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下晚清白话报刊的创办与报刊文体的转向

　　维新变法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深刻而普遍的启蒙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主张通过维新变法、开启民智达到富国强民、救亡图存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目标,以康、梁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发起了近代白话文运动。为推动白话文的广泛传播,白话文的倡导者们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话报刊。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晚清白话报刊传播了知识精英的白话文理论并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还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最终胜利与确立白话报刊的主流传媒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晚清知识分子传播观念的演进

　　晚清是指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国有识知识分子通过传媒了解西方,革除弊端,“师夷”“制夷”,实现民族复兴大梦。早已发达的西方近代传媒千方百计窥视中国并向中国传播近代西方的文明“镜像”,引起了部分士大夫和知识精英的重视。中国近代第一个重视报刊作用的人是林则徐。他被派往广州禁烟后便开始安排专人翻译外报,从“了解夷情”、“以夷制夷”的目的出发指令译员搜集翻译外文报刊并把其中重要信息编成《澳门新闻纸》抄送皇帝和朝廷官员作为了解“夷情”的参考。但由于条件所限,林则徐尚未考虑办报,只是把报纸作为“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的窗口。说明晚清社会上层对近代传媒功能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日重,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和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外部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策。他们从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刊中接受了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初步认识到报刊的社会功能并着手办报。洪仁珄的《资政新篇》,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日报》,陈炽的《庸书·报馆》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些有识之士对近代报刊传媒的功能认识,表达了“办报达聪”的愿望,比较林则徐等人的观念和对报刊传媒功能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洪仁歼认为,设新闻馆出版报纸“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

　　意谓办报从统治者(“上”)到商贾农夫均可从中受益。

　　报纸不仅是统治者掌握情况的工具,也是昭明法制、推行封建道德教育、便利商品流通的有力工具。郑观应也说“报馆之设其益甚多”,大致有:灾荒年间可以“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若有“作奸犯科者”,在“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此有功于除暴也。”对于文人士子,日报可以帮助他们“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报纸还“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

　　在郑观应看来,报纸的作用十分广泛,可以给朝野提供议论政治的方便,有利于改革政治,对执政者有所监督;对文人学者可以助其了解天下大事;还有益于国人了解国情、民情、商情等信息。王韬对报刊的信息传播功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认为报纸具有“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之功效,强调报纸沟通中外信息的功能。他于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是维新人士早期所办报纸,刊登中外时事,评论时局,传播中外信息,鼓吹变法维新。陈炽还把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发达的原因与报纸的作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这些国家“制一精器,登报以速流传而工作兴矣,立一公司,入报以招贸易,而商途辟矣。与国之政令,朝夕可通,而敌情得矣,刑司之献辞,纤毫必具,而公道彰矣。”

　　意谓新型机器的创造运用,商品信息的快速传播,国际间事务的迅速掌握以及各种法律的确立都可归功于报纸,还首次肯定了报纸的广告功能。虽言之过誉,却也道出了他对报刊功能的重视与肯定。

　　维新变法的主将康有为认为报纸的作用有“四益”:“报馆之益,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集,其善一也;胪陈备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其善三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

　　他把报纸看成是监督政府,上达民情,替政府拾遗补缺和推行新政的工具,这比王韬的传播观念又进了一步。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改良派第一份机关报《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为《万国公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接受和支持资产阶级的改良主张。维新运动的另一主将唐才常在谈到报刊的上下传通作用时说:“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挲掌故,钻研政典,求断烂朝报不可得,而赍恨终者,何可胜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佰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

　　进一步肯定了作为近代大众传媒主体的报刊在沟通海内外信息,联结“官”“士”“商”“农”以及粗通文字者间的桥梁作用与中介功能,信息一经报刊播发即会迅速而广泛散播,形成的舆论影响十分广泛。

