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对人生、命运、存在、逃亡等一系列较为抽象的哲学范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很多小说可以视为哲理小说。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庐隐个人在情感方面的特殊经历和体验，个人情感方面的经历和体验直接3'致她精神领域发生裂变，促使庐隐萌生关于世界、命运等问题的哲学思考，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风韵。
庐隐的早期创作以客观写实主义为旨归，《海滨故人》中的前7篇小说努力实践着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和“平民文学”的主张，属于五四文坛上所风行的“社会问题型”小说。由于庐隐对下层民众的生活缺乏真切深刻的体验，所用的材料又大多源于报刊，所以，作品的概念化倾向相当严重。对社会问题的热情关注和激烈批判替代了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绘与冷静剖析，对故事悲惨结局的侧重描写替代了对丰满形象的塑造，这是庐隐早期小说创作中存在的共同弱点，它极大地妨碍了庐隐在思想的深刻发展与艺术上的长足进步。
大约从1922年发表的小说《或人的悲哀》起，庐隐的创作转变了方向—在作品的题材选择、主题发掘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题材选择上，由面向整个社会到专注于现代知识女性;在人物塑造上，由描绘社会上朦胧模糊的群体转向剖析孤独的个体;在主题发掘上，由对社会上种种黑暗面的愤怒控诉转变为对自我的一再追询。与此同时，庐隐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创作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描写手法由早期的客观再现变为主观抒情，描写视角也由展示社会上多苦多难的人生场景转移到对苦苦挣扎着的心灵的解剖。小说中最能撼人心灵的地方，正是对充满矛屑冲突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搏战，庐隐反映了时代的苦闷，这或许是她的作品在当时获得广大读者共鸣的根本原因。作品的描写和叙述显得流畅而不匆忙，小说的风格也由早期北方燕赵之士般的激越慷慨一变而为鹤n长空、猿啼深谷似的孤独、悲凉和幽伤。自此，庐隐作品中的自叙传色彩逐渐加强，由客观描绘的写实主义过渡到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
这种转变，使庐隐的小说由肤浅单一的社会学层面提升到一个意蕴丰富的哲学层面，作品的人生思辨色彩明显增强。庐隐在这里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突破。
造成庐隐小说创作转向的原因是什么?茅屑先生认为:‘跟着五四运动的落潮，庐隐也改变了方向。; Ci7从而把庐隐创作上的转向归结为五四运动的落潮。五四的落潮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庐隐早期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进行的，但是仅仅这样一个原因，我们不能解释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同以“社会问题小说”成名的冰心为什么没有在同样的背景下向着同样的方向转变?带着上述疑问，不少的研究者自然而然地把口光投向了庐隐的个人生活变故。庐隐自从登上文坛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她先后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是母亲病亡，其后便是与有妇之夫的郭梦良相爱并承受着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更为不幸的是，婚后不久郭梦良病死，留下了不满十个月的女儿郭薇首。
上述私人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正是庐隐创作转向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她与郭梦良的情感历程，给她一生的创作蒙上了一层或明或暗、或浓或淡的抑郁悲观色彩。很多研究者己经注意到这段情感历程对庐隐小说创作的影响，但是重视程度不够，他们往往地泛泛把这视为庐隐作品中悲观主义色彩浓重的原因之一，对庐隐在这段情感历程中心灵世界的变化及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缺乏具体的考察和研究，从而泞致了对庐隐小说创作转型的解释苍白无力。
