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如何看待工业4.0时代的价值创造和劳动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内容丰富,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当前的工业4.0并未超越马克思对工业化所做的分析。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论技术如何变革,劳动始终是价值的源泉,人才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应根据时代变化拓展劳动范畴,深化对劳动形态的认识,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资本论》; 机器大工业; 工业化; 工业4.0;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机器大工业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式或阶段进行专门论述。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内容丰富，深刻反映了工业化、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一理论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积极作用的分析
（一）提高劳动生产力
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444，使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机器大工业占领了某个生产部门，就会排除它赖以形成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并建立起与它的技术条件相适应的新基础，即用机器生产机器，从此工厂代替了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1]519，机器使所占领的产业部门的生产力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使农业国依附于工业国、东方从属于西方，迫使落后的民族国家缓慢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
（二）加速资本集中
大工业以机器的大规模协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组织劳动的分工和协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形成规模经济。单个资本必须经过积累并集聚到一定程度，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因此，虽然进入某一产业部门的最低资本限额提高了，但单个资本积累的进程仍受制于社会财富的增长程度和某一产业部门中资本的分散程度。资本通过廉价商品进行竞争，廉价商品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单个资本的规模。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那些经过资本集中而形成的大企业创造了市场需求并提供了技术基础，此时资本集中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和强烈。资本集中是通过对现有资本的重新分配而实现的，它突破了单个资本规模的限制，实现了单个资本规模的迅速扩张。资本的加速集中又引发了人口、要素、生产中心、销售市场的加速集中，同时工业动力的革命使得生产不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生产从农村集中到了城市，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城市化进程。
（三）降低商品价值
大工业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保证生产顺利进行，这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机器在向商品转移自身价值的过程中，相比手工工业转移的价值量虽相对增大了，但机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巨大，分摊到每件商品上所转移的价值却绝对缩小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使机器价值进一步下降，它所需要转移的价值越小，所用资本和所耗费的资本差别越大，机器作为过去劳动的结果就越像自然力一样无偿地发挥作用。机器可以节约劳动，对象化在机器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要代替的活劳动少，当机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越多，而单位时间内同一劳动提供相同的价值量时，商品中凝结的活劳动就越少，商品就越便宜。
（四）引起产业变革
现代工业使产业部门的生产方式不断随生产技术基础的革命而发生变革。这种变革首先会引发上下游产业链生产方式的革命，一旦产业链某一环节率先发生技术变革，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必将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适应产业链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这意味着产业部门整体的技术进步和升级。社会分工的深刻变革不断地把大量寻找新投资领域的资本和被机器替代、排挤的劳动力从一个产业部门投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在此过程中一些旧的产业部门衰落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在工业变革的基础上产生。“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1]560，大工业的革命性决定了劳动职能的变换、劳动力的全面流动是常态。如机器大工业使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带来社会剩余价值的增加，出现了对奢侈品、产品多样性和服务业的需求，因而奢侈品生产的增长、多样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业便逐渐发展起来。航运、轮船、铁路、电报、电话、公路、桥梁等在工业部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为开拓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国际贸易开始变得频繁而必要。
（五）开拓世界市场
“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1]441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要求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大规模、快速地在世界市场间流动，机器大工业为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反过来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也成为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运输效率的提高，一方面绝对地缩短了商品销售市场、产地和原材料供应地间的空间距离，另一方面也相对地改变了由于买卖机会造成的地理位置差异，缩短了商品买卖所需要的流通时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1]441，这又引出了开拓世界市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廉价的商品能够摧毁任何贸易壁垒，围绕工业生产中心形成新的国际分工：农业国成为原料产地，工业国输出工业品。
二、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消极作用的分析
（一）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
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条件逐渐摆脱原来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形式，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形式出现在工人面前。机器大工业遵循现代工艺流程的技术要求，客观地完成各个工序，机器体系按照一定的比例组织起来，连续地互相衔接工作，使产品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移到下一个生产阶段。“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1]438这个机器体系日益复杂、多样，各部分之间的组合日益具有严格的规则性，在技术上客观地决定了工人分工协作的方式。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性、划一性、秩序性。“工厂的全部生产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1]484，工人作为机器活的附属物，不是工人使用机器，而是机器使用工人。局部的工人个人在自然力、社会性劳动和科学面前日益成为渺小的机器附属品，越来越依附于整个工厂，依附于资本家。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工人的劳动只剩下毫无内容的机械式操作，这种机器劳动严重地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机器大工业连续性、划一性、秩序性的特性造就了具有严格纪律的产业工人，并形成了现代工厂制度的雏形。
（二）对工人形成替代和排挤
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场工业革命，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一场深刻变革，对产业工人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扩大了剥削领域，机器的使用使得妇女和儿童成为男性劳动力的替代品，男性劳动力价值贬值了，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被卷入劳动大军才能维持家庭生存，这又带来了工人阶级的道德堕落，加深了剥削程度，这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大劳动强度达到的。机器突破了人自然的和生理的限制，可以连续不断地运转。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加速固定资本周转成为必然。资本家“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1]469，劳动时间无限度地侵占着工人的自由时间。工作日一定时，要使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不变，就只能增大劳动强度，如提高机器转速和增加工人看管机器的数量，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机器的更新改良和自动化体系的发展。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实践表明，机器和劳动力所具有的弹性能不断适应劳动强度的增大，但其对工人身心健康的损害也是巨大的。机器大工业使用机器降低劳动力价值，用简单劳动代替了复杂劳动，不仅直接使劳动力价值贬值，而且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降低了商品价值，维持劳动力的必要生活资料更加便宜，从而间接降低了劳动力价值，扩大了产业后备军，因此机器一出现就成了工人的竞争者，对工人产生了潜在的替代和实际的排挤。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造成就业工人相对减少和失业工人绝对增加。随着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工人阶级出现了贫困的积累、道德的堕落和健康的损害，工人阶级陷入了赤贫，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进一步削减，造成了机器产品过剩，从而诱发经济危机。