　　在众多的维新者中,梁启超最为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和舆论影响力。他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他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上下蔽塞,左右蔽塞,“喉舌不通”,“病及心腹”。报刊却可以改变这一现状:“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朝登一纸,夕布万邦”。在其看来报纸的传播快速广泛,社会影响大,一个国家的强弱仅从报纸的发行数量就可看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民众启蒙与国家富强并把对民众的启蒙作为实现富国强民的基本手段。他对报刊功能的体会更深刻而全面,也体现了晚清有识之士对报纸传播功能认识的递进。

　　后来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重视报刊宣传作用和启蒙功能上与维新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一开始,孙中山就很重视报刊的宣传功能,在兴中会成立之时他就在会章中明确指出:“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

　　孙中山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还说:“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并把“设报馆以开风气”列为兴中会的首要任务。胡汉民认为:“报纸则往往于多数人民中,创发意见,而有登高一呼,使万山环应之概。故对于变动之人民,有先导之称。”

　　他们都从革命立场出发重视报纸的革命鼓动作用与舆论效应,认为报纸可以直接间接地影响民众的革命激情进而产生革命行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反清排满的革命主张,创办了大量以白话文为主体的近代报刊。

　　他们的反满文章通过白话报刊的广泛传播很快就使“革命论盛行于中国,……其旗帜鲜明,其壁垒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

　　孙中山把创办新式报刊作为宣传革命活动,营造反清舆论的重要事务。他在嗣后创刊的《中国日报》上刊载反清文章,大造推翻满清政府舆论。他还在1905年于日本创刊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发表理论文章,阐述反满革命的内在涵义,号召民众认清满清政府的腐朽本质并唤醒民众起而推翻专制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以《民报》为舆论阵地向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发起的攻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言论进行了有力抨击并取得了胜利。由于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主要以白话文为传播符号,舆论的传播范围十分广泛,反清言论得到有效传播,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作了先行准备,显示了白话报刊在唤起民众、宣传革命、反清排满方面的巨大威力。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对待近代传媒的传播观念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演进过程,改变了清朝早期的视报刊为“奇巧淫技”,难登大雅之堂,不入上层社会法眼的歧视和限禁,演变为一部分士大夫、有识之士通过报刊“冷眼看世界”,初步认识近代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并通过西方近代报刊了解外部世界,再演进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希望通过创办白话报刊,营造舆论,启蒙民众,实现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梦想,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利用白话报刊宣传革命思想,鼓吹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其间对待近代报刊的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报刊的阅读对象也从早期的社会上层、知识精英逐步转移到粗通文字的中下层民众,报刊的功能也由最初的沟通中外,了解“夷情”,演进到启蒙民智,倡言革命。传播视角的下移表明启蒙对象的扩大化以及革命思想宣传的广泛化。从这一传播观念的演进中不难看出,晚清士大夫、知识分子对近代传媒的认识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由理论阐述到办报实践。他们冀望通过办报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启蒙民智,建立政治团体,宣传政治主张,推动维新运动与民主革命的发展。这种媒介观念的演进过程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相观照,起到了推动作用与催化功能。

　　二、传播视角的下移与对白话文体的提倡

　　晚清有识之士对西方传媒功能的认识在渐进中向前发展,近代传媒的“大众化”也在面向中下层民众的启蒙中逐渐被大众认识与接受。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全国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起初他们主要想通过“公车上书”在中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借助皇帝实现自上而下的变法,实现富国强兵。其间创办的报刊主要针对以上阶层。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谭嗣同等创办的《湘报》,康广仁等创办的《知新报》就是如此。这些以知识分子或士大夫为主要对象的报刊很难在文化层次较低的中下层民众中传播,关键在于这些报刊文言或半文半白的文字对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中下层民众太过艰深古奥,晦涩难懂,自然达不到唤醒民从,启迪民智的初衷。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维新人士对报刊的传播对象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要想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仅有上层社会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精神素质,即首先要使被启蒙者能阅读书报,接受新知,在知识启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思想启蒙。而当时的书籍和报刊的文言文体严重制约了国民对启蒙知识和启蒙思想的接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有识知识分子提出改革文言文体,破除文言文带来的阅读障碍,实现“言文合一”。作为第一个提出这一主张的黄遵宪认为口头语言应当和书面语言保持一致,一旦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出现疏离,通晓书面文字的人数稀少;相反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一致,通晓书面文字的人就多。他强调:“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谕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限于时势,黄遵宪未能明确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的口号,但他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出发阐发语言与文字合一的重要性,只有便利大众阅读,才能扩大接受知识的范围,进而使更多的普通民众接受新知,获得启蒙。这种传播视角下移的主张开启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序幕。