庐隐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五四的精神深深地渗透到她的血液和心灵中，而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正是从西方输入的人道主义，即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讲人道，爱人类，便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回概括起来，其核心便是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个性解放，提倡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力求自己与他人在人格上的平等，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的生活。
庐隐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追求独立的“自我”和人的资格，力求获得人的位置和尊严。在她的作品中，“自我”一词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这个“自我”，不是狭隘利己意义上的个人利益，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它是与“人们”不同的自己，但又不是与世隔离的单独主体，而是既生活在周围世界并与他人共在中，又保持着单个人本质的自己，它的核心正是前面所说的人道主义。这种对“自我”的追求在庐隐的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它成了庐隐创作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云鸥情书集》中，庐隐对李唯建直白心迹“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傲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总未曾忘记‘自我’的伟大和尊严;所以我在一般人看来总是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固执人，而在我自己，我的灵魂确因此而解放不少，我除非万不得己的时候，我总是行我心之所安。”固在《象牙戒指》一文中，她也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是尊重‘自我’的，哪一天要是失去‘自我’，便无异失掉我的生命。”团庐隐对“自我”表现出殉道般的真诚和执着，在她的创作中，体现着一种得不到“自我”宁可去死的精神。
五四时期，青年人对“自我”的追求大多表现在自主婚姻这个时代要求上。在北京读书期间，庐隐结识了“使君一有妇”的福建同乡郭梦良，并很快与之坠入爱河。与郭梦良的相爱使庐隐的心灵备受创伤，直接泞致了其精神领域发生裂变，使她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境。
如果与有妇之夫的郭梦良结合，肯定为现世的道德所不容，并且一生都要遭受别人的白眼和唾骂;如果与郭梦良分手，那就意味着放弃了自主的婚姻，放弃了对“自我”的追求，而这对于视“自我”为生命的庐隐来说，无异于选择死亡。理智上要求庐隐做出对其有利的选择，而她却割舍不掉对郭梦良的个人感情，这样便出现了智与情的矛屑，庐隐与她本人在心灵世界里发生了冲突。荣格认为:“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或者怀疑来缠绕我们，我们自己就决不会被分裂成两半。然而，一旦心理活动中有一两个渠道阻塞以后，我们马上就可以联想到一条被I'}J住的河流，河水倒转，返回源头，内在的人所希望的却是有形的人所不希望的，于是，我们便与自身发生了冲突。
在这场与自身的冲突中，庐隐清醒地意识到，要做到智与情的统一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这种矛屑给庐隐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使她意识到人间的缺陷和造物主对人的戏弄，萌发了对人生、命运等问题的哲学沉思。在庐隐的作品中，在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搏战中，智与情这一对矛屑屡屡出现并成为这种冲突和搏战的根源。由于渗透着自己的亲身感受，对主人公这种进退两难的矛屑心境，庐隐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成为作品中最精彩的、灵气飞扬的部分。在对主人公这种矛屑心理的描写中，庐隐也把自己的仿徨、苦闷满腔倾出，创作对于她来说似乎是一种发泄痛苦的最佳渠道。
在与李唯建的通信中，庐隐把李唯建说成是“绝对主情生活的人”，并且评论道:‘这种人在一方面说是很伟大很真实的，但在另一方面说也是最痛苦最可怜的;因为理智与情感永远是冲突的。正是对郭梦良的情爱难以割舍才造成了庐隐心灵世界的冲突和痛苦，因此，庐隐的这番评价或许更适合于其本人吧。
