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首度实现了纸币在全国范围内的通行，并成就了一套世界上最早且较为完善的货币管理制度。其货币思想蕴含丰富的经济伦理价值，反映了元人对货币问题的关注和诉求，并与其货币制度的形成、初获成功以及最终衰败密切相关。"信"作为货币之本，是元代中统钞发行初期纸币机制运行良好的经济伦理根据。"便"体现了游牧统治者对农耕传统的影响，使货币思想表现出对流通之"便"的经济伦理观照。纸币的流通之"便"必以"信"为本，不可用于谋利；一旦失"信",纸币的铸造之"便"被统治者利用成为滥发敛财、填补赤字的工具，进而促发恶性通货膨胀，并加速了元代的覆灭。古为今鉴，互联网时期的现代社会对货币的流转之"便"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日益抽象化和虚拟化的金融创新道路上，须严格坚守货币的"信用"本质，方能保障货币机制长久健康地运行。
关键词：元代； 游牧民族； 货币思想； 经济伦理； 信用； 便利；
元代是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王朝。总体而言，其思想相对贫乏，但货币思想独树一帜，颇具光芒。纵观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发展史，元代的思想异常活跃，是继唐、宋之后不容忽视的一个迅速发展期，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伴随着货币政策的兴衰起落，关于纸币与铜钱、专行或兼用、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等各种纷争从未停息。而诸多议论当中，用以优劣取舍或成败褒贬的评判标准，除了经济表现之外，还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在中国古代重伦理、轻经济的传统基调下，经济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伦理化特征，伦理价值甚至优先于经济价值，或将其包含于自身当中，折射出各种政策与思想背后的终极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价值的关注和诉求，是元初货币制度之所以形成并取得最初成功的基础；而对这些价值的忽视和违背，是元中后期货币制度崩溃并最终加速元朝覆灭的原因。不仅如此，对于科技进步、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且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的现代社会，这些伦理价值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由此，本文拟对元代货币体制相关问题及思想中所体现的经济伦理价值做初步探讨并发掘其时代价值。
一、元代货币问题及思想成就
研究元代经济思想者几乎无人不谈及其货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纸币的国家，不论元代的货币体制是否取得了最终成功，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成就已广为世人关注。胡寄窗视其为元代经济思想的第二大特征1,认为叶李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所体现的货币思想是"可以同西洋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概念相对比的观点，从而体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就"[1]（P3）。萧清认为货币思想在元代整个经济思想中居有独特的重要地位[2]（P220）。赵靖认为在近代受到西方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思想影响以前，中国已出现过两次关于纸币问题的议论高潮，第一次是在宋元时期，第二次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但"只有宋元时期才真正是传统纸币思想的鼎盛时期"[3]（P1601）。
元代货币思想的突出表现及元人对货币问题的格外关注或与如下两方面因素相关：其一，就其自身的总体定位来看，货币问题事关国家命脉，与财政问题紧密相连，元代亦不例外。尤其在元后期政府因常年征战、管理不善等导致财政赤字以来，货币政策常应国家财政之需而起落变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治乱兴衰。其二，就货币制度的总体成就来看，元代在我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如姚遂认为元代有一套世界上最早的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4]（P207），日本学者高桥弘臣等高度评价元代的货币政策为"空前绝后的经济政策",并将金、南宋一并纳入研究视野以探索其形成过程[5]（P1）。
客观地说，元代的货币制度在具体实践上只取得了最初近二十年的成功2,而后，因政府管理不力、财政赤字等问题，终究在货币上自毁成法并走向了严重通胀的末路。但毕竟，在曾经成功的探索和尝试以及面对失败的痛惜和反思中，元代的货币思想亦取得了不少成就。
（一）元代的货币政策及相关思想
元代货币政策及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元代钞法初立之中统钞时代、元中期之至元钞时代和元末之至正钞时代。