　　随后,梁启超发展了黄遵宪的传播观点,他把国家复兴与民族崛起和书写语言变革联系起来,强调改革书写文体便利民众阅读,扩大信息接受者范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郑重写道:“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

　　认为民众接受新知必从阅读开始,只有全民族都能读书阅报,接受教育,国家和民族才会重新崛起走向富强。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言文体却严重阻碍了启蒙思想的传播。为了达到自上而下的启蒙目的,必须改造旧文体,以通俗的文字为文,解决现实中言文分离等问题,创造出适合新时期报刊宣传要求的“新文体”。针对清代统治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梁启超指出了它束缚人们思想表达的弊端,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可谓直言不讳,掷地有声。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起自求解放,先是在创办《时务报》时自创“时务文体”,后经《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期间的改进发展成一种适应报刊使用的相对平易的“新文体”。在他看来,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意即“新文体”明白通畅,行文自由,不受古文章法之约束,在文中可以根据内容需要适当运用俚语俗话及韵语,同时还时常借用国外的语法词汇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梁启超虽未明确指出用白话文体替代文言文作为主要的书写语言,但他却在办报实践中逐步降低语言的文言色彩,借助报刊向中下层民众推广趋于白话文的过渡性语言。他的“新文体”体现了维新人士传播视角下移、着眼民众接受、扩大启蒙对象范围的维新思想。

　　对于梁启超首创的报章“新文体”,维新派另一重镇谭嗣同给予了高度赞扬。谭认为报刊既然是面对广大读者的“助新之具”,就应该冲破传统的“文例”限制,以自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内容,造就一代新的文体和文风。梁启超首创的适应近代报刊传播需要的“新文体”在适应普通读者阅读方面迈出了可贵一步,但并未超出文言为主的范畴,只是在古文范畴内的革新,与真正的白话文尚存较大距离。但就其报章语言对文言、俚语和外来语的融合看,确已改变了原有报刊文章用语的格调,是一种向现代白话文过渡的浅近的文言文体。“新文体”的产生适应了当时启蒙运动的需要,也为近代报刊造就了一种易读文体。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口号的是裘廷梁,自称“白话为维新之本”,他把白话与开启民智和宣传维新结合起来赋予文体变革以崭新的时代内容。裘廷梁是东南一带鼓吹变法维新的著名人物,于1898年创办了《无锡白话报》,他倡导白话文的著名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就刊发于该报。裘廷梁深刻地剖析了文言文给国家的发展带来的重重障碍:(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缘自于“文言之为害”。他在文章中分别从“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等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白话文的价值。

　　裘廷梁对文言文体的弊端与白话文的益处作了系统的理论化总结,把书写语言嬗变上升到国家兴衰的高度观照,把能否成功向大众推广普及白话文视为民众启蒙思想能否得到有效传播的关键所在,直接关系到维新变法的成败。

　　裘廷梁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中国民的智识水平与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要想使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有一个质的提升,必须使其每一个国民均能接受良好教育,获得足够的信息。普通国民通过媒介获得知识时必须掌握基本的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的难易则是衡量获取新知的重要尺度。显然,艰深古奥的文言文曾经剥夺过无数普通民众接触书籍,获取新知的权利,现在这种弊端仍然存在。因此,唯有实现“崇白话而废文言”,普通民众的文化层次才可提高,国家富强才可实现,因为白话文体可消除一般大众面对文言书写时的障碍,更容易理解文字所蕴含的内容。要使变法维新获得成功必须先办报纸,作好舆论宣传工作。裘廷梁认为:“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欲“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若“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