（三）构成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
固定资本是以厂房、机器设备等形式存在的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体系在生产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变化。而且固定资本的补偿有其自身的特点，机器总是全部进入生产过程，而部分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其价值将在其寿命期间内逐渐得到补偿。在固定资本价值周转的存续期间内，技术进步在使机器使用寿命延长的同时又使其贬值。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尤其是当经济处于危机阶段，资本家总有加速固定资本周转的动机，这就缩短了机器的使用时间。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首先推动了生产资料部门生产的发展，继而影响并扩大了消费资料市场，带动了消费资料部门生产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摆脱萧条，实现经济复苏。经济增长和投资加速再次把经济迅速推向繁荣，此时，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产量越来越多，而固定资本的更新却是零星的、少量的，这就出现了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大规模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应用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水平，资本有机构成的日益提高使可变资本所占比例逐渐缩小，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一步下降。固定资本更新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孕育着下一场危机。
三、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时期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阐释
（一）固定资本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
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其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固定资本在其生产服务期内，只是将自身的部分价值逐渐转移到所生产的产品上，经过流通过程回流形成积累资金，直到服务期满。此时，机器的价值又回到以货币资本形式等待更新并再次投入生产过程的环节。其次，由于机器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同一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越多，单位商品中凝结的活劳动越少，商品越便宜；而且在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机器体系面前，简单劳动代替了复杂劳动，劳动力日益被贬低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从属要素，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将劳动力再生产自身的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提高了剩余劳动时间所占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因此，自始至终机器并不参加新价值的形成，只是进行了旧价值的转移。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机器转移到其生产的商品中的价值比例会越来越大。
（二）机器大工业时期剩余价值的形成
机器大工业时期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某一产业部门内的单个资本初次或偶尔采用机器进行生产时，在机器上进行的劳动被视为复杂劳动，其产品的个别价值虽然低于社会价值却以社会价值出售，或以高于个别价值但低于社会价值出售，而使率先采用机器的资本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此阶段利润异常丰厚。第二阶段，社会上同一产业部门普遍采用机器进行生产时，机器产品的价值就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超额剩余价值消失，此时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仍来源于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力。这对于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化体系的发展也同样适用。
（三）机器大工业时期提高剩余价值的方式
机器大工业时期剩余价值依然只能来源于企业的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决定于两个因素：剩余价值率和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工作日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之比，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这里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即用机器替代工人提高劳动生产力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需要降低可变资本。提供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要提高一个因素，必然要降低另一个因素。如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就要减少雇佣工人人数。尤其是在机器产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阶段，这个矛盾便会显现出来。而资本家只能通过不断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弥补因雇佣工人而损失的剩余价值。“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469
（四）机器大工业时期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创造主体
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发展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否定了必要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直接劳动被贬低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仅仅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从属要素。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而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3]虽然科学技术依附于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与直接劳动相分离，但生产劳动的定义扩大了，作为生产劳动者不一定非要亲自进入生产过程，只要其作为总体生产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或者完成某一职能即可。因此，产品的生产者不再是单个的直接劳动者，而是整体的社会活动的结合。
四、工业4.0并未超越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
（一）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1]560，世界工业化进程历经百年之后，在内涵与形态上已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正是在19世纪英国工业化进程迅猛推进的背景下形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主要特点是机械化。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技术标志，机器取代人力，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工厂制度代替手工工场，人类历史自此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美国，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特点是电气化。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主导技术基础性更强、应用性更广，劳动生产率显着提高，进一步扩大了机器在生产领域的使用范围。福特汽车流水线的诞生意味着工业进入了大规模、集中式生产时代，人被进一步束缚于生产流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时发生于欧美发达国家，始于20世纪下半叶并一直延续至今，主要特点是自动化。这一时期电子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机器不但接管了人的大部分体力劳动，还接管了一部分“脑力劳动”。数字化的控制系统实现了人与机器一定程度上的时空分离，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品。
