1744-1832）和江有诰（？-1851）认为古人实有四声；段玉裁（1735-1815）认为古人没有去声；黄侃（1886-1935）认为古人只有平入两声，这与段玉裁的观点没有冲突。黄侃所认为的“平声”实际只是一个大类，倘若细分，则与王念孙和江有诰大体一致。这之后，有陈寅恪（1890-1969）的《四声三问》[4],有饶宗颐（1917-）的《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5]等等，他们同样采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足见吠陀三声作为参照物彰显了汉语四声的研究。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更多地用在了汉语语音研究，并没有与结构系统、词汇系统有机结合起来，也便没有真正系统地进入汉语史的一般性研究之中。只有当汉语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的历史比较是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汉语史研究才有望获得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