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六朝时期开始，狐妖从宗教迷信的产物开始向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文学形象转变。历史发展的洗礼使狐形象染上了时代的色彩，并逐渐丰富饱满、更加立体化。清代是狐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随着人们对狐妖观念的转变，涉狐的故事作品也如同雨后春笋，数量不计其数：例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和邦硕《夜谭随录》、袁枚《子不语》、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丁秉仁《瑶华传》等等。而在这些星罗棋布的狐小说中，历经四十余年之久创作《聊斋志异》脱颖而出。
狐形象是《聊斋志异》中一个最重要的形象群。通过对狐形象的溯源和梳理，让我们看到了狐形象的演进，也让我们看到《聊斋志异》里狐形象的不同，"多具人情、和易可亲"是这些狐形象的基本特点。他们性格鲜明、形象丰满、各具特色，既是对前代作品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也包孕了蒲松龄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通过对狐形象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我们更细致、更深刻地了解作家的创作心态，理解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这也让我们明白《聊斋志异》狐形象的塑造不是空穴来风，是中国几千年狐文化积淀的结果。
虽然目前学界已有许多专着、论文对这一形象进行过研究，但探讨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笔者试图将其单独成章，从最基础的文本着手，按照狐形象逐渐人性化这一演变过程，梳理和对比蒲松龄在狐形象的描写上对前代作品的继承和发展。以人形、人性、人情的完美结合为基础，再对《聊斋志异》中狐精具有的理想化的性格特征进行分类，体现蒲松龄笔下狐形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进而透过狐形象的描写反观蒲松龄矛盾、孤愤、治世的创作心态。因为笔者才疏学浅，一方面，对狐形象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对后代作品的影响都没有做涉略和探讨；另一方面，也没有详细探讨狐与《聊斋志异》里的其他精怪的相通与不同之处。所以对狐形象整体上把握还不是太全面。希望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能继续对其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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