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常州漆艺兴盛的关联因素探究

漆艺毕业论文第六篇：宋朝时期常州漆艺兴盛的关联因素探究

 

　　摘要：两宋时期，常州社会经济发达、商品贸易繁荣，手工业制作水平飞速提高，漆器的生产制作水平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进步。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常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交通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有利的条件对常州漆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漆艺发展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鼎盛时期之一。

 

　　关键词：宋朝; 漆艺; 常州; 影响因素;

 

　　Analyze on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the lacquer art of Changzhou in Song dynasty

 

　　Dong Hao

 

　　Abstract：During the Two Song Dynasties,Changzhou enjoyed a well-developed social economy,commodity trade. The handicraft process has gained a rapid growth with technology improving quickly. The lacquerware production developed in all level. With the shift of 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 to south,Changzhou region has witnessed the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n politics,economy,culture,population,which exerted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cquer art in Changzhou. It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one of the few eras where lacquerware process reached a zenith.

 

　　常州地处长江之南、太湖之滨,宋朝时期属于两浙西路,其漆木器工艺历史悠久。考古发现,常州漆木器制作和使用的历史可以追溯新石器时期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两宋时,常州社会经济发达、商品贸易繁荣,手工业制作水平进一步提高,漆器的生产制作水平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靖康”之后,随着宋高宗南渡,定都临安。朝廷为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移居南方,对南方的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常州依据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便捷的交通,使得它在南北文化交流上更加频繁,其发达的经济、繁荣的商业、兴盛的文化,促进了常州手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证实,宋朝常州地区已经形成了发达的漆器制造业,宋朝常州地区的漆器制作精巧、工艺考究,不仅有朴质无纹的素髹漆器,而且还有戗金、剔犀等高档漆器。宋朝常州漆艺之所以能发展的如此繁荣,与当时常州的政治、经济、人口、交通、文化、地缘等因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 政治因素

 

　　北宋建立政权之初,其所领辖的领土相对狭小。除中原地区之外,在北边有强大的契丹、在太原有北汉,长江流域的上下游及其附近则有四川的后蜀、江陵的南平、湖南的楚、杭州的吴越、金陵的南唐等国。常州当时远离中原战场,还未为受到战火侵害,城市发展相对稳定。

 

　　杨吴天祚元年常州刺史徐景迈修筑罗城,百姓为躲避当时常州附近的江盗的侵害,多迁徙到郡城以求庇护,罗城城垣周长二十七里三十七步,高二丈,开九门,是常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垣。到北宋统一之后,由于社会经济薄弱,太祖太宗为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常州城仍沿袭旧制未有增损。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统计:“在宋朝,常州府城的规模仅次于宋都城东京、杭州及苏州位居全国第四。”因此北宋初期常州城市建设稳步发展,城市商品经济也快速提高。真宗以后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恢复,统治者开始沉迷享乐,社会奢靡之风慢慢形成,为漆器等奢侈品制造业提供了发展基础。

 

　　到南宋时,中原大地沦丧,高宗政权偏安南方,最终在临安落脚,因此东南地区暂时没有受到战火的荼毒。临安成为当时的都城,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加,加之统治者并未受战争影响收敛奢侈之风,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临安社会奢靡风气日盛,逐渐对周边城市产生影响。在此“表率”之下常州社会也形成了奢靡的风气,在稳定的消费需求之下,常州城市市场体系更加完备,手工业制作水平不断提高,漆器的制作也日益繁荣。

 

　　2 经济因素

 

　　2.1 经济中心南移人口南迁

 

　　“三国以前常州虽经多年开发,但仍处于较落后的状态,仍属于边缘地区范畴”。东晋、南朝时候北方连年战乱,大批北方流民向南迁徙,常州随之成为北方流民的最初落脚点之一,人口开始增加,经济也有了初步的发展。直到隋大业六年(610年),由于京杭大运河苏南段开通,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此期间常州城市建设趁势发展,确立了州府级城市的地位。《元和郡县志》记载,隋开皇九年(589年),“于常熟县置常州,因县得名,后割常熟县属苏州,移常州于晋陵”,常州因此而得名,同时下辖晋陵、无锡、义兴、江阴四县。当时常州已被称为“吴中州府,此焉称大”,开始进入迅速的发展时期。到唐朝天宝年间,常州户数突破10万与隋开皇九年相比,170年不到的时间,人口增加了4倍。时人称:“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当时常州的商业贸易中心地位逐渐确立。