首先，中统钞时代。针对元代之前货币管理以地域为限，地区间各自为政、互不流通的现状，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率王文统（1190 -1262）、王恽（1227-1304）等展开了一次币制改革，制定了一套制度，将纸币的发行和管理权统一于中央，首次实现了纸币在全国3范围内的流通。在这一时期所发行的中统钞，遂成为元代最为重要且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兑现纸币。中统钞以钱为识，以银为本，规定了百分之百的准备金，行钞之初管理得当、价值稳定、深得人心。如史所载"初行中统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6]（P4594），"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7]（P461），"中统建元，王文统执政，尽罢诸路交钞，印造中统元宝，以钱为准，每钞二贯，倒白银一两，十五贯倒赤金一两，稍有壅滞，出银收钞。恐民疑惑，随路桩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当时支出无本，宝钞未多，易为权治，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8]（P363）。对于这一时期的中统钞法，现代著名史学家李剑农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十三世纪中，即有如此审慎之钞法，实可称述，惜中统以后，不能继续维持耳"[9]（P644）。
其次，至元钞时代。中统钞行钞二十余年后，钞法日虚，至元二十三年（1286），遂议更钞。次年，遵叶李（1242-1292）之《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发行新钞"至元通行宝钞",与整顿后的中统钞一并通行，自此进入至元钞时代。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不兑换纸币条例，《至元宝钞通行条画》相当完备。很多立足于现代视角在不兑现纸币发行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如票面、发行、流通、换易等诸多环节都有明确规定。同时还强化了政府对准备金的管理，将原来每月一次的定期检查改为每半月一次，对伪造、偷盗、挪用或"禁治不严、流转涩滞、亏损公私"等贪腐行为均做了严格的戒律。虽然此类以《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为代表的货币管理制度在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收效有限，未能很好地抑制通货膨胀，但态度之审慎可见一斑。
最后，至正钞时代。顺帝至正十年（1350），钞价日落，遂废中统钞，定"至正交钞法",发行"中统交钞"与至元钞并行，并铸造"至正通宝"钱，确定其与至正钞的比价，恢复了历代旧钱的流通。其本意是希望通过"与历代铜钱并用"的方式"以实钞法".然而此时，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货币贬值已势不可挡。李剑农评价"至正交钞法"为"元代钞法之三变，亦即元代钞法最后之败坏","至正通宝"钱与钞并行，实则"反于钱本位矣",其钞之发行"既不用银为钞本，又不用钱代之，则所谓'以实钞法'者，特欺人之虚语耳"[9]（P648）。
（二）元代货币思想关注的主要问题
元代货币政策的更替和纸币的兴衰起落，引起了时人的高度关注和思考，各种议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
其一，纸币与铜钱孰优孰劣？以王文统、刘秉忠（1216-1274）、胡祗遹（1226-1293）、刘宣（1233-1288）、刘基（1311-1375）等为代表的一批朝野人士站到了支持纸币的一边。如胡祗遹认为，"铜钱、交钞寒不可以衣，饥不可以食，均之二物皆非切身实用之货。……以优劣较之，则交钞优于铜钱"[7]（P460）。刘宣认为，"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8]（P362）。刘秉忠甚至用阴阳迷信的"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10]（P121）之说，力荐世祖用楮以安天下。与之相反，姚燧（1238-1313）、程钜夫（1249-1318）、卢世荣（？-1285）、郑介夫（生卒年不详）、苏天爵（1294-1352）等，则坚定地维护铜钱。程钜夫认为："泉即铜钱也，历代相循，以为国宝，虽形制增损互有差殊，然自周以来，上下二千年，有国家者未尝一日废弃。盖金银虽可贵，非民间皆有之物，惟铜钱不贵不贱，为诸货之母，可以流布通行""多者藏蓄为业，虽遭水火，亦无所伤"[8]（P369）。郑介夫认为："铸铜为钱，乃古今不易之法，盗贼难以赍将，水火不能销灭，世世因之，以为通宝"[8]（P394）。
