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渊明的出仕思想
千百年来,人们囿于先贤的成见,而难以透过历史迷漫的烟尘,一睹陶渊明的庐山真面目,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单纯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高大隐士。其实不然,陶渊明并非自始至终地离群索居,他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大济于苍生”和“猛志”也曾是他生命乐章的一段主旋律,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曾数度投笔从戎,弃耒为官苦苦地求索。
就陶渊明的家世背景方面而言,陶渊明曾祖父陶侃曾当过大司马官职,外祖父孟嘉也是当时的名士名流,他的祖父与父亲也做过官,陶渊明是宦官世家出身的。“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赠长沙公并序》)中陶渊明的回忆里闪耀着曾祖父陶侃的光辉带来的自豪感。陶渊明在《命子》一诗中反复向后辈讲述了祖先荣耀的家世和辉煌的业绩,还提出“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的殷切期望,从中可以看出陶渊明这种累世名德、功臣迭出的家族风范。生长在这种“历世重光”的家庭中,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使陶渊明内心深处闪耀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光显门庭的功名意识。
满腹经纶的陶渊明,对儒家那种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精神有所感悟,并潜移默化聚集起了人生理想的巨大能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有对建功立业有掩饰不住的激情。“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是陶渊明在年轻时就胸怀大志的内心独白。“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等等这些诗文都表明儒家的思想精髓已经深入陶渊明的世界观,并以此共勉,希望自己要象先贤孔夫子那样,用智慧和才干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去。
二、陶渊明的归隐思想
梁启超曾说:“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像一位‘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
梁启超的这段话对陶渊明不想同官场同流合污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陶渊明的高洁人格就是一位不谙世事的“千金小姐”,他对官场的厌恶之情就像“千金小姐”被强逼着去“倚门卖笑”一样耻辱和悲痛。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这十几年间,面对人生的抉择,他多次入仕、多次归隐,跌宕起伏的人生总是在仕与隐之间徘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性自由与社会规范的矛盾充斥着他的内心,导致了他思想上的苦闷与挣扎。
脱离官场、归耕田园,他最终选择了一条超越自我的路,成为第一个走上山泽田园,与农民共同劳作的著名诗士人、诗人。归隐山泽带给了陶渊明一番欣喜的人生体验。
在《归园田居》中,他为世人描绘了一幅优美自然的田园风景画:“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生活的安静闲适,与官场的黑暗与复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陶渊明在最后两句更有了如释重负般的超脱感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饮酒》是陶渊明被自然包围并陶醉其中,在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的瞬间的意与景会、心与道冥的产物,陶渊明给世人留下的最珍贵的文学遗产之一,是至今都让人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既有老子“小国寡民”、庄子“至德之世”的投影,又揉入了陶渊明个人对现实社会的理想与追求。《桃花源记》里构想的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没有压迫剥削,没有战乱,处处洋溢着和谐欢快的气氛的社会是来自于陶渊明对现实社会的寄托和美好理想,但是显然这样的构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文中最后一段:“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中,“未果”的不仅是高尚士刘子骥,还有陶渊明心中美好的理想与憧憬。
至此,陶渊明归隐的选择是不容否定的,他的归隐既不是沽名钓誉,也不是走终南捷径,但这条路并没有给陶渊明带来他想要的那种舒服的归隐的安逸。其一,陶渊明的后期生活每况愈下,晚年的境况可以与普通的农民相提并论了,他时常陷入生活的困顿之中,“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这样的心理,非亲身体会无法描述得这样真切。《有会而作》中写:“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可见,陶渊明此时的境地是连温饱都不能满足,甚至还曾上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其二,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没有忘怀世事,也没有失去建功立业的抱负。鲁迅曾指出:“《陶集》里《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但这使他的心理承受痛苦,精神为之煎熬。
三、陶渊明仕隐思想的特点
(一)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
他向往的是自给自足、和平安宁、没有专制、没有竞争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淡泊高远、真诚淳朴、任运委化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是自然恬静充满意趣的田园生活。出于这样的追求和理想,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平淡醇美、旷洁悠远的外貌,这些正是前人所说的“静穆”。但在“静穆”的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厌憎和对人生短促感到无所寄托的忧虑。换句话来说,“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高度不安的焦灼感是激起这种理想追求的内在驱动力。与此同时,这种不安的焦灼感直接导致了陶渊明形成了一套自我调试内心的形神分离法,在主观上把心灵和行迹分开,用心灵来弥补行迹。
(二)陶渊明非常崇尚自然“本真”
