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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探究
【第一章 第二章】企业海外投资理论与文献综述
【第三章】国有企业国际投资概况
【第四章】国企海外投资风险解析
【第五章】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防控措施
【总结/参考文献】国企海外市场投资风险研究总结与参考文献
第 4 章 风险解析
4.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各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与竞争频繁而激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这也给中国企业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机遇与挑战并存，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风险与挑战。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有多种途径和方式，但总的说来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初级方式，即本土生产，海外销售，企业运用国内的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和服务，再在将这些产品服务走出国门，卖到国外，即通过出口"走出去";二是高级方式，即海外生产，海外销售，企业全部或部分运用海外的生产要素开发国外市场与资源，通过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的"走出去".
4.1.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历程回顾。
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历程的划分，鲁桐教授按照投资规模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978 年-1984 年的初步兴起阶段、1985 年-1991 年的逐渐成长阶段、1992 年-2001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和 2001 年后的迅速增长阶段。
笔者通过研究，并结合当下国际经济发展近况，发现近 10 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增长迅速，故在鲁桐教授四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延展第五阶段，深度增长期，下面就五个阶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初步兴起阶段（1978 年-1984 年）。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政策刚刚实行，投资主体全部是国有企业，但是对外投资规模小、范围少，是中国企业刚刚起步的阶段，海外投资的内容也主要是简单的分包、建营销渠道等，投资集中在港澳与中东地区，由于中国企业刚刚接触国际市场，缺乏国际管理及经营经验，导致企业大多处于亏损状态。
2. 逐渐成长阶段（1985 年-1991 年）。
随着开放力度的增强，此时的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有了缓慢的提升，大量企业进入生产领域，海外投资规模也明显增长，投资目标国开始进入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与地区，这一时期，企业海外投资以资源开发，特别是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为主。"在 1979 年至 1991 年期间，中国在海外建立的非贸易型企业共有911 家，总投资额为 24.8 亿美元。"3. 快速发展阶段（1992 年-2001 年）。
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一总体目标，改变了以往计划经济的单一体制，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这一时期的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水平有较大提高，"据统计，到 2000 年底，中国在外建立的企业共有6200 家之多，协议投资总额达 113.6 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为 75.7 亿美元。"4. 迅速增长阶段（2001 年-2012 年）。
受入世影响，中国企业这一阶段开始广泛地参与国际市场中，外贸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热情。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开始在国际竞争中不再受限制，可以在 WTO 的框架下享有投资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开始注重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方针，在内、外因素的促使下，企业的海外投资发展迅速。
5. 深度增长阶段（2013 年至今）。
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展开了新一轮高强度的外交布局，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为国家的外交、政治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4.1.2 中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
仅仅三十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参与全球激烈竞争，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中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附图）。
2005 年，我国非金融类的海外直接投资额达 69. 2 亿美元，相比 2004 年增长了 25.8%,其中股本投资额有 40.7 亿美元，利润再投资额为 28. 5 亿美元。
4.2 国企内部风险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基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营主体，类似于国家主权基金，因此是以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为基本思路的制度设置，但在实践中，尽管国有企业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进行了改革重组，但在公司的制度精细化安排、风险控制下的盈利、权责界定、组织管理等方面仍与现代经营制度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海外投资中往往处于较高风险等级，经营亏损时有发生。
4.2.1 现代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
我国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建立在基于信托和制衡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法人制度。
公司作为法人具有决策、管理，行权，担责。法人治理结构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构使公司法人是公司制度的核心。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办事机构。总经理以行政决定履行职能。
企业产权制度是指企业的财产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包含以下的内容。
1.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指股东以其投入资本份额享有包含为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投资者所有权。投资回报只能通过股息分红获得，股票可以出售和转让。
2.公司制企业的法人所有权。投资者股东无权再直接处置由于自己投资形成的企业财产，那么这部分股东投资形成的资产交由公司的法人经营管理。这个公司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拥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对全部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3.公司制企业的投资者有限责任制度。当企业破产时，股东损失的只是丧失他对该企业的全部出资。不承担经营中的联带责任。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社会分工细化市场经济成熟发展的标志。国家所有怎样体现为全民所有？怎样解决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这个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问题？在当今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市场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了，怎样减少国有企业亏损，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难题。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没有了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时显露出严重亏损，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国企内部没有很好地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
4.2.2 由于公司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我国国有企业的内部风险。
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跨国企业兼并或建立战略联盟实现规模发展，而我国企业显然对兼并或建立战略联盟的跨国经营潮流还不适应，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企业法人治理机制尚未完善，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的经验，监管不到位。
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投资决策、环境分析、机会选择、经营策略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导致国有资产严重侵蚀。
