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较为全面真实地展现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最好画像。对于魏晋风度历来争议颇多，而编者刘义庆对名士风度的态度历来研究者却涉及甚少。从《世说新语》的类目设定、选材内容以及其中人物形象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冲突，可以看出他对名士风度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对名士风度颇为欣赏，另一方面对其也有否定性的评价。而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刘宋时期庶族掌权，打击士族，名士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宋文帝复兴儒学，猜忌宗室，身为藩王的刘义庆虽欣赏名士风度，又想全身远祸，与魏晋的众多名士一样内心极为矛盾，因而态度是十分复杂的。
关键词：《世说新语》 刘义庆 名士风度 复杂态度
Liu Yiqing' s complicated attitude to Wei-jin style from "Shi shuo xin yu "
Abstract: The "Celebrity textbook" "Shi shuo xin yu " comprehensively andtruly demonstrated the activities and spirit of wei-jin celebrities that could be said asthe best portrait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i-Jin Style had always beencontroversial for many, but the editor Liu Yiqing' s attitude had few involvedresearchers. From the " Shi shuo xin yu " categories set, the content selection andcharacters of conflict, we can see his attitude to personage demeanor was quitecomplicated. On the one hand, he appreciated the personage demeanor, on the otherhand he also had a negative evaluation.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were numerous: InLiu Song ordinary people in power suppressed Nobles, so celebrities influence wasnot as huge as before; Emperor Wen revived Confucianism and suspected imperialclan, although Liu Yiqing appreciated Wei-Jin Style, he wanted to protect himselfaway from evil. He had a extremely contradictory inner which was the same withmany celebrities, so his attitude was quite complicated.
Key Words：" Shi shuo xin yu "; Liu Yiqing; Personage demeanor; Complicated attitude
目 录
一、引言
二、复杂态度的具体表现
（一）类目设定的矛盾
1.名目的庞杂
2.内涵的拓展
（二）内容评价的复杂
1.对玄理清谈的赞赏
2.对违礼行为的贬斥
（三）人物形象的冲突
1.狂者亦慎
2.俗者亦雅
三、复杂态度的形成原因
（一）刘宋情势的变化
（二）名士思想的复杂
（三）编者心理的矛盾
四、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主流知识阶层——名士群体，对过去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信仰采取了明显的摒弃态度。他们不再遵守、甚至故意违背礼法习俗，以极端放荡不羁的言行实践表达对过去固有人生道德信仰的叛离。
《世说新语》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魏晋人物潇洒飘逸的形神之美和自由狂放的性格举止，以及当时任诞、品题、清谈的风气，正是《世说新语》一书的华章，也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对于“魏晋风度” 历来颇多争议。自鲁迅先生以后，学界对“魏晋风度”的赞誉逐渐多了起来，到今天褒者更多。从表面看，魏晋士人的许多行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发挥了士人的自由人格。研究者也常据此得出结论：魏晋士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视人的个性发展，最能超凡脱俗的群体之一。当然，研究者也同时注意到了魏晋士人矛盾、痛苦、失落、消极而未能最终超脱的一面，但往往把这些作为次要方面来讲，认为这些并不能减损“魏晋风度”的魅力。
对于争议颇多的“魏晋名士风度”，《世说新语》的编者刘义庆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研究者涉及甚少。研究者们多将重点放在编者刘义庆的思想倾向上。