　　就是说白话报是传播信息,启迪民智的重要媒介。裘廷梁系统论述了维新派的白话文理论,是对黄遵宪“言文合一”、梁启超“新文体”主张的继承与发展,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纲领,具有划时代意义。

　　三、晚清白话报刊的创办与报刊文体的转向

　　晚清以来的社会改革及思想启蒙是以平民百性为主要对象的。这种对普通民众的启蒙首先要使被启蒙者能读书、阅报获取信息,其前提是让他们能通过浅易的文字接触近代媒介。这也是作为近代大众传媒的晚清报刊对白话文体的必然选择;同样,白话文体也只有通过近代大众传媒的报刊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并取得最大化的影响。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曾说:“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

　　施拉姆对媒介功能的观点也能解释晚清近代传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嬗变的作用。白话报刊作为晚清社会的启蒙工具是适应维新派的政治启蒙和思想启蒙而诞生的。启蒙者也是希望通过近代传媒的知识传播和思想教育以实现启蒙民众,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梦想,致力于现代社会体制的建立,因而要求报刊文体需因时而变,以白话代替文言,着眼中下层社会,扩大接受对象,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媒介、符号和信息(知识)是构成传播活动的三大要素。语言作为特定的符号系统始终蕴含着一定的信息并借助媒介传播出去。语言只有在适应媒介特性和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显示其指代功能。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的传播媒介,就在于封建社会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播工具始终被控制在上层社会手中,普通民众难有掌握语言、获得传播的权利。不以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古代书籍其符号体系的文言化也就顺理成章。正如学者所说:“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与一定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联系起来,语言在其传播活动中才具有意义,因而,一定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体,制约了人类的语言。”

　　由于近代西方白话报刊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及晚清维新派改良社会,启迪民智的现实需要,报刊的大众化与白话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到裘廷梁都试图通过改革语言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们不仅努力探讨书写语言的浅近易读,还做着种种理论的总结与实践的探索,通过白话报刊的实践向民众推广白话文并检验白话文理论,进而扩大民众接受信息的范围,达到启蒙民众。富国强民的目的。改良派于1897年11月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张白话报纸《演义白话报》。在《白话报小引》中写道:“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表明了维新人士创办这份报纸的真实意图:中国人若不再受外人欺侮,就要让他们了解外部世界,掌握世界形势,把报纸作为媒介和渠道来接受信息,获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的工具。若此,报纸就必须降低阅读难度,改革符号体系,满足普通民众的阅读需要。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启迪民智,富国强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目的。

　　《演义白话报》的创刊得到了其他维新人士的首肯与效仿。裘廷梁一睹便“甚善之”,他亦在1898年5月在无锡创办了维新派的另一重要报纸《无锡白话报》。在《无锡白话报》出到第5期时,裘廷梁恐阅者以为该报专为无锡一地而办不面向全国发派,又恐怕阅者误认为该报是用无锡方言编写无法向全国宣传,就改报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的序言中指出,如果全国“每县自设一报,浸淫遍于18行省而后民智大开耳。”他阐述了报纸的重要价值,办好白话报与宣传维新变法的紧密关系及现实意义。其他维新人士还创办了《平湖州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等白话报纸。这是维新派白话文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重要标志。

　　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也很重视通过报刊表达民主革命思想的诉求。从1899年到1918年,各地新创办的白话报刊多达170种。其中著名的有《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直隶白话报》等,在数量和社会影响方面均超过了维新变法时期的白话报刊。此外,一些用白话或浅易语言写就的宣传改良或革命的小册子也在中外广泛传播,影响甚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白话报的主持人大都是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人或是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内容上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林獬主编的《中国白话报》、陈天华主编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作为当时著名的革命派报纸全部使用浅俗的白话语言向普通民众做广泛的民主革命宣传。

