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起源于民间说书，说书不但为通俗小说确立了两种基本文体形态———话本体和章回体，还奠定了通俗小说说书化的叙事传统。这一传统被现代研究者所重视，在小说史的架构中，宋元明清的通俗小说基本上都在这一传统中被描述。在这一主导思路下，人们往往忽略了通俗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种传统———文人传统，这一传统从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问世开始，如草蛇灰线般贯穿于整个明代，在明末清初开始蔚为气候。由于明末文化环境的宽松，大量落第文人介入小说创作，将通俗小说的文人传统发扬开去，通俗小说开始走向雅化。文人创作小说时融入了一系列文章的理念和写法，与当时正统文坛讲究文章作法的风气相颉颃，文人小说创作出现了文章化现象，通俗小说带上了“类文章”的特点，这在明末清初的小说界风靡一时，并深刻影响了清代小说的创作。清代小说作者往往将小说当作文章来写，使小说不仅具有文章的文笔、文法和文采，还具有文章的抒情言志功能，与宋元明以来的说书传统截然两途。文人传统在清代小说中发展到了最高峰，在这一传统下创作的类文章性小说，我们姑且称之为“文章体”小说。
一、“文章体”小说的由来与定义
“文章体”小说的名目实古已有之。清嘉庆年间，冯镇峦在评点《聊斋志异》时提出了“文章小说体”的概念，以其友人的口吻道:“渔洋评太略，远村评太详。渔洋是批经史杂家体，远村似批文章小说体。言各有当，无取雷同。然聊斋得远村批评一番，另长一番精神，又添一般局面。”
渔洋即清初的王士禛，远村是冯镇峦的字。这段评语为我们指出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评点风格，王士禛采用的是传统小说即兴散点式的评点法，批点得很简略，被称为是“批经史杂家体”;冯镇峦采用的是明末以来流行的文章式评点法，批点得很详细，被称为“批文章小说体”。而这两种不同评点风格的背后实际上站立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小说文体观念———把小说当作资料性杂史的“经史杂家体”，把小说当作鉴赏性文章的“文章小说体”。正因为渔洋将《聊斋志异》当作经史杂家小说来看，因此他很自然地运用了刘辰翁式的以评点事件、人物为主要内容的感悟式、散点式的评点法;而也正因为远村将《聊斋志异》当作文章来看，因此他也很自然地运用了金圣叹式的以评点文法、文采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评点法。正如清人邱炜萱在《菽园赘谈》中所说的“天地间有那一种文字，便有那一种评赞”，《聊斋志异》融传奇体和笔记体于一身的双重文体特点使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批点方式得以并存。冯镇峦虽未对“文章小说体”进行更详细的理论界定，但这一富有总结性的概念亦足以开后人之无限文心。
我们认为冯镇峦提出的“文章小说体”的概念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概念并非是偶然的神来之笔，它是时代风气沉淀的结晶。我们从冯镇峦的评点中可以看出他正是延续了金圣叹以来将小说当作文章来鉴赏的思路，他评点《聊斋志异》的许多字句都与金圣叹相同，他的小说文体观、创作观等与明末清初以来文章化的潮流相契合。而尤为重要的是，“文章小说体”的概念指出了清代文人小说文体的一个重要特点———类文章性，这是文人传统下清代通俗小说出现的不同于说书体的新范式，这实际上拓宽并深化了古代通俗小说文体的研究，提出了通俗小说内在文体形态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即通俗小说在外在文体形态上有话本体和章回体的区别，在内在文体形态上亦有说书体和文章体的区别，这无疑填补了小说文体理论发展史的一个空白。以往的小说文体研究多注意外在文体形态的梳理，而忽视了内在文体形态的探讨，因此，本文试图从小说文体文章化的角度对清代“文章体”小说的形成作一个粗略的梳理，以就正于方家。