郑学弢认为：《世说新语》把在政治上拍马屁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学思想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其思想是儒道杂糅的。江兴佑认为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出儒家的范畴。侯忠义认为刘义庆一方面欣赏名士风流，另一方面也对名士风度也有不满和批评，由刘义庆出身与思想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进一步窥见《世说新语》思想倾向的复杂性。
本文相对而言较为赞同侯忠义的观点，一方面刘义庆必定对于名士风度赞赏推崇，否则不会招聚文人编纂这部“名士的教科书”，更不会将充满门阀士族精神的名士风度作为《世说新语》的主要旋律；另一方面，通过对《世说新语》的深入分析，许多矛盾之处似乎说明刘义庆对这种所谓的名士风度还有其他想法。于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刘义庆对于魏晋名士风度实际上态度是相当复杂的。
二、复杂态度的具体表现
刘义庆作为《世说新语》的主要编撰者，他的复杂态度在《世说新语》中体现的很明显，从类目的设定编排，到内容的编纂评价，再细到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一不存在着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由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编者刘义庆的复杂态度显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类目设定的矛盾
“刘义庆把魏晋文人的精神灵魂作为集中的表现对象，所以他的类目设定完全是从如何表现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入手的。”既然是为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划分类别，就不能不受到与魏晋文人的精神土壤相关的人物品藻活动的制约，同时又表现出刘宋时期的时代特征。
1.名目的庞杂
《世说新语》分类系事，全书将 1130 则短文分别编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等 36 门之中。
单从名目来看，《世说新语》的门类设定中既有体现儒家思想的孔门四科，又有体现老庄道家思想的《雅量》、《任诞》、《栖逸》等门类。36 门类中有些门类本身就体现的是完全相对立的两种思想，例如方正——假谲、谗险，德行——任诞，雅量——仇隙，自新——尤悔，赏誉——轻诋……单从这点就可以看出编者思想态度必然是复杂的。如果编者在一本书中遵循着同一原则和评价标准，价值取向保持前后一致，那么对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行为必然态度不可能相同。如果赞赏遵循礼教纲常的行为，那么就应当否定与之对立的违背礼教纲常的行为。除此之外，诸如任诞与豪爽、言语与俳调等门类之间的区分标准也比较模糊。从表面上看来这样的类目名称的设定明显存在着不够合理、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这些矛盾彰显了编者刘义庆思想态度上的复杂。
对于《世说新语》36 门类，编者也有明显的矛盾的评价。36 门类的编排顺序颇能给人以由褒而贬的印象：“德行”至“豪爽”13 门大多符合儒家传统礼教规范，多为世人所赞赏的品行，编者对其中的人与事也大抵采取肯定褒扬的态度；“容止”至“宠礼”9 门虽不是儒家礼教的传统思想的体现，但也没有明显违背礼教传统，多是魏晋名士的一些独特的风气和偏行怪行；“任诞”至“仇隙”14 门则多为与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相违背的思想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正是魏晋名士风度最典型的体现，编者态度却又显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2.内涵的拓展
36 各门类中有些是将传统的概念术语赋予新的内涵，如孔门四科，虽然还是采取儒家及社会上的传统名称，但是却通过故事的内容表现出在此方面社会行为的变迁和他对这些名称的新理解，它们的含义范畴已经发生了改变。有些是编者自己归纳总结或采用魏晋之后出现的能够表现魏晋文人的精神风貌新的概念术语，如任诞、惑溺，更加体现了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
“德行”位列孔门四科之首，那么其中所收人物事迹应当是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典范。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完全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眼光的不同，“德行”的含义也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到，“德行”既保留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内核，又被刘义庆等人赋予了新的含义，该篇中王祥至孝感化继母、旬巨伯宁死不肯弃友、管宁视金钱如粪土等事都是儒家孝悌、仁爱、清廉等品行的典范，但也有很多与儒家观念相左的人物故事。
