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休克疗法” 给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创伤; 拉丁美洲的财政、货币与金融危机此起彼伏; 1998 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这些重大事件给经济学界带来了新的认识冲击。
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前，都已走在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上，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已取消了大部分金融抑制，实现了相当程度的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这些危机原因的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左右两派的力量悄然发生了调整。对于这些危机的原因，新古典主义的铁杆信奉者，作为经济学中的右派，依然从非市场因素出发，批评政府不当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指责腐败与裙带资本主义等，一言以蔽之，这些国家虽然在走向 “华盛顿共识”，但问题在于还不够完善。可是，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之前主张取消金融抑制、尽快实现金融自由化以促进增长的麦金农，都认识到单纯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不会自动实现平衡稳定增长。
2008 年以后的全球经济危机终于再一次暴露了市场的本来面目，当经济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会用一场 “高效率”的危机来清洗掉错误。此次危机暴露了过度金融自由化的弊端，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得到重视。危机使新古典思想受到严重冲击，虽然在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新古典方法依然是主流，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伴随着欧美经济的复苏进程，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会吸引大量关注，彼时 “新古典反思”会更加深入，而新古典左派观点将得到更多发展。因此未来经济学会持续呈现 “向左微倾”的趋势。二、市场与政府。。
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不会遗漏对市场和政府以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论述。新古典主流支持小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在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眼中，纵使是应对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也往往是对市场的不当干扰，事实果真如此么?
( 一) 政府的内生性
经济学主流习惯于将市场与政府割裂对待。学术研究的通常做法是先建立一个无政府干预的标准模型并计算出最优解，再引入政府干预并计算出新的最优解，将两个解的效率或福利水平进行比较，当要反对政府干预时，结论将发现政府干预会导致效率或福利损失; 反之则反。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观念上的狭隘，即右派的研究结论里容不下政府干预，而左派则过于相信干预的可靠性。但这些观点未能正确地从源头上考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此，奥尔森所提出的 “集体行动—利益集团—政府行为”的逻辑为分析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奥尔森较传统看法的出色之处在于，不单单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反证政府存在的必要性，特别地，他从集体行动失败的角度来正面论证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即政府是自由市场的内生产物，而非强加给市场的额外负担。
由于外部性和搭便车的普遍存在，奥尔森认为理性成员都会选择搭便车而不去参与集体行动，结果会导致集体行动失败，因此集体无法有效提供公共品。此时需要一个能代表集体利益的执行小集团来代表或领导整个集体。当存在多个利益集团时就会有多个代表性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政治博弈需要一套较稳定的规范制度，这就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初步形成。可见，权力的集中或者说政府的形成，是发生集体行动的必然结果，此其一。其二，原子式的分散个体具有非均衡性质，由于理性的成员都不愿意主动参与集体行动，结果较强的个体会有做 “强盗”以进行掠夺的动机。而强盗一旦产生，原子式的个体都想从别人的反抗中获益，这种普遍的搭便车心态将导致普遍的不反抗。此时的结果是 “顺民—掠夺者”均衡。要想抑制集体内部的这种内生性掠夺，需要政府与权威制度 ( 当然换个角度，这个掠夺者也可能正是政府) 。
市场经济运行需要法制、基础设施等公共品，需要抑制市场中的掠夺行为，这离不开集体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会自发形成各种利益集团，因此建立一套以政府为核心的用于规范( 或者说服务于) 利益集团竞争的政治制度，是市场的内在要求。这套制度对市场运行来说是不可剥离的，市场与政府的这种内生性联系，是考虑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必须把握的关键点。
( 二)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二者共同失灵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讨论市场与政府关系时的核心。
传统观点里，市场失灵涉及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对称等，而吉利斯等还强调自由市场体制下，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难以存活、自由市场内在排斥极端落后地区、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利益集团等问题。此外，现实可能较理论假设中的完美市场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存在一些较为隐性的失灵，例如，现实中存在一些具有历史遗留性质的政府干预，如国界对市场形成分割，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一方面这反映了政府干预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消除这些因素又恰恰需要政府的 “再干预”，这又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空间。
政府干预虽然未必总是洪水猛兽，但根据历史经验，应该说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为突出: 失败的产业扶持、腐败、价格扭曲失误，等等。失败的政策往往扭曲了激励体系，抑制了个体的生产性创新动力。在行政体制内，创新的识别往往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国有企业管理部门最先评审，这种创新检验方式往往难以判断真正的创新，特别是对于 “毁灭性创新”，受创新冲击的产业有强烈动力阻碍创新的推广，如此种种不利因素会大大抑制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