为简单起见，我们将“文章小说体”简称为“文章体”。我们这样来定义“文章体”小说:指在创作动机、框架结构、写法技巧、风格神理等方面都具有文章色彩，并具有文章的寄托言志功能的文人小说，适合案头阅读，具有浓厚的“类文章性”。“文章体”小说重视情境描写与氛围的烘托，重视叙述的文法技巧和小说的内涵，充满文人的情趣，风格雅致。这类小说往往是作者抒情言志的载体，文人作者通过叙事、议论和抒情的方式达到思考历史、反思现实的目的，因此其受众是有一定文化涵养的人，欣赏方式是慢慢玩味。典型的“文章体”小说的群落有才子佳人小说、文人化的拟话本小说和文人独立创作的中长篇章回小说，它们都脱离了按鉴演义的讲史套路，以现实的世情为基础展开虚构的翅膀，施以文章的笔法与文采，以寓意寄托其间。“文章体”的成型是清代文人小说创作的集体风气使然，它与流行于下层民众圈子的传统说书体小说并驰，成为清代小说的重要一翼。据统计，十八世纪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占同时期通俗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超过了此前所有文人小说数目的总和，而通俗演义类的则占十八世纪刊刻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文章体”与“说书体”小说形成了通俗小说的雅俗两大群落，构成了清代中后期小说界的主要格局。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文章体”小说的发展概况作个简要的梳理。
二、清前期:“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文章体”小说萌芽于明末清初，形成于清前期，成熟于清中期，与明末清初以来通俗小说的文章化现象相依托。
“文章体”小说的形成有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小说文体观念的文章化，在理论观念上论证、强化其合理性;二是小说文体形态的文章化，在创作实践中产生出“文章体”小说的具体样貌。因此，“文章体”小说的形成首先有赖于清前期通俗小说文体观念的文章化。所谓小说文体观念的文章化，指人们把小说看作文章的一种体式，纳入文章的范畴。从明代后期开始，许多人开始明确把小说归到文章的类别中，把小说当作“文章之一体”。如李贽在《童心说》中称《水浒传》是“古今至文”，将其与《庄子》、《史记》等文章经典相媲美。胡应麟在《庄岳委谈》中亦称赞《水浒传》之文“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晚明的袁于令在《李卓吾评本西游记题辞》中就明确将《西游》、《水浒》当作妙文:“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
明末清初人一致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通俗小说中的佼佼者视为文章之最妙者，如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就宣称:“《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也明确称《金瓶梅》“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可见在明末清初，把小说看作是文章的类别已经是较为普遍的事，小说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名正言顺地成为文章之一体。既然小说与文章同体，人们就很自然地认为小说文体必须具备文章的诸种写作特点，具有文章的结构方式和用笔技巧等，同时还须具备文章的功能，如立言寄托、教化劝惩等。于是小说这一边缘化的通俗文体逐渐成为文人寄托言志的立言载体。
“文章体”小说的形成还得益于小说文体形态的文章化。所谓小说文体形态的文章化，指小说的创作动机、写作技巧、风格神理、功能定位、价值期待等内在形态皆模仿文章的样式。从明末清初开始至清前期，通俗小说界出现了《平山冷燕》、《西游补》、《林兰香》、《女仙外史》等一批在写作风格和手法上具有极浓文章色彩的小说，与文章化的小说理论相呼应，标志着“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清前期的“文章体”小说以重视议论和讲究文法为突出特点。从明末清初开始，议论逐渐成为小说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源于文章的影响，宋明以来偏重以论说类文章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使人们对论说文的重视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议论可见作者的才识，“议论可以出奇”，这些议论文写作原理被文人作者借鉴到小说中，小说成为了其表现才学智慧的载体，议论便成为小说文体的重要因素。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拟话本小说。明清文人执笔的拟话本小说与宋元旧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具有点睛功能的议论文字的增入。议论于篇首和篇尾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并在全篇处于重要地位，作者往往在议论中提出主旨，与所叙故事相阐发，相形之下，故事倒似乎成为了议论的材料和注脚。拟话本不只注意讲故事，也注重讲道理，形成了“叙议并举”的文体形态。而在长篇章回小说中，议论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不时要跳出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就借助议论文字，如《女仙外史》等，议论成为叙事的辅助。