处在上述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之中，庐隐和郭梦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越出现实世界的道德束缚，只能维持着一种“精神上的知己”的关系。即便如此，也为“他人”所不容。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所认为的那样，这个“他人”不是张三、李四等某一具体的东西，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这个“他人”是“无此人”，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沉积下来的一种劣质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一种匿名的、中性的东西。它无所在，又无所不在，它来自四面八方，人无法防止它，也无法躲避它，当人处在这种境地时，他感到温暖友好的外界消失了，生活的色调淡化了，人与世界之间隔着-种奇特的幕布，人没有可以依附的对象，感到孤独，被异己的力量包围着。在庐隐短暂的人生历程中，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种异己的氛围中)变过的。
种种恶意的猜疑、卑鄙的诽谤使庐隐的心灵备受创伤，庐隐在她的不少小说中透露出那种既畏惧又愤激的心态，她的小说开始染上了孤独、幽伤、凄凉的色彩。在自叙传小说《海滨故人》中，露莎(庐隐的化身)在致梓青(即郭梦良)不口友人的信中她这种呛伤的感受:“吾辈夙以坦白自勉，结果竟为人所疑，黑白倒置，能无怅怅!……沙履世未久，觉人心险恶，甚于蛇蝎!地球虽大，竟无我辈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去此浊世，同归于极乐世界耳!”同108“沙与梓青非不能铲除礼教之束缚，树神圣情爱之旗帜，特人类残.其毒焰足逼人至死，是可惧耳!”同庐隐不仅把“人类”描写得如此险恶，而且还把她周围的环境描写得相当的压扣J、暗淡，足以令人窒息。庐隐把她所居住并在此与郭氏相恋的北京城称为灰城，把人生也称为灰色的。灰色阴冷、暗淡，代表着生命由于受到压抑而变得毫无光彩。庐隐如此热衷于灰色，我们不难想象她当时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中。如果说鲁迅先生少年时由于家道中落而倍受人们的白眼，那么，庐隐所承受的就不仅仅是人们的白眼，还要加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诽谤和谩骂。这种深镂骨髓的痛苦无处发泄，庐隐只好在作品中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了。
由于庐隐对“自我”的追求是与郭梦良相恋是合二为一的，郭氏实际上己成为“自我”的载体。随着庐隐对“自我”的追求愈来愈坚定，她和郭梦良的感情也与日俱深，难以割舍。虽然来自外界的压力是那样巨大，而追求“自我”的欲望却同样强烈得无法放弃。在《雷峰塔下》这篇祭文中，庐隐描绘了当时她这种进退两难的心境:‘我虽然恐惧着可怕的命运，但是我无力拒绝你的爱意!”正是这种对“自我”的执着，庐隐一直与扼杀“自我”的环境抗争着。
在《海滨故人》中，庐隐表达了对世俗和“他人”的愤恨:“梓青与沙之情爱，成熟己久，若环境顺适，早赋于飞矣，乃终因世俗之梗，夙愿莫遂!”在由这些世俗偏见而产生的痛苦中，庐隐重新认识到了“自我”和人气“自我”的获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不仅需要和世俗宣战，而且对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一个人越痛苦，也就越觉悟，而越觉悟也就越痛苦。当痛苦积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这种痛苦的情感是可以变成勇气和力量的源泉的。在人们的一片谩骂声中，庐隐和郭梦良终于大胆地冲破人间的樊篱，勇敢地结合在一起了，从而完成了她生命史上对“自我”的第一次塑造。
婚后不久，郭梦良便流然离世，这使庐隐长期处在一种感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作品中孤独、幽伤、凄凉的色彩变得更为浓重。在长篇小说《归雁》中，庐隐描述了她独自在暗夜中面对郭氏遗像的痛苦心理:‘我的青春之梦，己随着你的毁灭而破碎了，我的心你也带走了。”团弱小孤单的双肩再也担不住周围环境的沉重和黑暗，庐隐曾一度起过自杀身亡的念头，自传体小说《归雁》、《醉后》、《雷峰塔下》对这种心境有着真切的描述。这种浓重的人生幻灭感和孤独感使庐隐面临着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的人生的边缘处境。所谓边缘处境，也就是人的某种危难境况，是人面对痛苦，面对绝境，面对死亡时的一种意识状况，它使人们提出了追问自身的问题，这乃是哲学最深刻的起源图。
处在边缘之境中的庐隐，经常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回忆和反省，怀疑和藐视着现在的生活，并对未来存在着一些畏惧感。她思索着宇宙和世界，发出了对人生和命运的追问，并把这种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贯注在她的创作中，庐隐小说中的哲学色彩变得非常浓重。
庐隐作品中有关人生、命运的哲学思想，在她与郭梦良相恋之始，便己出现在早期的小说中，只不过色调较为清淡，这是由于她那时年龄小，经受的人生打击和痛苦相对于以后来说要轻得多，因而她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也不那么深刻的缘故。因为对于人生哲学的思考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思考者所经受的痛苦成正比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经受痛苦的人都能由此萌发人生哲思，但痛苦的确是人生哲思萌发的重要酵素。从这一点来说，痛苦对于人类来说确实是一笔金钱买不来的财富—特别是对于人生哲学沉思者。