 

　　从唐朝末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态环境在持续不断的北方战乱下破坏严重。较于北方而言,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长江流域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政府的重视,在农业、手工业、商品贸易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发展。北宋时期,北方人口由盛转衰,南方经济已大大超过北方,逐渐取代了北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国家根本,仰在东南”,经济的繁荣,城市建设的完备,给漆艺的发展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人们对于漆器等奢侈工艺品需求也与日俱增。

 

　　到南宋时常州所在的两浙西路已经是“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常州经济飞速提高。与此同时,手工业蓬勃发展,生产体系不断完备,官有手工业制造局,被称之为“官匠户”,私人的手工作坊更是随处可见,常州的漆器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迅速。靖康之难后,中原大地沦陷,高宗南逃临安,北方大量的流民向南宋政权辖地迁移。在此过程中宁、镇、常、苏、杭、是当时宋高宗等宗族及百姓逃亡的基本路线,于是不少移民在逃亡过程中定居于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于此。”常州人口又一次达到了高峰。南宋淳熙时(1174～1189年)常州总户数已经达到了27万多。大量北方手工业生产者的涌入,不仅促使了常州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给常州漆艺等手工艺制作带来了新的生产制作技术,对常州漆艺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常州地区漆艺生产往一个更高的水平发展。

 

　　2.2 漕运发达交通便利

 

　　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由交通运输决定的。常州市场体系的形成与运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吾邑商市,向恃河道为命脉”。运河的主要功能是航运,其沿岸地区城市的兴起、商业的繁荣、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发达正是由于这一功能促进形成的,运河决定了常州城市的基本格局,也成为常州城市兴起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常州地理位置特殊“上通京口,下行姑苏,河川纵横,湖泊密布,北环长江,南抱滆湖,东南占太湖一角,襟江带湖,形胜甲于东南,在古代“漕运”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故常州成为‘三湖襟带之邦,百越舟东之会’的交通枢纽”。北宋时期,漕运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全国漕运网络密布,漕运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漕运的管理体系不断健全,漕运的方式也日趋完善。商人们依托漕运业的快速发展,开始进行粮食、茶叶和各类手工业制品的长途贩运,同时市场上也广泛流通着来自不同地方的其它物资。漕运业的发展使得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南北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刺激了运河沿岸城镇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沿岸城市手工业的兴盛发展。

 

　　常州的商品贸易,在运河便利的运输和本地区漕运转运中心地位的刺激下日益繁盛,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各类手工业制品开始进入市场。与此同时常州漆器制造业高速发展,漆器等手工艺品也开始进入市场的流通领域。常州漆器在市场流通的同时,其它地区漆艺也在迅速发展,临安、温州、苏州、江宁、歙州等地漆器制造水平发展迅速,除此之外明州、越州也都有漆器生产。江南遍布的水道交通,促使各地区的贸易交流更加活跃,远距离的贸易进一步提高,使得商品的交流与竞争越来越多,商人们把常州漆器带入自身区域市场,同时也把本地区漆器销售至常州,常州的漆器市场因此迎来了其它地区漆器产品的冲击,同时也得到了也其它地区漆艺交流的机会,在竞争和交流的双重影响下,常州漆器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制作技艺也在不断的提高。

 

　　3 文化因素

 

　　3.1 理学审美思想对漆艺发展的影响

 

　　宋朝常州依托京杭大运河便捷的交通与北方联系更加紧密,与北方文化的交流也日趋频繁。伴随着城市的繁荣,常州吸收了更多的文化名人南迁,城市文化在吸收外来的养分后迅速成长,同时教育事业得到重视,常州因此人文日盛,科举发达,理学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

 

　　宋朝时理学作为全国的主流哲学,成为一切的源头,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宋朝美学和工艺美学也都受其影响。与前代寻章摘句的儒学学风截然不同,宋朝理学为追求儒学的复兴,融汇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为一体,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天理”是理学的核心,其高度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对“天理”的自觉认识,同时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一切主体精神的体现。“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言理而不言情’的思想,极大的限制了宋朝工艺美术的风格形成和发展”。宋朝工艺美术广泛的体现了理学轻文、轻情、轻器的态度,形成了温厚、笃实、含蓄的工艺风格。此外理学认为“实用之物”才是理和道的体现,因此宋朝工艺品制作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多实用器。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都显得平实、质朴,极力克制“奇技淫巧”的出现。