议论增强了小说的表意功能，也开掘了小说内容的深度，为小说注入了第一道文章的神理。
明末清初至清前期的“文章体”小说还十分重视文章技巧的运用。这主要源于这些小说的文人作者多具有较高的文章修养，十分讲究小说的可读性。从明末开始，小说创作注重文法技巧的风气日渐浓厚，甚至出现了靠文法技巧来编造故事的小说流派———才子佳人小说系列，其以八股文的技法来演绎故事，在结构布局、人物设置和情节设计上千篇一律。如从框架结构来看，才子佳人小说普遍运用了起承转合的八股文布局模式，并成为一种叙事套路。起承转合的关键词分别就是相遇订盟、小人拨乱、离合磨难和大团圆结局，有规律可循;在人物设置上也明显套用了一些八股文常用的文法，如宾主法，衬托法，抑扬法等;在情节设置上也多在践行八股文的文法思维。才子佳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八股文文法的图解，是小说文体形态技巧化的极端表现。除了才子佳人小说，其他类型和文体的小说创作也都以重文法为时尚。同时，小说评点中的论文派对这一潮流推波助澜，使文章文法成为通俗小说风靡一时的好尚，于“文章体”小说尤热。
三、清中期:“文章体”小说的成熟
经过明末清初和清前期的积累，清中期“文章体”小说已经成熟。这首先表现在小说理论上，清中期文章化的小说理念比清前期更为普遍，且带有较浓的总结性意味，表明其已成熟。
在文体论上，清中后期人们继承了明末清初及清前期人文章化的小说文体观，普遍把小说看作是有所寄托的类文章性文体。有所发展的是，他们认为小说与诗文一样可以以寄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才情。
这种思想虽在明末清初已经存在，但当时还未成气候。到了清中叶，“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的观念被响亮地提出，而在小说创作中文人作者普遍持有这种观念:“以抱才不遇，困厄频年，以锦心绣口之才，定国安邦之志，无由发泄，借野史稗官以畅其志……。”
人们开始将小说与诗文相并列，认为胸中之郁结，不仅可以在诗文中吐露，还可以在小说中宣泄，这种观念有意将小说与诗文这样的正统雅文学并列，将小说可以承载心声的书写方式作了更直接的理论提炼。
小说的创作论也趋于成熟。清代中期，文人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获得丰收，出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一系列优秀小说，在这些成果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章化创作理论的结晶。综观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理论，人们一致认为小说的创作方法最主要的就是立意、布局、技法、文采和风格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探讨都从文章中得到有益的借鉴。绝大部分的小说批评者都从文章的角度来评点小说，将文章化特点的有无作为判断小说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清乾隆年间陶家鹤在《绿野仙踪序》中就表明了他的这种判断标准:“余每于经史百家披阅之暇时，注意于说部，为其不费心力，可娱目适情耳。而于说部中之七八十回至百十回者，尤必详玩其脉络关纽，章法句法，以定优劣”。他认为结构关目、章法句法符合文章文法的才算好的小说，他对《绿野仙踪》的高度评价也正因为符合这一标准:“至言行文之妙，真是百法俱备，必须留神省察，始能验其通部旨归。试观其起伏也，如天际神龙;其交割也，如惊弦脱兔;其紧溜也，如鼓声爆豆;其散去也，如长空风雨;其艳丽也，如美女簪花;其冷淡也，如狐猿啸月;其收结也，如群玉归筒;其插串也，如千珠贯线:而立局命意，遣字措词，无不曲尽情理，又非破空捣虚辈所能以拟万一。使余竟日夜把玩，目荡神怡，不由不叹赏为说部中极大山水也”。这段溢美之词指出了《绿野仙踪》运用了丰富的文章文法，结构错落，有开有合，风格多变，技法熟稔，立意鲜明，符合情理，完全是文章化的小说创作理论的总结。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文章化的创作论在清中后期成为一种普遍的声音。