随着外界的打击愈来愈多，庐隐心灵所承受的痛苦愈来愈重，作品中的哲学色彩也随之逐渐加深《或人的悲哀》中的“我”,《海滨故人》中的露莎，都曾提出过人生是什么的问题，但当她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便把它抛之脑后:
“人生不过尔尔，苦也罢，乐也罢，几十年全都完了，管他呢!且随遇而安吧!”同75这时期的作品，侧重描写的是露莎们的故事，所谓的人生哲思只不过是作品的陪衬而己。其后的一些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智与情的矛屑，表明庐隐处在感情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身心备受痛苦的煎熬。
到《归雁》问世时，其中的人生哲思己经上升到本体论的意义。小说本身或者说故事本身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借助于小说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
由于作品中的人生哲思是与其本人的情感历程和理想追求密不可分的，因而庐隐也就与进行纯理论探讨的经院哲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谓的“生存着的思维者”。所谓生存着的思维者乃是这样一种思维者，他的思维是受他的生存的特定任务和困难所决定的，因而他的思维不是口的本身，而是为他的生存服务的，抽象的思维者以其纯理论的态度思维，所以在他的认识活动中是漠无利害关系的。经院哲学家对人生的发现愈多愈感到欢乐，而存在着的思维者则恰恰相反，他对人生发现愈多愈感到痛苦，愈感到存在的艰难和人生虚无图。由于庐隐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植根于她对“自我”的追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困顿中，所以作品中的人生哲思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焦虑。这些巨大的痛苦和焦虑使得庐隐对人生的思考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的人生哲思又使得庐隐的痛苦愈来愈大。这里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这个恶性循环的泞演正是“自我， o“自我”死死地缠住庐隐，并把她一步步向人生哲思的深处牵引。在那里，庐隐饱尝了孤独和幻灭的苦汁。
对孤独的思索是庐隐对人生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每一个追求“自我”的人来说，追求“自我”必意味着接受孤独。因为他不仅要直面整个世界对他的疏离和隔膜，而且还要不停地与“自我”进行内在的无声对话，而这个“自我”即是追求“自我”的人的一部分，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与“自我”也存在着明显的界限，无法进入“自我”的领域。因此，他必须直面这冷漠的世界和孤独的“自我”，坦然地接受这份孤独的命运。
庐隐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度过的，虽然她曾经一度想抛弃“自我”，把自己同化到“他者”和世界中，但她始终没有这样做。从这点来说，庐隐是真诚、伟大的。在与李唯建的通信中，庐隐直白心迹:“我来到世界上所经的坎坷太多了，并且愈向前走，同路的人愈少，最后我是孤单魄。“爽性世界上连半个认识我的人也没有。”固在《树荫下》这篇小说里，庐隐也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所向往的光明，永远只是我自己的向往，不能在第二个人的心里掘出和我同样的向往。”因在郭梦良死后，当世人投之以令人憎恨的可怜口光时，庐隐更是深刻地体验到那刻骨铭心的孤独。处在这个拥挤喧嚣的世界里，却无法躲避孤独风雨的无情袭击，庐隐感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陌生和疏离:“世俗的人都以为我是为了坎坷的命运而悲哀而流泪，哪里晓得我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孤独—灵魂的孤独而叹息而伤心呢?”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庐隐总是拿一声叹息一滴眼泪，去笼罩宇宙，去解释一切。庐隐小说中呈现出的浓重的孤独感，透露出她当时的基本心态和对人生的思索，使作品富有独特的审美风韵。