其二，专行纸币还是钱钞兼用？胡祗遹是反对钱钞兼用的主要代表，在他看来："元宝贯钞，行之十有余年，钞法愈实，通利如流水者，以其母行在，贯钞独行，无他货以相杂也。一有他货以相杂，便有优劣轻重。铜钱与钞并行，是以他货相杂也"[7]（P460）。不仅如此，他还以亡金为反例，进一步指出钱钞相杂之弊："货立二价，渐不为便。亡金风俗，积钱而不积钞，是以钞法屡变而屡坏。盖以钱钞相杂，钱重钞轻，又不能守之以信故也"[7]（P460）。与之相对，认为铜钱优于纸币的财臣名士大多加入了主张钱钞兼行的行列。因为，元代纸币的全国通行已势不可挡，于是退而求其次，保留铜钱与纸币并行，成为了他们一致的愿望。卢世荣认为："自王文统诛后，钞法虚弊，为今之计，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绫券，与钞参行"[6]（P4566） .郑介夫也有类似看法："言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殊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今请造铜钱以翼钞法，虽于国未见近利，将有大利于民耳"[8]（P394）。
其三，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如上所述，元代的纸币制度堪称史上一绝，却亦如昙花一现，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中统之后，物重钞轻，纸币日益贬值，并最终走上了通货膨胀的老路。正如胡祗遹所言："中统建元，钞法初立，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交钞一贯买绢一匹，钞五六十文买丝一两，米石钞六七佰文，麦石钞五六佰文，布一端钞四五佰文。近年以来价增六七倍，渐至十倍，以至诸物及佣工之价值亦莫不然"[7]（P461）。面对"物价日增日贵"的社会现实，究其根本，他认为"钞法日虚"乃"物不足、钞有余"所致。此外，王恽认为"印造无算"和昏钞过多，"昏者转昏、烂者愈烂"[11]（P28）也会导致市场混乱并加速昏钞的折价；程钜夫认为"小钞稀少"是导致钞虚的原因之一，故建议"增造小钞"[8]（P366）；陆文圭（1252-1336）主张"称钞法之策三，一曰住印造，二曰节用度，三曰禁奢侈"[8]（P374）。卢世荣则进一步将货币问题与国家财政联系起来，主张"厚收天下之利以实钞法",认为努力创收、减轻国家财务负担，才是从根本上避免政府滥发纸币，治理通货膨胀的良策。
二、元代货币思想的经济伦理根据--"信"
元代的货币思想很多都围绕着"信"这一基本诉求展开。如上所述，各种反通货膨胀的对策或主张，无一不以保持货币的信用和价值稳定为目的。在这一根本目标之下，关于预防或治理纸币贬值的具体对策，包括专用纸币、增发新钞、恢复铜钱、钱钞兼用等，均是维护货币信用的探索和尝试。货币之"信",是其之所以能发挥功能的基本要求，也是最为根本的经济伦理价值。
（一）从货币之信到纸币之信--"以无用为用"的信义之本
关于货币之"信",元人的总体认识与历代王朝并无大的不同，只是纸币取代铜钱，成为议论的焦点，并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纸币相对于铜钱等金属货币更似"无用之物",若无以信，必寸步难行。马端临（1254-1323）认为："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黄金……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8]（P386-387）。刘基认为："币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后无用之物可使之有用"[12]（P100）。
胡祗遹回应了"有用"和"无用"之说，认为"交钞之法，上下相信。信以济事，非欲以不可食不可衣无用之纸而易下民汗血所致有用之谷帛也"[7]（P461）。他还进一步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指出"钞代百物之交易，所恃者信而已，一失其信，民莫之从"[7]（P458）。在他看来："货泉货本之轻重流通，所以平百物而信万民。一失其本，一亏其信，则百物之贵贱无准，……伤农伤工，皆受其祸。信既少亏，众莫凭据"[7]（P461）。
针对首次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纸币，张之翰（生卒年不详）认为："今南北混一，此楮必用，不过自上贵信之尔"[13].理学家许衡亦相当重视纸币之"信",并对元末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予以批评，怒斥其为"无信""无义"之举。如他所言："讲称提之策者，今三四十年矣，卒无能为朝廷毫发之助，但见称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贯陌益落矣。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无义为甚"[8]（P340）。
以上议论的焦点是：当货币从珠玉、黄金、铜钱等"适用之物"转变为以纸币为代表的"无用之物",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通行，应如何做到"百物之贵贱"不失其准，农工百姓不受其害？在论者们看来，"信"显然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如胡祇遹认为"钞代百物之交易，所恃者信而已，一失其信，民莫之从",张之翰认为"此楮必用，不过自上贵信之尔"等等。除此之外，刘基还提出了"法"的重要性，主张在"行法有道"的同时"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并最终将"使无用之物有用"的实践路径落实到了德法兼备、"使天下信畏"这一层面。
（二）从事后治理到事前预防--维护信用的审慎之方
关于维护货币之"信"的方法，与往朝不尽相同，元人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除了强调事后治理等"称提"之术外，更多从完善制度入手，注重对通货膨胀的事前预防。如此审慎之态度，恰是元代纸币以完备的制度闻名于世并能够取得最初近二十年成功的原因所在。