 

　　在“存天理、去人欲”,简单质朴思想的引领下,宋人的美学观点发生了改变,清淡、简洁、朴素成为时代风尚。他们在一般日用品设计上力戒铺张、浮饰的主张,在工艺美术制作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宋朝漆器造型多以简洁实用为主,但又绝不简单粗俗,在装饰工艺运用上一改前朝奢靡淫巧之风,以质朴平实的素髹为主。宋人“追求内在的意蕴,主张节俭质朴的艺术风格在漆器制作工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常州理学的发展与北宋大儒理学大家杨时是分不开的,杨时是南北儒学交互第一人。他在常州居住十八年之久,期间开坛授学,他“至圣”和“力行”的理学思想将常州传统社会观念中“重道德”、“重致用”的精神发扬光大,对常州社会思想、文化、精神的形成上影响深远。在工艺美术的发展上,宋朝常州漆器制作更是秉承“致用”、“经世”的艺术追求。造型上多莲瓣式盒、碗、奁等简洁朴实的日常实用器,在装饰上同样以不事雕琢的素髹为主。可以说宋朝常州漆器简洁大方,质朴无华,崇尚实用的审美风格,与理学思想在常州的传播和整个宋朝理学思想对工艺美术审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3.2 文人审美风尚对漆艺审美的引领

 

　　常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江南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富庶、文化昌盛、教育发达被视为人文渊薮,‘德业之盛,代不乏人,文学甲于天下’”,是“人才荟萃”之地。清代常州学者赵怀玉则称:“齐梁以后,人物辈起,帝王、名臣、吏治、儒林、忠义、孝友、节烈、高行,卓卓可纪,称极盛焉。然则延陵虽百里地,实于东南百城中为望郡也。”

 

　　随着京杭大运河苏南段的开通,生产的南方与消费的北方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促使南北文化交流更为频繁,许多文化名人因此来到常州,唐宋古文的运动的重要人物如独孤及、柳开、王安石、苏轼等都曾在常州任职,苏轼更是在常州终老。他们的到来不仅对常州文坛风气有着潜在的感召力,同时他们的审美态度,也极大的影响了当时常州文人的审美风尚。

 

　　“自唐代以来,诗词文章出现由艳而雅的风格转变,同时雕刻、陶器、漆器、金属工艺、家具等工艺美术设计也逐步摆脱浮夸的设计,趋向自然雅致。”苏轼提出“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王安石则认为“所谓文者,务求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由器之有刻缕绘画也”,主张文学“要之以适用为本”。他们在美学思想上追求的是一种朴素无华、自然平淡的审美韵味,他们反对华丽雍容,浮而不实。庆历(1041-1048年)后常州等南方地区出现“绿髹漆器”,颇为雅致清丽,《蔡京太清侍宴记》有载:“至宣和殿,殿止三楹,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纯绿,饰纯无文彩,东西庑各有殿云云。”现收藏于无锡博物馆的一对扁圆形漆盒盖,外壁以殷红色漆修饰,内以绿色其修饰,底部髹成黑色,是一件“绿髹漆器”的实例。这种不事雕琢的造型设计和平淡的色彩装饰,在审美格调上比之以前的雍容之态要典雅的多,这是当时常州等江南地区民众审美风尚的最好体现。

 

　　社会文化的稳定,促进常州文人审美风尚的转变。同时王安石、苏轼等文化名人的到来,对常州文人阶层的审美趋向有了较好的引领,常州文人阶层更是借助文化艺术倡导一种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调。因此,社会各阶层对审美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在一味追求淫巧、繁复的装饰风格。社会审美风气的转变,促使漆器等手工艺品制作风格的转变,他们摈弃以往奢侈华丽的装饰,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漆器的制造趋于质朴平实,以实用为主,这与出土宋朝常州漆器多日用实用器的现状是相吻合的。

 

　　4 地缘因素

 

　　4.1 浙江漆艺发展的促进作用

 