《德行》篇中所标举的陈蕃、李膺等人正是高唱以儒家礼教治天下的汉代统治者的反叛。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从“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到“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其儒家入世理想和道德情操不但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反而遭到政权的戕害。刘义庆把接下来阮籍“至慎”和嵇康二十年间无喜愠之色这种与政权游离的态度作为“德行”的典范来加以颂扬，正表明他们对于体现魏晋文人精神的新的“德行”范畴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所以《德行》篇中对于王澄、胡毋辅之等人的‘以任放为达’这种与儒家礼教背道而驰的人生态度并没有什么指斥和责怪，而只是引用乐广的话以商榷的口吻笑着问道：‘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这种容忍的态度不是说编者对这种违背儒家信条的举动不能识别，而是因为深有同感而不肯责怪。”
又如“俭啬”一门，“俭啬”意谓节俭、吝啬。魏晋时期随着儒家礼教至尊地位的动摇和崇尚自然风气的盛行，反映儒家礼教思想的节俭观念也几乎荡然无存。节俭与吝啬都成为人们展示内在真实的个性、流露自然心性的媒介和途径。《俭啬》篇中既有值得肯定的节俭故事，如以节俭着称的陶侃称赞庚亮食蓬留白的行为，也有近乎委琐的吝啬鬼故事，其中以王戎悭吝的故事居多。这反映出刘宋时期人们已经接受并认定了魏晋以来形成的抛弃礼教束缚的新的节俭观念。
类似如此的门类还有不少，传统上那些概括文人言行的各种术语的内涵外延已经有了不小变化，许多门类下的条目与其门类的含义存在明显不相符、矛盾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编者刘义庆对名士们的许多行为有着与传统相冲突的独特的看法和评价态度。
（二）内容评价的复杂
《世说新语》从选材内容上看是儒玄兼宗的，总体上既体现了“以儒为本”的思想，却又极少涉及功利说教，而多注重于老庄的玄理和清谈，似有重道轻儒之倾向。然而对于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却又否定批评，确实令人难以琢磨。
1.对玄理清谈的赞赏
《世说新语》看似以儒为本，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即所谓的“孔门四科”。这四篇不仅排列在最前面，而且分量也很重。这四篇整整一卷，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足以体现此书的“以儒为本”的思想倾向。
然而在《世说新语》的 1130 则中，实际属于正统儒家提倡的德行政教的有《德行》、《政事》、《方正》、《规箴》、《自新》等共计 168 条，只占总数的15%。36 门中条数最多的四门《赏誉》、《言语》、《文学》、《品藻》共计 456 条，最能代表《世说新语》的特色：以人物品评与玄学清谈为尚。其余各门也多以此为核心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容貌肤色、学识才能与性情气度。即使是这168 篇“为正统儒家所重视的项目，却也写得比较乏味；而言语、文学这两个较少实用功利价值的项目，反而写得很精彩”。从而在总体上给人以一种玄远淡雅的审美感，少有儒家传统的功利说教。
书中有大量称羡清谈名士、畅扬老庄之学的内容，如玄学家们谈玄论道的场面和风姿，以及他们论辩的玄理，不仅在属于褒赏的《雅量》、《识鉴》、《品藻》等篇中有充分的反映，在“孔门四科”中也随处可见。以孔门四科尤其《德行》放在诸门之首，显然有重儒的倾向，但是，通观这一门的数则内容，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轼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作为《世说新语·德行》的首则，这里对德行是怎样界定的呢？余嘉锡此篇的笺疏(一)引用李详的话：“案蔡邕《陈太丘碑文》‘文为德表，范为士则’，《魏志·邓艾传》作‘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结合此篇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可以看出评人标准的变迁，那就是汉时重德，魏初重文、重行，晋及稍后重言、重行，“言”的重视正可见出玄言、清谈之风的盛行，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就表达上，在对仗严整、音韵协调上，也更凝练、精美；并且，这里的“行”相对于儒家积极入世、社会参与的行而言，更侧重于个人的行为，趋于庄玄。其次看例举的人物上。陈仲举为汉代清议人物，商容是老子的老师，这都与儒家不协调。因此，所谓德行，第一则即暗示了其内容走向，既保留了儒家的一些准则，但也强调一些非儒家的东西，那就是倾向老庄的玄远，重视才华横溢的清谈。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第一则对以后数则的规范意义，从这些例子中即可看出。德行一门首先标榜的是一些曾与当权儒家相抗衡的清议人物，第一则以下又连续出现阮籍“言皆玄远”和嵇康无“喜愠之色”，赞赏的这些行为更加倾向于道家的空无和玄远。
同属孔门四科的《政事》篇第十五则记王导“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大有为王导的无为之治不为人所理解而抱憾之感；《政事》篇第三、八、二十则很难说有什么道德说教的倾向；《言语》篇的第二十八则以父祖之名相戏相讥，大谬于儒家的伦常等级和为长者、尊者避讳的观念。而共有一百零四则的《文学》篇中，前六十五则写的是玄学清谈，后三十九则是写诗赋创作，它早已超越了儒家的文章之学的范筹，所记载的主要是魏晋名士的玄学清谈和对魏晋作家的品评。而中卷和下卷对玄谈及名士妙解老庄佛理、讥刺礼教纲常、鄙薄功名利禄的记载更可谓俯拾皆是。
2.对违礼行为的贬斥