这些思想以王文统等制定的中统钞法和叶李（1242-1292）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为代表，主要集中在中统钞时代和至元钞时代。其中，前者是经历了实践检验的可用于指导兑现纸币通行，并充分保有其信用的审慎之方。后者是众人瞩目的在当时，乃至几百年后始终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的不兑现纸币管理制度。胡寄窗评价："看到这样的条画以后，不必再行解释，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都可以肯定这是世界上最早而又较完备的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叶李的这一条画使中国货币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增色不少"[1]（P68）。史载，南宋末年，叶李曾将这部条画进呈宋廷，"并献至元钞样……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10]（P325）；后至元代，"复献之"于廷，"世皇嘉纳"[10]（P325）。可见，当时的南宋朝廷相较于元廷，或尚不具备实施这一货币管理制度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
中统钞法难觅其原始文本，较为权威的记载多见诸《元史》和王恽所作的《中堂事记》。相关规定如下："初行中统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6]（P4594）。"省府钦依印造到中统元宝交钞，拟于随路宣抚司所辖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转。应据酒税醋盐铁等课程、并不以是何诸科名差发内并行收受。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从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每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克减添搭钱数。照依下项拟定元宝交钞体例行用。如有阻坏钞法之人，依条究治"[14]（P16）。在此基础上，钞法进一步确定了纸币与白银的固定比价："诸路通行中统元宝，街下买卖金银丝绢缎匹斗豍一切诸物，每一贯同钞一两，每两贯同白银一两行用，永为定例，并无添减"[14]（P16-17），并明确了准备金方面的规定："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现银流转，据倒到课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要求"所纳酒醋税、盐引等课程、一切大小差发，一以元宝为则"[14]（P24）等等。
从中可见：其一，中统钞在流通范围和时效上被明确赋予了"诸路"通行和"不限年月"的永久"信用"4;其二，钞与银换易之比价"永为定例","虚"钞以"实"银为本，被赋予了永久"信用";其三，设立了严格的准备金制度，"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银本常不亏欠"等，似为百分之百准备金要求；其四，各科税以及"一切大小差发""一以元宝为则",为资金的顺利回笼提供了信用保障。
与中统钞法相比，叶李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在发行准备、流通范围、换易比价和资金回笼等方面有很多类似的考虑。如"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课银一锭，官价宝钞二锭""赤金每两价钞二十贯""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宝钞五贯，新旧并行，公私通用"[15]（P715）、"随处盐课，每引见卖官价钞二十贯""诸道茶酒醋税、竹货丹粉锡碌诸色课程，如收至元宝钞，以一当五。愿纳中统宝钞者，并仰收受"[15]（P716），"应质典田宅并以宝钞为则，无得该写斗粟丝绵等物，低昂钞法"等[15]（P717），全面规定了至元宝钞与金、银、中统钞、盐引等之间的比价和宝钞的流通范围，为提高其信度和法偿能力作了充分的准备。
不仅如此，条画还专门针对以往货币管理各环节容易出现的问题，做了很多行政性的规定，以确保钞币管理妥当，不失民信。如明令"伪造通行宝钞者处死";规定出放斡脱钱债人员对宝钞"即便收受，毋得阻滞";要求"随路平准库官收差办课人等，如遇收支交易，务要听从民便，不致迟滞。若有不依条画、乞取刁蹬、故行阻抑钞法者"应"断罪除名";要求"各道宣慰司、按察司、总管府常切体究禁治",严格监管，确保民间昏钞"依数收换""毋致势要之家并库官人等自行结揽，多除工墨，沮坏钞法，违者痛断"[15]（P716）；要求"各路总管并各处管民长官，上下半月计点平准钞库应有现在金银宝钞。若有移易借贷、私己买卖、营运利息，取问明白，申部呈省定罪。……仰各道宣慰司、提刑按察司常切体察，如有看徇通同作弊，取问得实，与犯人一体治罪"[15]（P717）等等。此前每月一次的定期检查改为半月一次，且明令执行官员不得有贪污、挪用、盗窃、借贷等图谋私利的行为，以争取民众对纸币的信任。世祖忽必烈亦非常重视这套管理制度，曾专嘱财政大臣桑哥："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6]（P4574） .
