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魏晋滑稽，盛相驱扇”，以滑稽，戏谑为表现风格的俳谐文学在魏晋时期呈现空前兴盛的发展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内部原因首先是俳谐文学自身“谐”的属性;其次是对语言音韵美的自觉追求。外部因素则包括造纸术的推广、文字书写的简易化——传播媒介的变革;洒脱不羁、嘲谑无方社会风尚的引领;上层社会力量的推波助澜及清谈的盛行。
关键词： 魏晋; 俳谐文学; 文学成就; 原因;
Abstract： In the 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in China,the humorous literature with the style of comedy and banter showed an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The internal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should attribute to the harmony of haiku literature itself,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pursuit of linguistic phonological beauty.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promotion of papermaking,the simplification of writing-the change of the media; the free and unrestrained,ridiculous social fashion,the promotion of upper social forces and the prevalence of talks.
Keyword： the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haiku literature; literary achievements; reasons;
一、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创作及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篇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魏晋时期俳谐文学作品数量丰富,文体多样,风格多变,艺术成就突出,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魏邯郸淳所作《笑林》,可称得上中国文学史第一部笑话集。在俳谐文学发展史上可谓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开启俳谐文结集的先河。“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中国小说史略》)受当时文集编撰盛行的影响,所谓“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隋书·经籍志》)”,于时出现了笑话集的编撰,晋代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笑林》的影响。《世说新语》还专列《排调》篇集中记录了一些幽默的辞令和诙谐可笑的故事,更可以看作《笑林》的最直接影响。以后,笑话类作品接连不断出现,侯白的《启颜录》,《笑林广记》等都是直接影响的产物。从此,笑话由口头传播进而到文字的传播,成为一种文学样式直接影响后世。
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篇列举潘岳《丑妇》,束皙《卖饼》等创作,以为“尤而效之,盖以百数”,并得出“魏晋滑稽,盛相驱扇”的结论,这些创作,都是“有亏德音”的空戏滑稽之作,未存讽喻。其实,这只是晋时俳谐文创作的其中一类。以讽世与批判为主旨,暗含讽喻才是此时俳谐文的主旋律。三国时应璩《百一诗》是重要的代表。“辞谲义贞”(《文心雕龙·明诗》),即说明其语言富于谐趣,内容切中时弊,所以能做到“世共传之”(《三国志·魏书·应璩传》)。《隋书·经籍志》记载应璩有《百一诗》八卷。阮籍《猕猴赋》、左思《白发赋》、鲁褒《钱神论》、张敏《头责子羽文》、陆云《牛责季友文》等作品都是以俳谐的笔调批判社会的极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们当最能代表两晋时期俳谐文学独具的特色。
这些作品展现了社会现实激发下的写作热情,反映了“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狎得志,更相荐举(干宝《晋纪·总论》)”的社会现状。亦如晋葛洪所言:“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尤可息谐谑以防祸萌也《葛洪·抱朴子》。”鲁褒《钱神论》则是这方面的代表,创作动机源于“伤时之贪鄙”。晋时以《钱神论》为题的还有还有成公绥。这些作品以极为诙谐的语言嘲讽时世,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无怪乎当时“疾时者共传其文”。
东晋顾恺之着有《祭牙文》,以祭文这种极为庄重和严肃的文体对牙齿进行祭奠,足可见其好谐谑及矜伐过实之处。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拟公文体俳谐文与《祭牙文》有一脉相承之处。南朝袁淑所做《鸡九锡文》《驴公山九锡文》等文也是以极其煞有介事的口吻给鸡和驴之类的牲畜加九锡之礼,可以明显看出《祭牙文》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此类作品已经相当的模式化。
《语林》是东晋最有影响力的着作之一,记载俳谐言辞很多,上至文人雅士,下至村野鄙夫。这些嘲戏之谈实际上与笑话无异。《语林》在当时传播范围很广泛,《世说新语·文学》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世说新语》大量故事取源于《语林》,可以说正是《语林》奠定了《世说新语》的成就。
二、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兴盛原因探析
1. 文学发展的内部力量的驱动是最根本的原因
首先,俳谐文学固有的“谐”的性质,或者说是其滑稽、戏谑的特色,是其不断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人性对于休闲娱乐的需求从来都是根深蒂固的。《文心雕龙·谐隐》肯定了“滑稽”之文“振危释惫”的作用,现代休闲美学认为“一切闲情逸致,除了具有松弛意义外,尚有多种功效。”[1]朱光潜指出“谐”具有社会性,“社会的最好团结力是谐笑,所以擅长谐笑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受欢迎。”[2]对于娱乐或游戏的价值,现代休闲美学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认为,所有的紧张和严肃都是为了那一刹那的游戏和娱乐。从康德,席勒到王国维,这一观点被不断地发展和强化。
其次,“口谐辞辩”之音韵美的进一步发现促进了俳谐文的自觉创作。
魏晋时期,“口谐辞辩”的语言音韵之美得到进一步发现,人们在辩论或嘲戏中进一步体验到语言本身的美感和乐趣,展现着自我的才华和智慧,并成为世俗所尚,这也是俳谐文学兴盛的内部因素。这一时期,人们对于语言的音韵之美有了明确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清谈时不仅在于追求思辨的乐趣,对“泠然若琴瑟”的音韵之美的体验几乎也同样重要,《世说新语·言语》载“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胡毋彦吐佳音如屑”,这些褒奖都着眼于语言的音韵美方面。“刘尹语何如君尊?”答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则破的胜我”,则说明辩论的水平高下一方面体现在能否善于抓住要害,另一方面,语言是否具有“韶音令辞”的美感也很重要。
