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湖湘热土上浪漫与现实的奇妙交融，铸就了卓越的文化艺术，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湖南刺绣。1958年，在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工地所发掘的战国木廓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花绢残片佐证了湖南刺绣的历史。特别是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技艺精湛、艺术水平极高的绣品，再次体现了湖南刺绣高度发达的工艺水平。这些绣品融神话、传说、现实于一体，极富浪漫色彩，弥漫着具有丰富奇异想象的楚文化浪漫色彩。
湖南上古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属楚。楚文化源自中原文化，但中原文化的音乐、舞蹈、歌曲等艺术，主要以平庸中和为主，而楚艺术，无论娱神娱人，都注重审美愉悦。楚文化亲鬼神，好巫术，崇火尚凤，偏重情感，追求浪漫，神巫文化是南楚精神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汉书》记载有楚人信巫而好祠的风俗，宫廷巫风尚有楚怀王“隆祭礼，事鬼神”之记载，民间更为盛行。巫神信仰的楚文化体现在刺绣上多浪漫情调和神秘色彩。
刺绣艺术则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楚文化中的夺目明珠。《史记》记载：“楚庄王有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礼记》更有记载诸侯棺材上盖有刺绣装饰物，足以说明当时刺绣的盛行。1982年在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丝绣品是楚刺绣工艺高超水平的最佳说明。其量多，保存亦好，既有帛画、棺罩、棺饰绢带，又有绣罗单衣、绣绢棉袍、绢面夹衣、绢地龙凤纹绣锦衾等，形状完整，色泽鲜艳。从出土绣品可看出，楚绣的题材与楚文化特质紧密相关。楚人服饰的刺绣大都采用龙凤为主题装饰物。除龙凤的主题外，楚绣中还有虎、鸟、花卉和各种几何纹，如绣龙凤罗衣中的老虎纹样，就是选取老虎威猛的特征寄托避灾驱邪、祈福迎祥的情感，这种图案纹样通过变形而抽象构成，明显具有神巫色彩，属于典型的楚文化。楚绣的花、草图案纹样主要是茱萸纹和莲花纹。茱萸是一种常绿带香的草本植物，常用作药用、佩饰、祭祀、避邪之物，用途广泛。莲花别名芙蓉、芰荷，除具有清热解暑、消肿止血、降火、除寒湿、补身、健胃等实用价值外，还是佛教文化中象征神圣的植物。现代湘绣仍保留有芙蓉、老虎题材，特别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湘绣艺人的创造和发展，后来用鬅毛针法绣制的老虎绣品已成为了湘绣区别于其他绣种的标志性产品。
从出土绣品还可看出，楚绣构图以左右对称组织的多，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对称连接而成，严谨中彰显端庄、稳重，自然而得体；或左右刚好倒置，在相接处适当穿插，优美中透着生动、活泼，巧妙而别致。左右倒置的绣品初看是交织缠绕，画面复杂多变，实则错落有致。而楚绣中的龙凤绣品，虽然龙凤左右绝对对称，但以凤为主，两条小龙只是象征性地被安置在凤的头部，针法匀密，色彩艳丽，丝线流畅，用娴熟的手法表现形态、色彩、线条，做到了对比统一，构图形美，浸透着楚人的审美情趣和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正是中华民族图案装饰的民族风格的体现。
楚绣工艺技法多以锁绣（辫绣）为主，少数间用平绣。如龙凤虎纹绣禅衣，绣品正面所绣花纹，从反面甚至难以看出施针线头痕迹，绣艺极精，正如如今湘绣双面绣的“藏针引线”.江陵楚绣的卓越成就，是中国古代刺绣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
与楚绣一脉相承的是汉代刺绣。根据古代文献及传世、出土刺绣实物分析，湖南刺绣最具影响、最有成就的时段在汉代和晚清。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了40余件绣品，包括了衣、袍、裙、袜、手套、枕、香囊等，分别为有信期绣、茱萸纹绣、方棋纹绣、长寿绣、乘云绣、去纹绣、铺绒绣和贴羽绣等，均显示了刺绣艺人们匠心独运和绣品浪漫、奔放的艺术风格。汉绣工艺色彩绚丽，据统计，有浸染色相29种，涂染色相7种，共36种。
这些彩绘印染虽不是直接的刺绣，但它为刺绣施针提供了实物与样稿，为后来的绣稿上料提供了借鉴，表现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工艺技法上以辫绣为主，铺绒绣为辅。针脚整齐，虽然针法简单，但辫绣这种针脚小、丝线细的工艺，要做到针脚致密匀称，针路游转流畅，角度一致，针法技术要求制作者具备二三十年的针脚功夫才能完成。特别是在花纹末尖的绣制中，除了丝线细如发，还使用了类似后来发展起来的接针的绣法。再如，从拓黄缣地绣方棋纹残片上可看出，绣制者使用了辫子股绣法，其针路线迹极似后来的打籽针绣法。两种针法发展成后来运用频繁的接针和打籽针。因此，在工艺技法上，汉绣较战国时期的楚绣有所创新和发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绣品虽属汉代刺绣，却仍然可看到十分明显的楚文化痕迹。江陵和长沙都为昔日南楚故地，这种连续性和继承性就更为明显和直接，可见楚国刺绣对汉代刺绣的影响。
不管是楚绣还是汉绣，甚至还有长沙出土的其他刺绣残片，都为我们展现了几千年前湘楚大地刺绣艺术高度发达的繁荣景象。它们在题材内容、纹样图案、工艺技法、艺术风格上都具有明显的湘楚文化特质，深深镌刻着地域文化的印记。这些湘楚文化的地域特质和精髓，一直是湘绣艺人在现代湘绣创作中的至高追求。
参考文献：
[1]邹敏讷。湖湘刺绣（一）。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
[2]李湘树，李立芳。湖湘刺绣（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