当然，思想的严谨和制度的完备并不意味着实践上的成功与圆满。中统钞获得了最初二十年的成功，随后，即进入"物重钞轻"[11]（P27）"印造无算"[11]（P28）的状态，叶李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针对时弊，为重建纸币之信度而生，却无奈收效甚微。于是，为了继续这一未完成的使命，元代亦重回到如往朝一般各种反通货膨胀思想和"称提"之术百花齐放的时代。具体内容如前，不再赘述。
三、元代货币思想的经济伦理观照--"便"
从携带交易的方便程度来看，纸币显然优于铜钱等金属货币。然而，我国古代传统却一直偏爱铜钱。宋代首度出现纸币，但流通范围极小，直至元代，才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流通。纸币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全面取代铜钱，是元代商业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蒙古统治者常年征战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有关：增发纸币相比铸造铜钱而言显然更为方便。除此之外，从思想文化层面进行探究，笔者以为，作为统治者的游牧民族和传统农耕民族在流动性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由之所决定的对货币流通之"便"的不同认识和需求，也是纸币在元代得以全面通行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从铜钱到纸币--游牧民族对农耕传统的改变
中国古代在货币的选择上一直偏爱铜钱。如郑介夫所言："铸铜为钱乃古今不易之法，盗贼难以赍将，水火不能销灭，世世因之，以为通宝"[8]（P394）。马端临亦言："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黄金。……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8]（P38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纸币作为新的事物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关于用钱之传统和纸币诞生，陆文圭曾有议论："古者以货为币，采铜为钱，无所谓楮也。汉以鹿皮荐璧，民间未始行用。唐有飞钱之制，轻装以趋四方，合券而取京师，楮之渐也"[8]（P374）。马端临也较为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过程："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8]（P387）。
概括地说，元代以前，纸币脱胎于唐代的"飞钱"、茶、盐引等有价证券，发展至10世纪末的宋代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名曰"交子".此后，两宋及金朝均有发行纸币，但通行范围一直较小，市场上真正流通的主要货币仍然是铜钱。中国历代王朝铸造铜钱数目之多，以北宋和清代为盛，足以说明，即便在纸币应某种需求应运而生的宋代，或是元代之后、已拥有相当纸币流通经验的清代，铜钱始终不改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
事实上，中华传统的这种"铜钱至上主义"常为后人所不解。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称其为"荒谬"或"相当不可思议"的事，认为"仅发行铜钱也泰然处之这一点，就代表从一开始就不关心（或是视而不见）现实生活之不便的想法，相当明显的是政府本位主义之立场",并据此将"中华王朝执着于铜钱"的理由，归结为"美学意识"或"正统性"[16]（P230）。
深入中华传统的农耕文化，不难发现，相对于携带与流通的便利性而言，中原人士更为看重的是货币的信度和与之相关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他们看来，一则，纸币较之铜钱，更似"无用"之物，故后者更受青睐；再则，现实生活中的流转不便，反倒使铜钱具备了"盗贼难以赍将，水火不能销灭"等优点，故能够"世世因之，以为通宝".换言之，为了或多或少地增加货币的安全与稳定性，宁可承受一定程度的流转不便。这一认识，从经济上寻求原因，是古代商品经济欠发达、对货币流通性要求不高等客观因素所致；从文化上探究根本，则是中原传统农耕民族自给自足、崇尚定居生活的历史文化特质所致。如钱穆先生言："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17]（P2）
因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传统开始发生变化。与能够"自给""静定"而"保守"的农耕民族相反，居无定所、"起于内不足"的游牧民族在"向外寻求"的过程中，表现出"流动"和"进取"的特征。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无数条商路使中原内地与周边国家串连成线，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及中原人士在内的各路商贩，活跃在这些商路之间，携带着他们的货物，通过陆地、海洋及遍布全国的驿站进行着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和商品交换。与此同时，铜钱作为货币使用之不便也日益突显。由于面额较低，但凡遇到金额较大的交易时，往往需要准备成千上万枚铜钱。多到难以携带，便用绳子等工具将钱币串在一起，一千枚"一文"的铜钱连成一串方当价值"一贯".携此交易，常不堪其重，路途遥远，更不胜其烦。对此，胡祗遹曾算过一笔账："如支铜钱一万锭，每小钱一贯重七斤，五十贯重三百五十斤。五百贯用车一辆，计用大车一千辆，岂止虚费脚力，实亦失误。"如此之不便，令其愤愤然："窃恐万一徒以废工难用之钱，沮乱其易造流通之钞，上阻国用，下惑民心，铸钱之议，似为未便"[7]（P460）。在他看来："用铜器亦糜费无多，必当设官置吏，即山冶铜方得铸造，工本亦不为轻。至于怀挟赍擎，远近交易，不若贯钞之便利，兼钞法通利，钱法必不能相胜，少铸则不能遍及天下，多铸则虚费工本，堆积而无用，徒杂乱钞法"[7]（P460）。可见，"易造流通之钞"与"废工难用之钱"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流通之"便"和铸造之"便".