　　“宋朝商品贸易的繁荣,促使漆器作为重要的商品进入市场的流通领域,两浙路雄厚的经济基础,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漆器这一奢侈品得以广泛的在市场中流通。”宋朝浙江漆艺为全国之最,临安、温州、湖州,都是当时的重要的漆器制造产地。《梦梁录》记载临安府开设有很多私家漆铺如“彭家温州漆器铺”、“里仁坊口游家器”等。而至今仍存的“新河”、“丁字桥”等温州城里的街巷名,在出土漆器铭文中多有出现。由此可见浙江地区产的漆器在当时的影响力是相当广泛的,其对市场的占有量也遥遥领先于其它漆器生产地区。由于两浙地区交通的极度便利,这些地区的漆器开始向其它地区流通。因此浙江漆器在工艺、形制等特征上都很大程度的引领了其它地区漆艺的发展潮流。

 

　　宋朝全国漕运系统完备,全国贸易往来频繁,尤其是两浙地区河道密布,贸易发达,便捷的交通使得两浙范围内的大城市成为当时浙江漆器的主要流通地区。随着城市间漆器流通的日趋频繁,浙江地区的漆器对这些城市的漆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属浙江西路的常州,当时虽然也具有发达的漆器制造业,但从规模、制造工艺、流通范围和影响力来说,远不如临安、温州、湖州等地,反而受这些地区的影响颇多。

 

　　宋朝浙江地区漆器形制丰富,造型简洁,装饰质朴平实,多以素髹漆器为主。这些漆器追求造型的多样美观,对器物不事精雕细刻,每一种器物都具有比较丰富的造型,器物以碗、盆、盏、盘、盒、奁等为主,多数为起棱分瓣形,部分长、方、圆的几何形器。浙江地区漆器这些特点为常州漆器的造作起到了借鉴作用。受其影响,常州漆器以日用为多,装饰手段多采用不是雕琢的素髹工艺,造型典雅、朴素。宋朝浙江漆艺的繁荣、工艺的精湛极大的促进了两浙范围内其它地区漆艺的发展,身处两浙范围内的常州自然也不列外。

 

　　4.2 苏州漆艺发展的促进作用

 

　　宋朝与常州同属两浙西路的苏州也形成了发达的漆器制造业。1956年虎丘云岩寺塔发现“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入塔的鎏金花边褐红色漆经箱”,1978年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又发现真珠舍利宝幢一座。它集金、银、百宝镶嵌工艺、木雕及髹漆工艺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珍品,是苏州漆艺精品的杰出代表。黎明村六瓣形黑漆盆、北环新村六瓣形托盘银扣漆盏托分别落款“庚申苏州北徐上牢”、“苏州真大黄二郎上辛卯”,充分说明了苏州在当时也形成了区域漆器生产中心。而作为苏州漆器商品品牌宣传的一种方式,“上牢”一词在铭文中多有出现,其实“两浙路其它地区生产的漆器铭文标注中多有“上牢”一词,“上牢”可以理解为上等、牢固之意,表明了制造者对自身产品质量的保障。”宋代两浙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地区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各地区之间漆器生产销售竞争激烈,漆器制造者除了在保证自身产品的质量外,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的宣传与维护。

 

　　常州出土漆器铭文中也出现有“上牢”一词,如1984年常州清潭体育场工地出土“常州铭花瓣式漆碗”上书“常州嵇嗣上牢”,从地理位置上看,常州与苏州相近,往来更加方便,商品流通自然更加便捷,《元丰九域志》记载:“(常州)自界首至苏州四十五里。”同时两地都是东南大郡,经济发达,城市市场体系完备,市民对于漆器等奢侈手工艺品都具有广泛的需求。因此两地漆器等手工业制品在市场上的尤其激烈,苏州漆器制造者对质量的保证、品牌的宣传,促使常州漆器制造者不断加强自己产品的质量,来应对市场上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这对常州漆器制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5 结语

 

　　宋朝常州漆艺的繁荣发展,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交通、地缘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宋朝政治经济重心南移,两浙地区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常州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商品贸易繁荣,手工业发达,人们对于漆器等手工艺品的需求日渐加大,为漆器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土壤。随着北方人口的涌入,常州人口素质和文化水平得以改善,常州漆艺迎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和制作工艺,漆器制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依托漕运便利的交通,南北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常州理学得以发展,文人审美逐渐对漆器的审美风格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常州与其它地区漆艺文化交流也日趋加强,浙江、苏州等地漆艺的发展在为常州漆艺提供工艺的借鉴同时,也给常州漆艺带来了市场的竞争,这些有利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常州漆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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