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涌现了大批学者、研究组织和研究机构，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也形成一定的研究理路与方法，有些是实证性的研究，如注释、校勘、考据等，有些是赏析性研究，如论评、诗文品评、批点、杂论等。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再次掀起热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就有了文化背景探寻的新理路。与众多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孜孜以求一样，张新科也为其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给予了理性的思考。张新科，陕西眉县人，生于 1959 年，大学及硕博研究生均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面考察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会发现他的研究能够充分挖掘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着力探寻文学的演变规律，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这对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文化、人文论
文学作为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人类精神活动的生成物，其生存、成长和发展与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学者所论：“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形态；而文化精神的演变，也决定着文学形态的演变，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
因此，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就能够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从哲学、宗教、艺术、风俗等广阔的角度认识文学。张新科也认识到了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在研究实践中，始终把文学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他的这一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二是文学的人文研究。
就文学的文化研究而言，张新科首先对文学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透视。他认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就能够“探讨文学发展中与其他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说，是文学内在问题的深化，而不是脱离文学去研究政治、历史”。因此，他在《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从文化渊源的角度阐释了汉代文学所受到的先秦文化的滋润，认为“先秦时代的巫文化、史官文化、子文化系统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文学范式等都对汉代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将汉代文学放在两汉四百年间文化变迁的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握汉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其特征，并且从文化演变过程中考察汉代文学如何逐渐向文学的自觉时代迈进，勾勒汉代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挖掘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较全面客观地揭示汉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该著中，他把汉代文学放在汉代大一统文化政治背景下予以观照，挖掘汉代的经学、道家思想、神学思想、神仙观念、风俗文化以及音乐、歌舞、绘画与汉代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了经学盛衰与汉代文学风格的变化，神学思想与汉代文学的哲学化思潮，道家思想与汉代文人的自我情怀，神学观念与汉代文学，风俗文化与汉代的杂歌谣辞，汉代艺术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汉代文学的自觉化倾向等问题，探究了汉代文人心态由自我肯定到失去自我再到寻找自我的变化过程，并且就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史记》的文化意蕴、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比较、经术与文学的结缘、道教经典与五言诗、七言诗等文学文化影响的个案作了分析。通过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他指出：在汉代各种文化思潮中都可以看到文学的因子“；汉代文学的实践及其理论的总结、作家作品的评论、文体形式的变化等，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他认为，文化因子影响文学，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规律。
另外，张新科还对《史记》的文化综合性特点和文化的创新性做了研究。在《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等文章中指出：《史记》十表，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即主张大一统政治，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
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强暴、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
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
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
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
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 世纪 50 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
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
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 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 ABC 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
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
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 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 20 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 20 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 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 21 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
200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 7 论 17 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
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
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
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
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
《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
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
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所谓“文学经典”，乃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学文本。文学经典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检验的结果”。而“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接受的过程，扬弃的过程”。张新科从“经典化过程”切入，以汉赋、《史记》为例，深入探讨了文学经典化问题。
张新科最早论及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当是《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一文。
该文从汉赋繁荣但散佚多、存世少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张新科认为，汉代是辞赋发达的时代，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但流传至今完整的作品只有百余篇。这是由于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的理论总结与扬弃、文选家的层层筛选与淘汰、史学家的收录与保存、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等因素，使许多无消费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汉赋作品逐渐冷落，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得以流传并成为经典。正是这一经典化过程，造成了多数汉赋的散佚。
此后，张新科一路寻来，先后撰文探讨了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一文认为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而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尽管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一文认为，文学家对汉赋的学习与借鉴、文学选本对汉赋作品的收录和保存、评论家对汉赋的评论与推崇乃是汉赋在明代经典化的主要途径。通过分析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该文还论及文学经典化的相关问题，认为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与社会的政治、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也与读者的文学素养、见识、审美观念密切相连。明人对汉赋的认识，既继承了前代传统，也有自己的新见解；既有一定的理论，也有自己的新的辞赋创作。这些成就，既促进了明代的文学发展，也对清代辞赋发展以及汉赋在清代的经典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除了研究汉赋经典化以外，张新科还撰文分析了《史记》的经典化问题。他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一文中仔细梳理了《史记》经典化的过程和历史，认为汉至唐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时期，宋元则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时期，明清时期《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进一步巩固，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不断加强。在研究的过程中，张新科还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史记》经典化的途径、方式和发生原因。他认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且使《史记》中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在历时与共时的存在范畴里，不断实现着自我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增值与保值，就是《史记》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通过文学经典化研究，张新科认为：“文学作品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经典化之后，有价值的作品永远具有不朽的魅力，经典作品不仅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解构，反而不断加强。”
规律的探寻与把握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永恒主题，也是其最本质的目的。张新科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人文论、创新论、学科论、嬗变规律论、经典化论等，都有着发现规律的学术理路，这正是他在为“探寻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寻求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建构方法和途径”而努力的证明。
参考文献：
[1] 梅新林．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研究[J]．河北学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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