文章化的小说创作模式更为普遍，如文章化的布局、命意、文法、意境等都是小说创作中不变的要素，而小说行文的文法与文采已经被认为是“行文之余事”。“文章体”小说的创作模式开始向纵深发展，偏向于“言志”的层面，出现了寓言式、著述式和自传式小说，这表明小说已经超越了原先的技法层面，向文章精神的内核靠近。
寓言式小说的大量出现是“文章体”小说文体形态渐趋成熟的表现。寓言本是古代文章的一种文体，是一种具有言外意旨的叙述话语，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要有故事情节;二要有比喻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
寓言最适合寄托言志，因而当寓言类小说开始大批出现时，表明寄托言志的创作心理和文体形态已成为小说的常态。实际上，早在清初就已经出现寓言式的小说，如拟话本小说《豆棚闲话》中的第七、八两则和《西游补》，整篇都采用寓言的方式讲述，这在通俗小说中还不常见。到了清中期以后，寓言式小说开始大量产生，如《平鬼传》、《何典》、《草木春秋演义》等，这些小说基本上都以神怪故事为依托，隐喻某种哲理或现实矛盾，含蕴丰富，耐人咀嚼。如《何典》，用鬼蜮世界的故事来隐喻和讽刺现实社会，隐喻性和故事性相交织，别具一格。寓言化的小说更注重整体化的隐喻和丰富深刻的内涵，是小说向文章内质靠拢的重要体现。
著述式小说在清中叶也开始显著起来，标志是出现了《绿野仙踪》、《镜花缘》、《雨花香》、《通天乐》等一批小说。所谓著述式，指以小说作为探讨学问的文章。这种倾向其实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出现，如周清源的《西湖二集》，在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后面附了《戚将军水兵篇》、《海防图式》，在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后面附了《紧要海防说》、《救荒良方》等策论类的文字，在小说中探讨起治国平天下的策略，但这在当时还不成气候。到了清中期，这样的小说开始涌现，如石成经的《雨花香》、《通天乐》。如同他的杂著，作者在小说中多以回忆的口吻讲他的所见所闻，以劝惩读者，还经常穿插一些普及性的知识短文，如第一种《今觉楼》后有《惺斋十乐》，第十九种《老作孽》后插入《求嗣真铨》等，大到人生哲理，小到生活常识都一一向大众传播，与他的传世杂著《传家宝》风格相近。而《野叟曝言》、《镜花缘》等长篇则将这些知识熔铸进小说中，让小说成为表现自我才学、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以“熔经铸史”自标，在作品中大逞才学，书中“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所不包，“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李汝珍的《镜花缘》亦是如此，内容十分博杂，有诸子百家、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考据算法，以及双陆马吊、射鹊武球、斗草投壶、灯谜酒令，无一不备，尤其是对自己最擅长的音韵学，也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滔滔不绝地谈论。把自己的广博学问嵌入小说中，是著述化的小说文体形态的总特点;作者直接把小说看作是展现才学的文章，希望自己平生的得意之学能借小说得以流传，体现出著述的创作动机。著述式正是小说模仿文章著书立说思想的表现。
清中叶还不约而同出现了多部自传式小说，如《红楼梦》、《野叟曝言》、《歧路灯》、《儒林外史》等，这些作者相互之间不认识，也不在同一个地域，却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以相同的自况的创作方法来表达自我的人生遭际和人生理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者选择了表现自我人生经验的创作方向，书中的主人公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其间所渗透的深刻人生感悟给人以极大的共鸣。这种以自己为写作蓝本的创作方法清初也已出现，如李渔的小说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投射，与前二者相同的是，这种情况在清初还不具有普遍性。清中期自况小说的涌现，表明小说表达自我的情愫的加强，这来自于文章言志抒情的创作观念，强烈的主体意识激起了小说作者表达自我的欲望。文章的言志功能在小说中的建立是“文章体”小说文体形态成熟的表现。