　　晚清白话报的出现及其发展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脉络紧密相联。维新变法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涌现的大量白话报刊与以上两个时期的社会变革思潮相互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并呈现出蓬勃生机。正如学者所说:“它的发展是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运动紧密联系的。”

　　这些以“白话”命名的报刊对促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检验了维新人士和民主革命家们的白话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地推动了中国的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逐步转变,同时也为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的最后成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办报经验。如果没有晚清大量创办的白话报刊,维新派的白话文理论就难以得到顺利推广;如果缺少晚清时期的白话文理论与办报实践的准备和铺垫则很难有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最后成功。

　　四、晚清白话报刊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局限,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还仅限于报刊传媒语言,尚未实现全民族书写语言的白话文化,但却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族语言全面白话化的先河。晚清时期维新人士为启蒙民众,重塑民族威望,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实现构建现代民主国家梦想而创办的近代白话传媒是整个社会变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开展,也为我国近代书写语言的白话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晚清创办的白话报促进了民族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型并对嗣后的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借鉴,晚清时期维新人士提出的白话文理论与办报实践和20世纪初蓬勃开展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有着承先启后,密不可分的联系。两个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都选择白话报刊这种新型的传媒作为宣传启蒙思想、开启民智的工具,前者虽未彻底成功但却为后者做了全方位的铺垫。白话传媒在两个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与发挥的工具作用是一脉相承、极为重要的,甚至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终胜利起着决定作用。晚清时期著名的维新人士裘廷梁不仅把《无锡白话报》作为启蒙思想的传播阵地,还把它作为白话文推广的工具和途径并形成了系统论述白话文的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五四期间大力倡导白话文并发起白话文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利用《新青年》这一启蒙阵地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提出了白话文的理论纲领。前者为后者做了理论和实践的预设,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晚清和五四白话文的倡导者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角度对文言文进行了批判。裘廷梁认为文言之害在愚国愚民,把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此文言之为害矣”。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胡适在其倡导白话文学的著名篇章《文学改良当议》中提出文学创作的“八不主义”。他从言之无物、模仿古人、不讲求文法、无病呻吟、滥调套语、用典不当、过于讲究对仗等方面对禁锢人们思想的文言文作了深刻剖析和批判。陈独秀也从形式到内容对旧文学做了全方位审视,认为“桐城派”“骈体文”“西江派”等传统文章书写体式“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因此喊出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口号。

　　在对文言文批判的同时,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的倡导者们都对白话理论的构建做了积极探索,创设了系统化理论且前者对后者启发巨大。胡适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陈独秀的“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等白话文理论与梁启超的“新文体”主张,裘廷梁的“白话为维新之本”、“崇白话而废文言”的理论主张一脉相承,且都通过白话传媒得以推广。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终胜利,若没有晚清前辈的探索与积淀则很难实现。

　　2.晚清白话报刊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报刊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中有多人和晚清报刊有过密切关系,有的曾参与白话报刊的编写工作,他们对白话文的初步认识与实践便是从晚清白话报开始的。胡适曾主编过《竞业旬报》,他的第一篇白话体小说《真如鸟》就刊载其上。陈独秀在1904年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并自任主编。《安徽俗话报》由于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思想进步,一时成为白话报界的翘楚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早年的这些白话报实践为其倡导文学革命,废除文言文,采纳白话文发挥了作用。

　　晚清白话报刊适应下层民众需要,传播视角逐渐下移。从黄遵宪倡导言文一致到梁启超的报刊语言改革,提倡“新文体”,再到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及其所办的《无锡白话报》的白话文实践,还有后来数量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白话报实践,这是一个由初步提倡到付诸实践尝试再到报刊语言完全走向通俗化、口语化的曲折过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报刊语言的影响十分巨大。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直接从办报开始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由于陈独秀丰富的办报阅历和对白话报刊传播功能的独特认识,他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起尝试改变原来的文体形式,着手登载部分白话文章,使用新式标点,从同年5月的第4卷第5号起完全刊登白话文章。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其他报刊也开始实行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北京的《晨报》《京报》《国民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大型报纸杂志受《新青年》影响开始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一些学生团体也创办了许多白话报纸,著名的有傅斯年等办的《新潮》。这些近代传媒共同推动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并最终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整个民族的书写语言。