郭梦良死后，由于忍受不了婆母冷言冷语的奚落，更忍受不了人们投来的那幸灾乐祸的口光，庐隐先由福州迁往郊外的鼓岭小住，后又由鼓岭迁回福州，再由福州而上海，由上海而北京。在短短的时间内，庐隐数易其居，使她不能不起“千里飘零，身轻似叶”之感，也不能不产生“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回的伤感疑问。个体生命无法见容于这个沉重得令人窒息的世界，只得马不停蹄地变换场所，来寻找一处喘息之地，让生命苟且延续，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空间地域上的变化和迁移，不如说是心灵上的逃亡和回避。罗素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它无疑是出自热爱家乡和躲避危险的愿望，因而我们发现生命面临着灾难的人，这种追求也就来得最强烈。正是为了躲避自我被毁灭的危险，为了给到处流浪而无所凭依的自我寻找一个温暖的家园，庐隐的人生哲思里便萌生了逃亡的意识。
“走吧!跟我们一起走吧!这世界究竟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而你又是这样的孤留”“我也知道这个世界，绝不是我的世界，总有一天，我将由这个世界逃亡”‘我不愿再在人间停驻……”‘我憎恨所有的人类，我想要逃避。”①这是庐隐对黑暗污秽的世界无法忍受，在她的作品中一再发出的逃亡呼喊，也是“自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而对庐隐唱起的招魂哀歌。它来自庐隐的心灵，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庐隐作品中透露出来的这种逃亡意识是相当严重的，它常常表现为‘走向死亡”这种人生选择形式。
既然现实的世俗不能容忍自我的存在，那么，为了保持“自我”与我的永远同在，死亡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了。死亡把“自我”带入一个神秘的、不可知的世界，在那里“自我”与我融为一体，获得了精神上的共生共灭。就这一点而言，死亡似乎的确有它的积极意义。在庐隐的笔下，死亡是那样的神秘和美丽，它诱惑着她笔下的主人公去体验死，去选择死。因为死亡既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尊严和伟大，同时也是彻底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由于庐隐曾经一度起过自杀身亡的念头，因此，在对死亡的描述中，她融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赋予死亡以独特的审美意味。庐隐和她笔下的主人公对死亡是那样地渴望，她们拼命地感受死亡，沉溺于死亡的状态中，疯狂地体味着死亡给她们的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极大欢牙靛“死是最和美而神圣的东西。生的时候，有躯壳的限制，不止这个，还有许多精神的栓桔。”闭“此刻我才与那些因不能生存于现世而自杀者深表同情，此刻我才体会出死的甜蜜与可爱。”在生与死之间，她们更愿意选择死。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死亡意识很重的作家之一，在她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死亡意念和死亡现象。当她笔下的主人公无法摆脱痛苦，无法得到自我时，庐隐便让死神把她们带走，死亡似乎成了人生的最好归宿。
如果事情真的如上面所述的那么简单，庐隐的死亡意识也许就变得十分单纯易于理解了，我们也完全有充足的理由来批评庐隐的懦弱，然而事实是恰恰相反，庐隐的死亡意识是非常复杂的。她一方面看到死亡的甜蜜和美丽，同时又对死亡表示畏惧和怀疑。在《归雁》-书中，纫青对着好友星痕的尸体，曾发出这样的疑问:“死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一向藏在什么地J7?它为什么会突然光临到她?”是从来就不曾有旅人回来的乌有之乡”,“自我”是否就心安理得地在那里与我同住呢?同时从庐隐对星痕尸体的可怖描写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她对死亡的畏惧。也就是在这篇小说中，纫青坦白地承认，积极的自杀，无论如何她是做不到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懦弱，不如说这是“自我”在驱使着庐隐和她笔下的主人公们痛苦地活下去。因为“自我”总是不甘心居住在那个无声无息的世界里，它总是想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建造一个家。尼采说:“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在人世上机会只有一回，而且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机缘，会把他像现有的这个异常的统一体再照样地组合一次了。”图庐隐和她笔下的主人公也同样如此，为了在现实世界中为“自我”找到一个位置，她们是不会轻易选择死亡的。
这样，庐隐的死亡意识便出现了矛屑:一力-面赞叹着死亡的甜蜜和美丽，一方面又对死亡表示畏惧和怀疑;一方面为解除痛苦去选择死亡，另一方面却又执拗地活在这尘世上。那么，我们又怎样来理解和解释庐隐死亡意识中这-对矛屑呢?弗罗伊德说:‘我们常常发现现实无法完全满足我们的愿望，于是又保留着一种幻想的生活。我们在这种幻想里满足自己的愿望来弥补现实中的缺陷。正是“自我”在现实中的无法实现，所以庐隐和她笔下的主人公才保留了这种幻想的生活一一死亡，并让“自我”在死亡中短暂存在。然而庐隐又很清楚，死亡中是不能存在任何东西，所以她对是否选择死亡表现得左右为难“死，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还是快乐的归宿。”团因此，庐隐的死亡意识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谓的死而不死，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是活着体验死。这是一种极度的苦闷，是一种最令人焦虑的矛屑处境。