蒙古统治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次三番明令禁止铜钱。取而代之，纸币作为主要货币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就连最后才实现统一的南宋地区也不例外5.与此同时，"硬币之钱本位"也"渐为银所夺"[9]（P643）。此番币制改革，尽管实难避免铜钱的个别残留，且行至元末终与元廷共同覆灭，但其决心之大以及最初运行之成功实令人瞠目。毕竟，蒙古人较少受到中原传统"铜钱至上主义"的影响。与所谓"正统"或"美学"相比，他们更为看重的是"便利"和"实用".
由于能够促进效率，"便"的经济合理性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当我们将关注点置于"便"之对象，亦能清晰地发掘其中的伦理意蕴。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纸币取代铜钱方便的是所行区域之广大百姓，那么，用银本位制6取代钱本位制则进一步将这种便利扩及当时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世界。"便"这一总体诉求，是当时经济伦理关系7进一步扩展的结果，也是元代货币改革之目的所在。
（二）"便"及百姓的纸币流通
作为极具效率的新事物，元代的纸币在马可·波罗（1254-1324）的眼中如同被施以"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的法物。他描述，人们可"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于纯金无别",他惊叹"由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并大赞"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最轻便可以携带也"[18]（P194-196）。在钞法管理得力的元中统钞时代，凡纸币通行之广大区域，政府、商人及百姓均饱受其益。
为了进一步方便民间交易，元人对纸币的应用进而转向零钞。程钜夫认为"比来物贵，正缘小钞稀少，谓如初时直三五分物，遂增为一钱，一物长价，百物随例，省府虽有小钞发下，而州郡库官不以便民为心，往往惮小劳而不领取，提调官亦置不问，于是小经纪者尽废，民日困而钞日虚"[8]（P366），遂建议"增造小钞，数倍常年，分降江南州郡，特便细民博易"[8]（P366）以"利民重钞"[8]（P366）。胡祗遹亦称"近年以零钞消磨尽绝，上司并不印发，零钞不行，物价自重"[7]（P492），并指出因零钞不足，特别是二文、三文、五文和厘钞极少，而导致市易不便。如他所言："交钞所以便于交易者，以其比之丝绢、麻布、金银、缎匹，能分能零也。且小民日生旅求升合者十盖六七，图锱铢之利者十盖七八，若无零钞，何以为生？何以为成市？"[7]（P462）凡此种种，虽是针对零钞不足提出纸币尚存的一些不便之处，但从中所反映的时人对货币求"便"之理想和诉求从未改变，甚至愈加明显。
除了轻便易携，元代纸币的"各路通行",还方便了一些曾苦于寻觅白银并不惜饱受盘剥、借羊羔利以缴纳税金的贫困百姓。建元前夕，蒙古统治者曾沿袭金朝旧制，以银作为货币，收纳税金并用于对诸王、公主等的赏赐和对外贸易，如"蒙哥汗执政时期，科差中的包银每户纳四两，二两白银、二两丝绢颜料"[4]（P215）等。然而，这一政策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因为银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流通，但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极少能获得银，一旦要缴纳赋税，便不得不向斡脱8借高利贷。所幸元初，中统钞被赋予了极强的法偿能力，明确规定"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6]（P4594），"应据酒税醋盐铁等课程、并不以是何诸科名差发内并行收受"[11]（P16），并颁布了免除负银诏书，客观上大幅减轻了百姓的纳银负担，为他们提供了切实的方便。
（三）"便"及世界的银本位制
虽然不以银纳税，但作为宝钞之本，银在元代的地位却有增无减。正是在这一时期，银本位制得以取代中国传统的钱本位制，与当时的世界接轨，为国际上的商业往来提供了又一"便".