2015 年 2 月 6 日 中纪委官网发布的中央巡视组通报对国有央企巡视问题"账单"中，首次采用了"吃里扒外"、"损公肥私"等罕见表述。采用了"牟取黑金"、"链条式腐败"、"利益输送黑洞"、"权力庇佑"、"暴利工程"、"合资合作、海外经营中搞利益输送和交换"等新表述。除了腐败以外，国有企业的经营负责人由于国家明文定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再加上任职年限等，很难把工作心血与本企业的兴衰成败紧密地联系起来。产生"身在曹营，心在汉"、"吃里扒外"这样的动机是很自然的，这与国内外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有显著差异。
由于公司制度不完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一般都面临投资决策、境外融资、财务管理等三大经营风险：
4.3 一般情形下国企在海外投资活动中面临的外部风险
4.3.1 面临的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有四类即：政治干涉、政策变动、异常事件与转移风险。
一般来说，无论跨国企业的经济规模或政府背景，在其进行海外投资活动时，都不可避免的面临投资目标国的政治风险。中国因其特有的中国因素而导致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本文在下面章节做单独论述，此处仅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中的一般性政治风险做简要论述。
所谓政治干涉风险，是指具有特殊性的一类风险。不能影响企业经营的政治环境变化就不能称之为政治风险。这种情况一般由于企业的国别、政治资源派别、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因素而导致其收到政治势力的深度干涉，由此而导致的经营风险。
政策变动风险弱于政治干涉风险，一般是由于企业因投资目标国政策变动而导致的经营风险，这种政策变动或者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或社会事务影响，或者由于国际外交环境的改变，但总体而言，是市场经济情况中经常出现的经营风险。
异常事件风险主要指自然灾害、不可控事件等导致的经营风险，投资目标国在政权、政策、法律等政治环境方面的异常变动而造成损失的都属于宽泛范围的异常事件风险。
转移风险，指有些东道国政府对企业的收入在本国再投资做出硬性比例，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获得的收益，有因东道国歧视或外汇限制而转移到其他的国家。
这就是转移风险。转移风险的强度弱于前三种风险强度。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保护协定，缺乏境外投资保护制度。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因东道国政治风险遭受投资损失得不到补偿。
4.3.2 面临的经济经营环境风险。
经济如汇率，信用等风险；法律如知识产权、技术壁垒等风险；自然如地震、海啸、洪水等不可抗风险。
经济风险贯穿于企业规划、经营的全过程。一个企业的预测能力，其预测精准程度直接影响企业销售、生产的各个环节。反过来预测风险能力的高低又将会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经济风险的强弱和发生的早晚。经济风险存在于所有投资活动之中，它是市场经济的共生产物，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国企海外投资活动而言，更具有重要的影响。面对国际老牌大型跨国公司可见风险系数有多高。
4.4 政治风险中的中国因素
按照政治学界的普遍观点，政治风险是由国际社会政治秩序不稳定或投资目标国政府政策的不连续性，所导致得跨国企业在经济活动收益所呈现的不确定性。如上节所言，政治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它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
所谓中国因素，一般指国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政治与经济力量，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与内政，因而造成人权与民主价值遭破坏。这是因为 21世纪后，因应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而产生的名词，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反中或反华的论述。
中国因素表面上是指经济活动，尤其是指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投资目标国由于中国国企的自身性质而先验设定的阻隔性因素；究其根本，则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性质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之间的隔阂与碰撞。中国因素表面上是时政性的问题，实则是历史性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是经济的，实则是政治的；表面是事实属性的，实则是价值属性的。
从历史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肇始于英国工业革命，碰撞于法国大革命，成熟于美国自由主义，深化于欧洲东亚各国的现代化实践。而自由、人权等理念与西方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携手并行，正是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支撑点，在这种深刻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前苏联在上世纪中叶的快速工业化、本世纪初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都怀有相同的疑虑和深深的敌意，这种暗中的对抗是美苏意识形态冷战中的变态延续和阴魂不散。而从中国来看，第一是观大势，谋大局。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旧有的意识形态对抗、两大阵营的对垒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绝无可能；第二是是中国是一个融合了 56 个民族的包容性很强的文明古国，"君子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允许了差异的存在，它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先秦时代就存在的重要的概念。几千年来，"和"的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被传承并发扬光大；第三是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岁的东方老人，步履蹒跚的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太多的彷徨和苦难，自身的创伤和文化特征决定了她的发展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因此，中国因素是西方国家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实践与理论，所臆想出来的一种假想敌，反映了西方国家在价值论层面的局限与险隘。
落实到中国国企的海外投资进程中，引申出市场壁垒、技术封锁、设备出口限制、资源限制、规则制定限制等种种具象，导致中国企业在寻找市场机会、学习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获得短缺资源等方面，受到方方面面的打压和排挤。
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国力空前强大，资本积累日益雄厚，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都有较大提升，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中不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情形下，西方发达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扭曲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利用环保、人权、政治制度等遏制中国发展，在外交军事、地缘政治、区域经济等方面施加手段，在宣传舆论、网络媒体中误导认识，混淆视听，把中国的强大说成是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如此种种，宏观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微观上则对中国国企的海外投资之路形成了种种障碍。
2006 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 81%,非金融类海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 82%,中国大型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活动时，常受到投资目标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他们怀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真正目的，指责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资助。一旦涉及跨国并购、金融投资、能源开发等事项时，美国及其同盟国就会促使投资目标国政府加以经济或政治手段的干预，乃至拒绝中国国企在其国内的经营活动。
从具体事件来看，墨西哥高铁建设的流产、加拿大能源开发的重重阻碍、印度的公路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因为中国因素而放缓或停止国企的海外投资活动。除此之外，中国国企的海外投资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如在伊拉克、阿富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针对中国机构与人员的袭击与绑架。在东南业，如马来西亚、菲律宾与越南等国家，则存在有严重的排华情绪，当地的华人经常遭受武装分子的袭击，企业遭受冲击被迫停产或撤离，这些都给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同样是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国企业由于中国因素，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有时远高于同等水平的其他国别的跨国企业，中国由于其自身的政治定位，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代言，在国际事务上不屈于强权，不附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决定，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应有的利益与权力。也使得部分西方国家不快，热炒中国因素，进一步大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困难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