魏晋时社会的动荡不安,更令人感慨个体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奏响的是悲凉慷慨、寄托遥深的文学主旋律。因而论及俳谐文学兴盛的缘由,前人多以为这表面的放达、嬉笑实为对悲伤的另一种的补偿,是乱世下痛苦心灵的折射。但阅读俳谐文文本本身,给人的感受却是创作者追求思辨的力量,享受语言的乐趣,这应该足以证明俳谐文学发展的内部动因远比政治、思想等外部因素更为重要。
2. 这一时期俳谐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
其一,文学传播媒介的发展。
东汉末年,造纸术的发明,使书写愈发便利;楷书及草书的流行,使书写更为简易。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于俳谐文献的大量保存和传播意义重大。这使得文学的传播至于街头巷陌。据《汉书·王充传》记载,城市中已不乏书肆,所以家贫无书的王充“常游洛阳书肆”,成为一代学者。这一时期,所谓“谰言兼存,琐语必录(《文心雕龙·诸子》)”,“充箱照轸”的不仅有诸子之作,嘲谑不经的俳谐文学也在其中。可以说,这一时期各种文献的保存与传播获得的极为有利的条件。至齐梁年间,魏晋时期具有俳谐意味的文献大量存在,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刘勰做出“魏晋滑稽,盛相驱扇”结论。应该说魏晋时期造纸术已然取的的革命性的发展,文字书写的愈发简易化,是推动文学发展最关键的力量。
另外,东汉以来,文学的口头传播形式依然是文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汉书·艺文志》称“及末世口说流行”,这为文学的平民化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俳谐文学,这一最具有社会性、最受大众欢迎的文学样式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其二,洒脱不羁、嘲谑无方社会风尚的引领。
汉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日渐解体,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平等,相互之间嘲戏的风气更为炽烈,朝野之间也是如此。以《嘲》为题的文章东汉就已出现,但并没有得到保存下来。三国时期,有大量以《嘲》为题的作品出现并流传了下来,这与文献载体的改变,文献传播的便利密不可分。晋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在“琐语必存”的条件下,俳谐文献大量存世和流传成为必然。《文心雕龙·书记》称“文举属章,半简毕录”。孔融的作品俳谐色彩极为浓厚,但他的作品却基本上得到流传。曹丕、刘桢等建安文人的书信问答,大量的具有嘲谑的性质,如曹丕《借廓落带嘲刘桢书》、刘桢《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陈琳《为曹洪答魏太子书》、钟繇《答太子书》、《与广川长岑文瑜书》、王弼《戏答荀绒书》、张湛《嘲范宁文》、繁钦《嘲应德琏文》等。创作者、文学传播者身份的特殊,使得这类作品得以大量流传。史载曹植会见邯郸淳时“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迄”,而他的《鹞雀赋》是这类作品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刘勰所说“魏晋滑稽,盛相驱扇”,文人间的相互嘲戏赠答正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或许,魏晋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具有“抱团取暖”性质的俳谐文学更能给朝不保夕的魏晋时人以温暖和力量,流传的范围更加广泛。曹植之所以会有大量的俳谐作品流传当是最有力的证明。时事因为可悲,才需要以嘲戏不经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方面表现的是对现实的逃避和无奈,一方面也不妨解读为“四两化千金”的人生智慧。“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文心雕龙·论说》”,孔融式的嘲戏当最能作为代表。
其三,上层社会力量的推波助澜。
“风动于上,波震于下;上之所好,下必从也。”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物作为俳谐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因其身份的特殊、传播力量的强大,对魏晋俳谐文学的兴盛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魏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曹操、刘备、孙权、晋文帝、晋武帝、晋元帝及顾恺之等都留下不事威仪、善于调笑的故事,魏晋时人崇尚幽默的谈吐,洒脱的个性,最高统治者无疑树立了最鲜明的标榜。
《三国志·魏书一》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另据《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记载,吴主刘备为了解决许慈与胡潜互相争斗的局面,让喜剧演员扮演二人,把两人之间互相嫉妒乃至于争斗的局面,搬上表演舞台,以嬉戏的形式来感切二人。政治家们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往往以“口谐辞辩”为外交优势,扞卫自我,展示力量。《三国志·费祎传》则直言“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孙权设宴招待蜀国使者费祎,却事先命赴宴群臣,“使至,伏食勿起”,费袆于是说“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凤凰。何不弹射,以还故乡。”言毕,两人还分别不甘示弱作了《麦赋》和《饼赋》,今虽不见其文,但可想见其作文用意乃是处于嘲弄与戏谑。晋孝武帝在与虞啸父亲的对谈中,认为对方说话很幽默,很精彩,于是“敕书取语,于是为风俗,人相嘲调,辄取好语疏取(《艺文类聚》引《语林》)”。由此想见,《语林》正是诞生于这种“敕书取语”风尚之下。《世说新语·排调》记载了晋元帝不重威仪,喜爱与臣下调侃,他与大臣殷洪乔关于皇子出生的幽默对话,成为一直以来的笑谈与美谈。作为东晋的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顾恺之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做时尚的风向标,尤以喜爱谐谑的幽默个性,受到时俗的追捧。《晋书·文苑传》载“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恺之矜伐过实,少年以相称誉以为戏弄。”
此外,这一时期清谈的盛行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具有谐谑、讽喻特点俳谐文学的发展。因清谈双方注重的虽然是智慧的较量,但也是语言的交锋,辩论双方欲出语惊人,语言的游戏在所难免,诙谐有趣的应答总是能出奇制胜,受到好评。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赖琴芳．休闲美学读本[M]．北京:北大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