在古代，不论罗马帝国，还是以古波斯为开端的伊朗文明圈，都习惯以金或银为本位。"蒙古出现以前，俯瞰广阔的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先摒除东方中华及西边欧洲部分，几乎都是以银为首要交易手段，或者是成为交易时的价值计算基准"[16]（P225）。中原地区，则习惯于将银用作装饰或收藏，几度成为货币，亦不过以对外馈赠或结算为主，流通范围极其狭小。然而，蒙古帝国不断壮大并入主中原之后，"东方中华"地区便不再是日益串连成片的欧亚大陆上的那一个"例外"了。"蒙古会直接沿用中央欧亚大陆传统使用银，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不论是共生关系之国际商业势力回鹘或是伊朗系的穆斯林，都是使用银"[16]（P225），而"对于已经成为范围超级广阔之庞大帝国的蒙古来说，确实有必要设定全部领域都共通使用的价值基准"[16]（P225）。于是，"银就成为跨越蒙古东西方的公定'贸易基准'"[16]（P225）。
关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差异，杉山正明以欧亚大陆为整体9,将生活在"草原"、善于移动的游牧民族描述为"面";将生活在"绿洲"、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描述为"点"[16]（P8）。以此为基础，笔者以为，在经济活跃且特别注重贸易往来的元代，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之媒介，则如一条条的"线",具体担负起将"点"逐渐串联，进而融入更为广阔的"面"的职能。
元代的银本位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确立的。不乏"东方中华"之本色不再的酸楚，却也因而获得了新的力量。与中统钞的币值稳定互为因果，元初的银本位制，因为有充足的白银作为准备金，也得到了严格地执行，有学者明确界定这一时期为1260~1276年，并将其后的1277~1294年和1295~1341年分别界定为"弱的银本位时期"和"纸币本位或者不兑现纸币时期"[19].李剑农曾客观而中肯地评价："入元以后，中国币制，益趋向银本位制，此盖时代演进自然之倾向，非人力所能阻遏。元代前期之币制，以钞与银相权，本位为银，合乎此时代之倾向，故成功。元末及明初，改用钞与钱相权，复由银本位反于钱本位，而钞所代表之钱又虚，故无不失败"[9]（P643）。可见，元代的银本位制虽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但其确立的意义不容小觑。这一时期，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欧亚大陆，超越民族意识、跨越地域和国界，以无比开放的姿态，首度被银或以银为本位的货币这一共通价值紧密联结在一起；与之相应的思想及文化，亦如奔忙的使者、商人及流转的货币一般，沿着广阔而密集的商路，不断渗透并辐射到周边的区域和国家，在战争与重建、碰撞与交融的往复中，成就了一度经济繁盛的多元世界。
四、结语：元代货币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
总体而言，元代的货币思想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货币体制较以往发生了两大主要的变化：其一，纸币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使用，并形成了世界上最早且较为完善的货币管理制度；其二，自古以来以铜钱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被银本位制所取代，并一度得以严格执行。客观地说，这两大变化均与游牧民族的统治密切相关。此时的货币，在蒙古军事力量的保护下，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地域界限，在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之间不断流通，在汉人、蒙古人和色目人之间不断流转，并通过以回鹘及穆斯林商人为主的商业势力进一步流出国门，通往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元政府与中原百姓、他国政府、外来商业势力，以及各国民众之间的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并更加复杂化。中原地区的经济基础及由之所决定的经济伦理关注亦随之变化，纸币与铜钱、专行或兼用的探讨和争论，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了元代货币思想独具特色的经济伦理意蕴。
"信"作为货币之本，对此时首度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无用之物"--纸币，有着较往朝历代更为重要的意义。"便"则更进一步，体现了游牧对农耕传统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货币思想一改从前"盗贼难以赍将，水火不能销灭，世世因之，以为通宝"[8]（P394）的"铜钱至上主义",表现出对流通之"便"的价值诉求和更多关注。如胡祗遹所论："古人用钱，后世易而为钞，止欲便交易，赍使流通谷帛，均百货之价而已，非欲求利也。非不欲也，势不敢也。何为而不敢？夫物之寒可以为衣、饥可以为食者，贸易之际，略不相信，犹弃掷而不为用，况无用之物乎？此不难谕。正如北方刻木交质以易马羊牛，一失其信，则刻木其足恃乎？故行钞之法，钞为子而百货为母，母子相守，内外相应。货重而钞轻则敛钞，钞重而货轻则收货，一弛一张，权以取中。母子既以信相应，钞货价平而不偏，如此则虽行之于万世而无弊。舍此之外，一有营利之心，则其法自坏"[7]（P459）。
可见，钞法之"便"必以"信"为本，切不可用于求利，不然，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纵观元代货币体制的变化和发展，相较于铜钱而言，"便"交易的纸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并保持币值的稳定必坚守以"信"为本，这是世祖之世中统钞发行初期纸币运行机制取得成功，并使元代的货币制度闻名于世的重要根基。然而其后，面对连连战事、君主赏赐、大型祭祀、管理不善等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元政府终未能抑制牟利和巧取之心，开始频频动用准备金，并滥发新钞用于填补财政赤字，遂导致纸币价值紊乱，银本位制形同虚设，恶性通货膨胀随之爆发。一旦失去了"信"之本，纸币的铸造之"便"反而加速了货币制度的崩溃和元王朝的最终覆灭。