四、“文章体”产生的意义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文章体”小说的产生是文章向小说文体高势能渗透的结果，是文学史上文体互渗现象的一个例子。文体互渗是指文学史上两种文体之间互相影响，吸取对方有益特点嫁接于自身之上从而产生新的文体风格的现象，如宋代诗词文体的互渗，产生了诗化的词体和词化的诗体，丰富了诗词原先的表达手法，拓宽了各自的风格套路，是文学革新的表现。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文体的发展基本上都曾经吸收过别的文体的养料，文体互渗现象实际上在文学发展史的每个大小角落都发生过，小说也不例外，“文章体”正是文章与小说文体互渗的结果。“文章体”的产生再次证明了文学史上大部分文体的普遍发展规律:当一种文体从民间的低层次状态向高级发展时，必然要向同时期其他较成熟的文体吸纳有益的成分改造自身，使其文化品格得以提升，在文学殿堂上才得以登堂入室。这是“文章体”小说所包含的第一个重要意义。
“文章体”小说的产生及成熟表明了通俗小说立场和核心价值的转变。说书体小说代表的是市民的声音，抒发的是市民的理想，而“文章体”小说则代表文人的声音和立场，浸透着文人的审美理想、价值观念和心理图谱。说书体小说的受众主要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市民阶层，娱乐性是其追求的核心价值，“文章体”小说的受众则是有一定文化的知识阶层，在娱乐性之外，更追求教化性和寄托性。说书体注重现世的商业价值，而文章体更注重传世的立言价值。立场和核心价值的转变表明通俗小说雅俗的分流，这是其第二个意义。
“文章体”小说产生的第三个意义是:昭示着与传统说书体迥异的文章化小说美学范式的崛起。通俗小说脱胎于说书艺术，在其成为书面化的作品时，一部分还依然保留着说书的风貌和艺术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说书体小说。说书体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多呈现类型化特点，在情节建构上表现出缀段性和直线型的特点，且情节设置往往套路化，语言表述往往程式化。
说书体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故事性和通俗性而诉诸听众;“文章体”则呈现出雅致化、文章化的特点，而诉诸观者眼目。总的看来，这种文章化的小说文体表意性强，寄寓深厚，讲究文法，语言雅致。文人作者往往把小说当作表达内心情志的文章来写，在叙事中表现自己的立场和评价，如《梼杌闲评》等;有的则通过直接议论、抒情来一吐胸臆，如拟话本小说。在文人的笔下，通过叙事、议论和抒情的方式达到思考历史和现实、批判弊端的“表意”目的，因此，这样的小说往往寄寓深厚，值得玩味。
作者以诗文中常用的寄托言志的手法运用在小说上，因此小说的故事是一个巨大的寄喻体，必须超越小说的故事表层，去探寻其内在的寄寓之意。这类小说还十分讲究文法，小说在结构设置、叙事技巧上吸收了大量文章学理论和技法，使小说成为章法严谨、布置巧妙的文字迷宫，而在语言上一般都比较雅致，融汇文言和白话，形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体特点，如《西湖佳话》的语言就充满着古典散文的色彩。这些小说呈现出文章的气息，风格上也与通俗大众的说书体迥然相异。
“文章体”与“说书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雅俗风格鲜明的两大流派，“文章体”小说更是清代小说的主流形态，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水平和成就。“文章体”脱胎于说书体，但艺术成就高于说书体小说，“文章体”小说受文章的影响，吸收文章所携带的雅文化因子，改变了原先粗糙俚俗的状态，产生趣味、风格上的转变，提升了自身的文化档次，使小说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最终从俗文化的阵营中分离出来。说书体小说始终都作为说书艺术的忠实继承者，保持一枝独秀的说书艺术传统，成为俗文学阵营中的当家花旦，一直走到清末。而“文章化”也逐渐成为古代小说重要的雅文化传统被继承，“文章体”小说也一直延续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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