　　五四白话报刊与晚清白话报刊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两者都以白话作为为语言表现形式,在编排方式和栏目设置上两者也基本一致,体现了两者的相承性。两者都经历了一个由文言逐步转向白话的过程。晚清报刊由于历史因素这一过程更为漫长和曲折,五四时期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也是由文言转向完全白话的,只不过这一过程非常短暂。第二,两者的传播对象都曾经历过由精英向普罗大众的转变,最后把传播视角确定在一般民众身上,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阅读能力和需求,充当了知识启蒙和思想启蒙的角色,打破了上层社会的信息垄断和知识垄断,使普通民众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传播机会和权利。第三,晚清白话报刊和五四白话报刊无不努力扩大销量,在各地建立发行点,城市和乡镇的众多居民因而成为大众传媒的受众群体,信息传播的空间得到较大拓展。第四,白话报刊简明易懂的特质改变了传播形式,拓展了一般大众的认知空间,促成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引起了民众对社会的普遍关注,甚至改变了民众的集体行为。

　　3.晚清白话报刊对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做了必要的筹备和预演。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璀灿的明珠,占据重要地位,是人民接触知识、接受启蒙的载体。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学中除了部分白话小说其余皆为文言文体,接受对象主要为文化层次较高的中上阶层。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通过垄断语言从而控制了知识和思想,达到专制目的。晚清社会中诸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裘廷梁等优秀知识分子出于民众启蒙和国家振兴的目的,把信息传播的视角逐渐移向普罗大众,希望通过民众觉醒与素质提高实现维新变法的目的,主要手段就是逐步用书写语言的口语化代替传统的文言文,推广渠道则是白话报刊。在维新派看来,仅有白话报刊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民众喜欢阅读的作品。兼有“载道”功能的文学被纳入到维新人士的视野中。梁启超有感于文学的启蒙作用和传统文学的僵化问题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口号。这些主张主要通过维新派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新小说》等刊载出来,提倡通俗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对维新变法及以后的文学和五四新文学都曾产生过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定的传媒带来一定的语言变革和语言方式,也深刻影响着这个时期的文学语言。以《新青年》为核心集聚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大力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同时发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陈独秀打出的“文学革命军”的“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革命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语言的由“雕脯”“陈腐”向“平易”“通俗”的方向转化进行改革。胡适主张的文学改革的“八不主义”(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则完全从文学创作的语言改革着眼,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民众启蒙作用。这些观点继承并发展了梁启超的文学改良主张。

　　梁启超的新文体经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改良后适应了五四白话文学的需要,是五四白话文汲取的一个源泉。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得到倡导者们的普遍赏识。胡适就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郭沫若曾说:“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

　　裘廷梁、陈荣衮等提出的白话文改革理念更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五四时期的白话小说也可在晚清白话报刊中找到雏形,如《安徽俗话报》连载的白话小说《黑天国》《痴人说梦》等,虽然说教色彩很重,文学价值不高,但在语言的白话化方面为五四新文学创作的语言运用提供了范本。

　　此外,五四白话文学所必需的三个要素(新文体、白话文和白话小说)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中均已出现,并对五四白话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都是从报刊开始并以报刊为载体,满足了报刊的大众化要求。文学语言的变革和报刊语言的变革如影随形,并行不悖。晚清的白话文改革和梁启超文学改良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还处于理论呼吁层次,缺少大量适应普通民众阅读的文学作品的支持;五四新文学的成功就在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大力倡导白话文学的同时,鲁迅等作家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通过《新青年》《新潮》《晨报》《每周评论》《国民》《时事新报》等报刊广泛传播,得到全民族的普遍认同,最终确定了白话文及白话文学的主流地位。可见报刊作为近现代大众传媒对白话语言的特定需求和在近现代文学的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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