古为今鉴，"信"和"便"也是现代货币制度最为重要的经济伦理价值。某种意义上，元代货币运行机制所面临的历史挑战与当今社会货币问题所面临的时代机遇和挑战有共通之处。立足古代社会，元代纸币的全国通行首度实现了货币载体从"有用之物"到"无用之物"的全面转换，故而对"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改变以纸币相对铜钱的流通之"便"和铸造之"便"为价值诉求。当今世界，"无用之物"作为货币载体的地位早已稳固，但是，国际化进程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对新时期的流转之"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货币正在日益抽象化、虚拟化的道路上经历着从"有形"到"无形"的转变。支付方式上，依托现代科技、创新平台和移动终端，货币逐渐实现了从现金支付、卡支付到移动支付的演进，为人们的日常消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具体形态上，越来越多的虚拟货币充斥市场，如比特币（Bitcoin）、Facebook的Libra等等。这些创新支付手段和新型货币的出现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基于时代进步对货币运行成本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结果。在这一发展路径上，信用作为货币的本质，必须严格坚守，如同元代依靠蒙古铁骑的军事力量以及较为完备的信用制度实现了元初货币机制的成功运行，现代社会也必须以鲜明的审慎态度面对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不断完善现有的货币体制并积极防范各种风险。以"信"为本，方能在为了求"便"而创新的同时保障货币机制长久健康的运行。
参考文献
[1]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5] [日]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M].林松涛，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 （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 （元）胡祗遹。胡祗遹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8] 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宋、金、元部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0] （元）陶宗仪。陶宗仪集[M].徐永明，杨光辉整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1] （元）王恽。秋涧集卷90-卷92[M].钦定四库全书。
[12] （明）刘基。郁离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 （元）张之翰。西岩集卷13-卷16[M].钦定四库全书。
[14] （元）王恽。秋涧集卷79-卷81[M].钦定四库全书。
[15] 元典章[M].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M].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1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8.
[18] [法]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9] 管汉晖，毛捷。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2）：109-124.
注释
1胡寄窗认为元代的经济思想总体表现为两大特征：一是重商思想，二是货币思想成就显著。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239.
2学界普遍高度评价元代中统钞发行初期，认为当时的货币机制成功运行，纸币全国流通且币值稳定，但其后因财政赤字、滥发新钞等各种问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最终导致元代覆灭。
3当时南宋尚未统一，故此处"全国"指的是中原之北方，即原北宋和金的领地。虽暂未涵盖中原之南方，但相较于元代之前纸币仅在四川等个别地域通行，已明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4元代以前，除金末期曾一度出现无限期纸币外，宋代纸币常有流通年限，流通地域也相对局限。
5元世祖征服南宋的过程漫长而困难，故使其对南宋的统治态度极为审慎。日本史学家安部健夫在《元代の包银制の考究》《东方学报》（京都，24,1954年）中认为元代对旧南宋领地，尤其是江南的态度"表现得过度慎重，如履薄冰。"高桥弘臣在《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林松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中指出"元朝在南北各地执行的同一制度、政策，除货币政策外，只有行省以及驿传制度而已。"
6关于元代银本位制是否确立，学界曾有分歧，新近研究对此多持肯定态度。参见张家骧、万安培、邹进文。中国货币思想史（古代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P440;管汉晖，毛捷。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2）：109-124.
7经济伦理关系指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伦理意识的支配下，与其他经济主体、与社会和政府、与环境等形成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关系。经济伦理关系同时涉及伦理和经济两大领域，能更为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画卷，是社会经济关系变迁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参见刘可风，解丹琪。元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实学转向[J].船山学刊，2016,（4）：54-60.
8蒙古语ortoq,泛指在蒙古统治阶层的支持下，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
9杉山正明将欧亚大陆视为整体，认为在涵盖欧亚及北非的"陆地世界"里，要是没有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中央欧亚，就没有内部联结。其相关观点虽未必达成学界共识，却极具代表性，是立足于近世世界史发展轨迹更为宏观的见解。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M].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J].中国史研究，2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