进入21世纪，3D打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发达国家预言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到来，虽然学术界对究竟划分为“几次”工业革命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不能否认的是，新技术革命已是大势所趋。2013年4月，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发布《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即第四代工业——Industry4.0，旨在确保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引领全球未来工业发展潮流。德国工业4.0以西门子、库卡、SAP等公司为主导，着眼于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工业4.0变革的起点是车间、生产线，从现有制造业的基本盘出发，利用现有的技术革命成果来改造生产线。希望可以通过生产过程智能化和虚拟化的深刻改变，将生产过程的物理硬件打通到信息化、数字化的软件，从自动化层升格到信息化层，实现智能化、柔性化、定制化生产，如智能化的无人工厂。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最先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2014年3月底，AT&T、思科、通用电气、IBM和英特尔在美国波士顿宣布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IIC）。美国工业互联网的关注点是大数据和云计算，侧重从软件出发打通硬件，通过先进的物联网传感技术、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来建立智能工业网络，以信息化管控制造业生产过程，提升生产效率。德国的工业4.0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联盟虽然是两种技术路线，实施的路径也相反，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都指向智能制造，发展路径都是创新驱动。
中国于2015年5月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是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文件，旨在将互联网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这个规划被业内称为“中国工业版4.0”。在面向未来工业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制定了三个十年计划：2025、2035、2045，《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其核心都是面向世界产业发展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趋势，推动工业和互联网加速融合，以实现现有生产制造体系的转型升级。工业4.0的本质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是主导世界未来的工业标准之争，谁能掌握这个协议、标准的制定权，谁就能在工业4.0时代获得先机。
（二）工业4.0时代的产业价值链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直接生产过程始终没离开过人的参与。但随着工业4.0的深入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相互融合，科技创新飞速发展、产业不断更新迭代，生产技术基础逐渐从机械化、自动化向智能化、网络化转变，生产过程从内涵到外延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都已发生深刻改变、呈现出新的特征。从内涵上看，生产性劳动已经从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新型劳动形态如管理、服务、设计、研发、信息等在总体劳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脑力劳动的质量越来越高，劳动程度也越来越复杂，而且它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幅攀升，创造的价值不断提高；从外延上看，现代劳动形态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物质生产领域向服务业、信息业、文化产业拓展，劳动产品日益丰富化。技术变革引起劳动形态的深刻变化，导致在工业4.0时代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即直接从事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如目前在国内外已出现的完全由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和人工智能系统（CPS）联合控制的无人工厂。
如何看待智能制造时期的价值创造和劳动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技术如何变革，劳动始终是价值的源泉，人才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劳动具有人类唯一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不论多高明的电脑和机器人的运转都不是劳动，最终也不能取代人的劳动，它们仍然只是人类智慧劳动的创造物，它们在生产中只能充当生产资料，按照人类的意志和需要进行运转。如果不与人的活劳动相结合，智能化程度再高的科技产品也不过是一堆过去劳动的产品。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创造既不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下的一味简单地延长工作日，也不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下的寄希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的整个生产过程更加明显地凌驾于剩余价值的基本生产环节，“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3]。新科技革命推动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来越多地注重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劳动产品的销售，这两者带来的高利润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已不再是简单地发生在农业国和工业国之间，跨国公司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在全球布局产业链和配置资源。一国获得的剩余价值的多少取决于其所处的产业价值链环节。如中美贸易，美国对于制造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技术研发和品牌销售方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销售渠道的控制使美国资本能够攫取丰厚的剩余价值，而中国只能依靠微薄的制造加工利润来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角逐中，将中国锁定在“低端制造业大国”这一角色上，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业4.0时代，伴随着生产与服务、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产业价值链将不断发生分解、融合和创新，这种重构只会导致剩余价值在这一价值链各具体环节重新分配，而不能改变马克思早已在机器大工业理论中所阐明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创造本质。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工业4.0的关键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将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强化了人与机器的异化状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自动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实现人与机器的分离，工业4.0的智能化可能实现将人从被机器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1]563对于机器大工业，马克思既深刻剖析了其是造成劳动对资本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从属以及劳动异化的根源，同时也科学地洞察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大工业将成为扬弃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和劳动异化，使人从片面发展的、从属的不自由状态走向个性自由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深刻剖析机器大工业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产业革命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工业4.0时代的智能化趋势，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和排挤，如当前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和标准相对明确的脑力劳动成为被替代的重点；另一方面也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既为整个社会也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大量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这将极大地解放劳动力，为劳动者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腾出了时间，创造了条件。整个社会也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非生产领域，这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促进整个社会进步。例如，工业4.0时代的生产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化趋势使得创新的设计成本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显着降低，为创新创业创造了“人人可用、人人参与、人人分享”的新技术基础，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身价值。新产业革命也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工业4.0智能化趋势也将引起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需要稳定且持久的技术知识供应链及产学研联盟，以源源不断地向生产领域输送高科技人才和领先的技术创新成果，这样才能发展拥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些都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劳动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需求、能够在不同社会职能间转换，即需要全面发展的个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竞争中，高素质劳动者至关重要，他们是实现创新驱动、突破核心技术的关键，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内涵深刻，为我们理解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产业变革、变革本质、价值创造、劳动范畴、劳动形态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我们应根据时代变化进一步拓展深化、继承发展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