对“本真”的追求是陶渊明仕隐的思想的核心内容,养真性情是陶渊明终生奉行的生命哲学。陶渊明的一生都在思考如何保持本真自然不被异化。陶渊明认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要顺应自然,因为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可抗拒的。不论是宇宙万象的发展变化,还是人的生老病死,都不是个人能决定的。陶渊明认为,人的“生”不必强求,“死”也不必回避,人就应该像“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那样自然自觉而快乐地完成生命的历程。陶渊明的顺应自然是消除他内心苦恼的良方,他的理论上是达观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恐惧和悲观的,他的诗文从表面上反映出来的是不惧生死的旷达气度,然而他在作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本身就是他惧怕死亡的说明,并且越到晚年越害怕。《自祭文》的后两句“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是对生的失望,却无法克服对死的恐惧,于是他就自我调试、自我慰藉,自己给自己打气壮胆,至少他主观上希望自己不为死亡而忧虑。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文描绘了诗人在赴任途中怀念赴任前的田园景色而对眼前的美景产生厌倦,更用自由的高鸟和游鱼来寄托自己的羞愧与不安。羞愧的是他内心认为出仕总和追功逐利形影不离,深怕自己失去“本真”,然后此次出仕侍奉刘裕是向往光明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又开始自我调试,自我安慰,虽然身在仕途,但主观上仍然是本真的。因此,只要是心怀本真,有做官的机会都可以去试一试。让精神上对“本真”的独立自由的追求与内心深处建功立业的抱负找到契合点,让自己身在朝堂心在山林,最终达到“结庐在人境”而“心远地自偏”本真境界(《饮酒》其五)。
四、儒学、玄学对陶渊明仕隐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儒学对陶渊明仕的思想形成的影响
陶渊明“仕”的思想主要受儒家的熏陶。陶渊明与许多封建文人一样,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下,内心深处充满着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匡时济世的理想,这不仅是陶渊明二十九岁开始为官的原因,也是他一次次归隐后又出仕的原因。陶渊明生于仕宦之家,生长在那种“历世重光”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使陶渊明内心深处闪耀着光显门庭的功名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陶渊明的几次入仕都表现了强烈的功名愿望和建功立业的抱负。身处于晋宋易代之际,哲学思想重新开放和活跃起来,各家的思想都有了进一步的完善。魏晋虽多崇尚老庄学说,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君子固穷”、“仁义、忠恕、知命”等儒家思想的熏陶,陶渊明有着坚实的儒家思想基础。陶渊明的诗歌中明显的表现出儒家思想倡导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建功立业的追求。大济苍生的愿望在《感世不遇赋》中得以充分体现:“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
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饮酒》二十);有对贤臣明君的肯定:“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问所津”。《杂诗》十二首“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是对奋发勤勉人生态度的赞扬。同时,陶渊明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迅速成长,获取功名,尤其重视对后代成长期间的教育,希望他们向“述圣”子思看齐:“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命子》),并且因子女“不好纸笔”、“不爱文术”而感到惋惜(《责子》)。由此,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浸润可见一斑,儒家思想可谓是占据了陶渊明灵魂的核心部分。梁启超曾在《陶渊明》中说过:“他一生得力处与用力处都在儒学……”。
(二)玄学对陶渊明隐的思想形成的影响
陶渊明“隐”的思想受魏晋玄学的影响至深。朱光潜的《诗论》中论到陶渊明说:“他摩挲最熟的是《诗经》、《楚辞》、《庄子》、《列子》、《史记》、《汉书》六部分;从偶尔谈到隐逸神仙的话看,他读到黄甫谧的《高士传》和刘向的《列仙传》那一类书。他爱读传记,特别流连与他所景仰的人物,如伯夷、叔齐、荆轲、四皓、二疏、杨伦、邵平、袁安、荣启期、张仲蔚等。所谓‘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者指此。”“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一样,把所吸收来的不同东西融合成他的整个心灵”(《艺文杂谈·诗论》),陶渊明的这种复杂的思想构成正与玄学的内涵相一致。
新的哲学思潮———玄学,是在道学与儒学经过两汉此消彼长的流变与发展,至于魏晋才达到了空前的沟通与互补而产生的。而陶渊明受达到玄学最高境界之一的人———郭象及他的重要思想“独化”的影响,把玄学思想融合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一部分。陶渊明多次用“化”、“化迁”之类的玄学词语,不是简单的重复引用,而是在深刻理解了“独化”境界后的更深层次的思想趋同:“目送随舟远,情随万化逸”指的是自然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变迁;“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指的是人生老病死的变化。陶渊明还善用玄学的思维去创作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饮酒》二十首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在东篱下采菊花,悠然自得中看到夕阳西下的南山景色绝佳,十分迷人,飞鸟纷纷投入山林,大自然的一切都自由自在的委任运化,情景交融。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是无法用语言描述清楚的“真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忘却语言,自我回味,才能达到心灵与“真意”的契合。这些都是陶渊明深层次思想意识中玄学意识的深刻体现。
综上所述,东晋诗人陶渊明是一位多元化的诗人,他内心深处的仕与隐的思想纠葛下结晶出来的诗文常常呈现出他特有的思想特点,比如“隐”的思想的平淡自然以及“仕”的思想的宏大抱负。他的思想形成还受时代大背景中儒、玄两大家的影响,为后世人建立了高尚的艺术境界,让人钦佩和追求。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陶渊明[G]//饮冰室合集(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2]郭丰功.玄学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J].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