纵情越礼，放诞率性在魏晋名士中是普遍现象，也正是典型的名士风度的表现，然而许多能够体现典型的名士风度的行为事例，编者却把它归在带有贬斥之意的《任诞》篇中。如：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魏晋名士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相当突出，阮籍的蔑视礼法，刘伶的裸形与嗜酒等都是名士风度的典型。王子猷访戴逵，“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也是名士率性而为的典型。这些体现名士风度的典型，刘义庆却以含贬斥意的“任诞”之名冠之。《任诞》篇中还录有王恭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玩味这段话的意思，似乎带有对名士的轻视和嘲讽。的确，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名士，像魏晋时代那样怪诞荒唐地向社会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那样放浪形骸、离经叛道地坚守自我，在山野的苍翠之中，在酒壶的方寸之间，在药物的药性里，寄托自己的向往，寻找自己的理想，刘义庆对于这样极端的名士风度哪里敢公然地完全认同呢。
魏晋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们朝不保夕，心情压抑，加上个性自我意识膨胀和服用寒食散的原因，所以魏晋士人往往喜怒无常，性格暴躁，尽情地宣泄喜怒哀乐。如《忿狷》篇第二则写王述吃鸡蛋时的急躁愤怒，第四则写袁耽赌钱不如意愤怒地扔赌具，这是世族文人真实、坦率性格的流露，也是典型的魏晋名士风度的体现。这样的行为被归类于带贬斥意的《忿狷》一门。“忿猖”意谓忿怒、猖急。发怒本来是人受刺激后以宣泄求得平衡的方式和途径，但儒家从礼仪伦理角度出发，强调人应当克制愤怒等情感。所以“忿狷”是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正统规范的，在书中明显是被贬斥的。
崇尚清谈、热衷玄理和纵情越礼、违背纲常，这些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表现，但编者对其却有着明显不同的评价，对玄理清谈普遍持肯定欣赏的态度，而对于放诞等一些违反儒家礼教纲常的行为却又给予否定性的评价。从这两种相矛盾的态度中，可以体会到编者对魏晋名士风度的态度立场是颇为复杂的。
可以看出《世说新语》体现的显然不是纯粹的儒家立场，但也不是简单的道家本位，而是比较杂糅的。
（三）人物形象的冲突
魏晋是一个个性与才情都得到极大张扬的时代，它是儒家传统德行观式微的结果，也是对儒家传统德行观的突破和超越。在《世说新语》中，同一个人前后行为准则常常大相径庭，充满了矛盾冲突。
1.狂者亦慎
魏晋士人确有许多狂荡放纵、任性妄为、率真直性的言行，但绝不真的无所顾忌，而是极有限度的，“狂”的背后更有一个“慎”字存在。
阮籍曾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他不顾礼法，和嫂子聊天，又常常喝醉了酒就顺势倒在卖酒少妇脚边酣睡，甚至在给母亲守丧期间公然当着司马昭的面喝酒吃肉，可谓狂了。但这样一个人却从不评论当时人物国事的好坏，连疑心甚重、残酷无情的司马昭都认为他是“至慎”，从而在何曾劝司马昭治其罪时能轻易脱身，避免了同嵇康一样的命运。阮籍在名士少能自全的时代免于杀戮，他的一生是相当谨慎的。他的躲避方法就是饮酒，以醉来推托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即便是说错了什么或有什么不合理的行为，也可以推说是喝醉了，以此来请别人原谅。所以阮籍终日饮酒，其实是有不得已的痛苦。只看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便可知其是何等苦闷了。
不同于阮籍的放任狂荡，王蓝田以性急狂躁出名。《世说新语·忿狷》中有一则写：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述为了吃一个鸡蛋，将其性急的脾气充分显现出来，这样一位急躁直性的人，如果面对别人的数落时，按常理推测估计定会还以口舌，甚至可能大打出手。可事实上当他面对谢无奕“肆言极骂”时，却“正色面壁不敢动”（《世说新语·忿狷》），一句都不回应，这样的容忍雅量，真的是与吃鸡蛋时脾气暴躁的样子判若两人。
2.俗者亦雅
魏晋名士德才兼备者居多，但亦不乏德与才发生冲突者。如王戎，《世说新语》有 40 多则记叙了他的言行举止，《俭啬》篇共九则，他独占四则，他的极度悭吝的形象显然和儒家提倡的君子德行相去甚远，在书中也是遭贬斥的。而《德行》第二十一则写王戎父王浑丧后，“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雅量》第六则记“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这里王戎不仅不贪财，还很有人情味，这就与《俭啬》成了鲜明的反差，同一个人行为前后如此矛盾复杂。《排调》第四则：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亦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简傲佯狂、惊世骇俗的阮籍讥刺王戎的庸俗，但王戎在这里的表现倒也不俗，你看他笑着说：“你们的雅兴，也是可以败坏的吗？”不就有一股雅量、一种应对的机敏？而这不正是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另外，《赏誉》第五、六、十一、十三、十六则、《伤逝》第二、四则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聪慧、富于辩才和鉴赏力，且钟于情、蔑视传统虚伪礼教的王戎。《世说新语》对王戎的记载可谓参差不齐。
又如对潘岳，《仇隙》第一则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指出潘喜趋势利、人格卑下，但《文学》第八十四、八十九则却盛赞其才，称其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