庐隐作品中出现的死亡意识和死亡现象历来为批评家所应垢病，他们以此为理由指责庐隐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这种观点在学界大有市场，然而却有失公允，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它仅仅看到了死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不死的一面;它仅仅看到了死亡这种现象，却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东西。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对庐隐死亡意识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庐隐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逃亡意识的虚幻性。从她与李唯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说人间苦，一面自然想脱离人间，他面却十分明白，就是离开人间，别处也没有更高明的地力-—那就是说不单人间是痛苦的，时间、空间都是痛苦的。”固既然无地可逃，那就要义无反顾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承担起存在的义务和责任。在《寄燕北故人》这篇书信体小说中，她劝和她一样命运多并的石评梅说:
“我希望梅姊把自己的价值看重些，把自己的责任看大些，象我们这种个人的失意，应该把它稍微看后些……我们只有推广这悲哀的意味，与一切不幸者同运命，我们的悲哀岂不更有意义吗?”圈在其他一些书信和小说中，庐隐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在这里，庐隐自觉地把“自我”的追求和对社会的热切关注结合起来，给“自我”赋予一种新的含义，超越了以前那个相对狭隘的“自我”，从而完成了她思想发展上的蜕变和飞跃。从此，庐隐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逐渐转向社会底层，关心民生疾苦，作品中的社会色彩逐渐加强。庐隐的作品由自传型转向社会问题型，出现了向早期创作回归的现象。这-点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她后期的创作—特别是杂文创作中。在《灾还不够》、《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命》等文章中，庐隐愤怒指斥贪官污吏，呼吁社会要关心民众的疾苦。这时的庐隐又重新焕发五四高潮时的英姿，斗志昂扬地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了。
对于自己的坎坷命运及其带给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庐隐己经超越了一般世人的庸俗看法，她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坎坷的命运和无尽的痛苦造成了她几乎一生的不幸，在情感上她是憎恶它的;另一方面它却使庐隐认识了人生的另一面，在理智上又存在着某种感激。
在与李唯建的通信中，庐隐表达了这样的人生见解:‘至日世界走了一趟，结果没有懂得世界是什么样?自己是什么东西?那不是太滑稽可怜了吗?……在我生活的前半段几乎己经陷到这种可耻的深渊里了，幸喜坎坷的命运将我救起。”固在长篇小说《归雁》中，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悲哀似乎指示我一切了。对于她高深的意义，使我认识茫茫人世的归程。人生若不了解悲哀，至少是在醉梦的变态中……世上的快乐事或容在诈藏在背面，只有真的悲哀骨子里还是悲哀，所以一颗因悲哀而落的眼泪，是包含着人生的最高的情绪。”闭这种意义上的痛苦和悲哀，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和反思，是对自我历史命运的内省和探索。庐隐在痛苦和悲哀的残酷中自我肯定，坚强得足以把苦难当作快乐来感受，从而赋予生命以更高的价值和口的。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痛苦总不失其为美。”回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庐隐作品中对痛苦、悲哀的描写并不让人感到凄凄切切，难以承受。生活中的痛苦和不幸，经过作家的心灵的过滤，升华为一种智慧和情感的结晶，成为作家的艺术追求和创作驱动力。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庐隐所谓的人生即痛苦，痛苦即人生的哲学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