王徽之也是一个在才性问题上有争议的人物，如《品藻》七十四则记谢安认为他言多而繁，属躁进之人，但《简傲》十一、十三、十六则则又对他能居官无官官之心、超脱世务津津乐道，《品藻》第八十则载他独独欣赏司马相如的越礼放诞、轻蔑世俗，《任诞》第四十七则“王子猷雪夜访戴”，则更是千古名士任性潇洒风度之美谈。
此外，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动，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
刘义庆在同一本书中有不少地方对同一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可谓是前后截然不同，对王述等人更是在同一门类中刻画出其完全矛盾的行为表现，刘义庆显然不可能在编撰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矛盾，而应该是对这样的矛盾行为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因而他并没有去回避这些矛盾，甚至有些地方还将它们放在了同一门类中。而他之所以对这些矛盾行为理解甚至认同，是因为他自身心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名士风度也必然有着较为复杂的态度。
三、复杂态度的形成原因
《世说新语》所体现出的种种矛盾冲突，不仅是充满争议的魏晋名士风度的真实再现，更是编者刘义庆的内心复杂态度的真实反映，而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
（一）刘宋情势的变化
士族在东晋一朝最为优游潇洒，其当权门户能与皇帝平起平坐甚至有时超过皇权。这些当权的门户称为门阀士族，门阀士族掌管朝廷实权，皇帝形同傀儡，这就是所谓的门阀政治。士族在政治上起着如此大的作用，前所未有。魏晋的门阀制度维护了世家大族的利益，严重地压抑了寒门庶族的发展，造成了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到了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士族与皇权、庶族寒门的对抗中，士族逐渐落了下风。庶族出身的刘裕建立刘宋，长期被世家大族压抑的寒门庶族自然将军政大权全部揽在自己手里，加强了对于世家大族的控制。
刘裕对士族实行既打且拉的政策，对愿意合作的士族，尤其是世家大族，给予高官厚禄；而对于那些敢于和自己抗争或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士族，就坚决地予以杀戮。曾经在东晋时期叱咤风云的士族，到了刘宋时期，其实际的职能不过是充当政治花瓶而已。“一方面是政治点缀品，另一方面又是武人皇帝、寒族荒君杀戮的对象。这种处境使他们对现实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为人处世只以家门利益为重，士族的人格愈加低萎。”
刘宋时期由士族天下转为了庶族掌权，名士阶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尽管士族优越地位的影响还依然存在，但失去了权力，士族也就不成其士族，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名士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对于名士风度的贬斥评价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编者对于名士评价出现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名士思想的复杂
“在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中，他的内在思想和他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有时未必一致，甚至是相反的。”鲁迅曾就魏晋时期名教和自然两派的名实不一情况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着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当时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标傍“孝道”，完全是用以自利的手段，在阮籍看来，那实在是衷读礼教，毁坏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氏们要迂执得多。”魏晋名士行为放任，举止自专，不崇礼教，甚至处处与礼教作对。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反对礼教，在政治高压之下，他们只是用这样一种佯装怪诞的行为来反对司马氏标榜的虚伪名教，破坏名教的准则，以狂放的、混沌的方式昭示自己与世事的不合。
在他们的内心，对自己的行为是很痛苦的。否则，当阮籍的儿子要效仿父亲时，阮籍也不会阻止；而嵇康写给儿子的《家诫》也不会教儿子一些谨小慎微、平平庸庸的行为。所以鲁迅先生说：“嵇康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那样的庸碌。”可见他们狂放的外表之下，是极端分裂，极端痛苦的内心。这种内心的痛苦又通过他们张狂的行为发泄出来。因此，外表的狂放、洒脱与内心实际的痛苦相结合、相冲突便形成了他们复杂矛盾的性格。面对名士们自身极端复杂的内心思想和行为，刘义庆态度的复杂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三）编者心理的矛盾
刘义庆为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宋书·刘义庆传》）以撰写《世说新语》。由于他藩王的地位和文人的修养，使得他既不像刘义康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刘义季那样完全沉湎于酒醉之中。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他感到本能的畏惧，这是他“不复跨马”政治上堕入消沉和冷漠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作为汉代清议活动蜕化的魏晋名士风流，虽然是面临严酷政治环境下化解现实矛盾的一种被动选择，然而却是一种人生的艺术，一种生活的哲理，也是一种解脱的方式，刘义庆文人的修养气质使他与魏晋名士有了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因而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包括其他参与编着的文人也是与名士心有灵犀的。这种个人的境遇和感受与刘宋王朝自上而下对魏晋精神的仰慕潮流不谋而合，这就是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一书的原因之一。
然而，《世说新语》的编纂年代是儒家思想重新受到官方重视的刘宋时期。
魏晋时期虽然玄学大盛，但孔圣却仍然处于受尊崇的地位。即便是玄学家们，亦既注老庄，也注孔子。何晏既有《道德论》，也有《论语集解》，王弼既有《老子道德经注》，也有《论语释疑》，郭象既有《庄子注》，也有《论语体略》。
《晋书·儒林传序》虽然描述了两晋儒学衰微，名教颓毁的状况，但传中却记载了范平、虞喜、刘兆、徐苗、杜夷、徐邈、孔衍、范宣、范弘之等一大批精通儒术的儒生。其中《徐邈传》云：“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素儒，太傅谢安举以应选。……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旨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范宣传》称之为太儒，“言谈未尝及老庄”。
可见，“在魏晋玄风的肆虐之下，儒学仍不绝顽强生长的种子”。到了晋灭宋兴，刘宋统治集团一旦巩固政权，便开始复兴儒学。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设立儒、玄、史、文四学馆，即以儒学居首。
对于这种历史现实，刘义庆等编纂者既不能完全照搬，又不能视而不见。
再加上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时正是因为“世路艰难”——“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情况下。刘义庆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 。但不管他对宋文帝复兴儒学的举动内心有何看法，表面上都要作出积极拥护的态度，以免招来政治灾祸。他不能不在编撰中体现朝廷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旨意，这恐怕才是他把孔门四科放在全书首位的主要原因。而且，皇室宗亲的显贵地位和政治形式的艰难险恶，迫使“性简素，嗜寡欲”的刘义庆也不能在自己的着述中以清谈公开对抗儒学名教。所以除上卷外，刘义庆在《世说新语》的《方正》、《雅量》等篇中赞扬了许多重德行品性的人物，在《规箴》、《自新》篇里对人品德性低劣的人也不无批评鞭斥。但刘义庆毕竟是一个政治热望不高、在皇室权力之争中也无任何野心、而又素来“爱好文义”的人。这就使得他在撰写《世说新语》时既要体现朝廷以儒学治理天下的思想，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着眼于名士的言语、德行等佚闻趣事之风流，当然对于名士们的一些违礼的行为无法持肯定态度。
余英时也说：“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因此，《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既放浪形骸，又恪守纲纪，“儒道兼综”，许许多多看似矛盾的言行却往往能统一于一身。魏晋名士是如此，刘宋时期的刘义庆及其门客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世说新语》的门类设定中为什么既有体现儒家思想的孔门四科，又有体现老庄道家思想的门类，为什么同在孔门四科中，既有儒家的典范，也有儒家思想的反面，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四、结语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时期无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魏晋风度”便是在矛盾冲突中诞生的奇葩。编者刘义庆正是身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中，对名士们的处境和内心思想有着较为深刻的感受和理解，他组织编纂的《世说新语》展现了真实的魏晋名士风度，所以《世说新语》尽管被列入小说类，却仍被历代研究者作为研究魏晋风度的极好史料。透过《世说新语》我们可以看到名士风度的背后的是复杂的时代背景、复杂的思想碰撞、复杂的内心世界……身处于这样的复杂时代中的刘义庆身上同样也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这使得他在《世说新语》中真实还原名士风度的同时又有诸多顾忌和其他考虑，因而刘义庆对于这样复杂的名士风度的态度用复杂来形容无疑是恰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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