在经济学家阵营里，左派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克服之; 而右派则对政府作用嗤之以鼻，他们对政府本就无甚好感，又由于政府失灵中人为因素更多，因此右派宁可忍受市场失灵也不愿容忍政府失灵。虽然目前学术研究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方面尚存不足，但是发展经济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趋势已经明确表明，单纯强调二者的对立是过于简单粗暴的做法，真正具有现实建设意义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以合适的政策手段来弥补市场失灵，即重视发挥奥尔森强调的政府的市场强化功能 ( 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
在传统的争论中，还有一类重要问题被长期忽视: 市场与政府共同失灵。特别是当政治体系不健全时，政策与市场都难以发挥良好作用。市场与政府共同失灵的情况至少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经济发展存在先天性缺陷。在非洲，许多国家始终无法摆脱疟疾、艾滋病的折磨。这种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脆弱性，市场或政府的作用都受到严重制约。在印度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种族分割、妇女歧视等落后的社会习俗影响了社会活动，为经济的发展前景带来阴影。有的国家常年动乱，或者极度缺乏法治、监督和产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市场和政府能规矩行事。
第二，市场参与者有可能对市场的运行构成破坏性影响。奥尔森将利益集团分为狭隘利益集团与共容性利益集团，两类利益集团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狭隘利益集团往往将自己的所得建立在他人损失之上，结果往往是负和博弈，而共容性利益集团往往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结果一般是正和博弈。当一国的利益集团控制了政府政策时，若该利益集团只关注狭隘利益 ( 如军阀或垄断寡头主导了政府) ，此时市场与政府都倾向于掠夺性激励，创新性激励会被压制，整个社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掠夺与反掠夺之中，市场与政府陷入了双重失灵。
第三，产业升级失败。对此，林毅夫和罗德里克从开创新产业 ( 创业) 的信息问题、创业的外部性以及创业所需的公共品 ( 基础设施) 等方面分析了市场失灵。但这还是不够的，在经济运行中，沉没成本的存在可能会使私人企业与政府都出现失败。新兴技术的出现可能给采用旧技术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此时如果旧企业转向新技术，需要承担巨大亏损，这可能导致旧企业排斥、抑制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如通过收购新技术然后将其雪藏) 。政府政策也可能面临类似问题，当某一产业受到新兴科技挑战但又受制于沉没成本时，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来激励旧企业转向新技术，这是对政府能力的极高考验。
市场体制在有些情况下确实难以自动实现产业升级，尤其是当幼稚产业缺乏竞争力时，而政府干预却又往往好心办坏事，这在落后国家尤其如此。一国不能自由产生某些产业，主要原因是后进入企业在短期内没有竞争优势。对于这种新的但尚不具竞争优势的幼稚产业，李斯特、汉密尔顿主张国家进行扶持和保护，但是扶持政策很难做到恰到好处。例如，一些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发现建立这些产业需要大量进口投资品，受外汇储备的限制，不得不控制出口产品，在国内进行价格扭曲，或采用汇率双轨制，往往过多屏蔽了幼稚产业所面临的竞争，也无法硬化扶持企业的预算约束，结果不但幼稚产业未能成长起来，整个国民经济也处于扭曲与失衡状态。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是经济发展的最糟糕境况。
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打破这种双重失灵，首先恢复政府与市场的替代性，再实现二者的互补性，这将是 “市场替代政府、政府补充市场”的过程，同样也是新古典色彩渐浓的过程。任何一个重视现实且思维全面的人，都不可能无视市场有效性而妄谈政府功能，也不可能无视市场的有限性而对政策作用避而不谈。良好的政府干预将实现干预收益与干预损失的均衡。在此状态下，重视制度建设、将成果制度化将是政府责任的重中之重，民主、法治、产权、监督等制度的完善，就是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正确的干预应该能够增强市场功能，提高市场的 “良性自我运行”能力，这是一项对技术与技巧要求极高的工作，低水平、低效率的政府体系将损害干预效率和干预效果。【表】
( 三) “华盛顿共识”与 “北京共识”
1989 年，借经济自由化进展得如火如荼之东风，约翰·威廉姆森 ( John Williamson) 在一篇总结研讨会议的文章里提出了 “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自由化进行了充分肯定。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混乱、拉美自由化挫折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经济学家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对落后国家，经济学家们特别强调政府对良好发展环境的建设作用，这可以从萨克斯的那张近乎无所不包的诊断表中看出来。作为对 “华盛顿共识”的回应，雷默将 “北京共识”带入人们的视野，其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 1) 创新，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但发展的顺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式都通过创新来实现，而且发展中的矛盾和摩擦也通过创新来减小; ( 2) 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使用多种工具调控变革中的各种关系，追求协调的经济发展; ( 3) 自主发展，在融入世界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和主动性，追求和平崛起。继 “北京共识”之后，王广谦等学者进一步总结“中国模式”，内容涉及所有制、分配体制、市场运行机制、宏观调控等诸多领域，不均衡产业发展战略、先投资后消费、对外开放、所有制改革、政府政策等被视为中国经验。在 “中国模式”中，排斥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强调市场作用，中国式的非均衡渐近式改革得到了肯定。
然而，当仔细思考两个共识之间的争论时，却发现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华盛顿共识”描述的是稳态经济一般特征，虽具有比较经济学的色彩，但本质上是发达国家经验的推广。而 “北京共识”或 “中国模式”，则是针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其中涉及的内容更多是过程而非最终稳态，换句话说，“中国模式”是过程创新而非经济的稳态特征。对于落后国家，“华盛顿共识”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些良好状态的具体方式，新古典开出的迅速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策略，明显带有居高临下的学术傲慢与自负。对复杂现实不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幻想由市场来自动解决问题，又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华盛顿共识”中所说的那些经济特征，非常美好，无人会排斥，但新古典主义将 “华盛顿共识”通过类似 “休克疗法”的简单粗暴的方式应用于落后国家是错的。即使最优的稳态经济具有单一特征①，也应该承认动态过程的多样性。
而且，两个共识缺乏一个统一严谨的内部标准。以最为经典的卡尔多典型化事实为例，其 6 个典型化事实均包含在一个经济模型中。而 “华盛顿共识”里的内容，无论是最初的十条还是后来的补充内容，交叉了多个层面和领域，缺乏逻辑统一性是其重大缺陷。此外，共识缺乏足够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没有进行问题诊断。根据次优理论，当一个方面不满足完美市场假设时，其他方面也应适当脱离标准假设，所以应当允许现实的具体多样性，不应过于苛刻地推广某一种共识或模式。更进一步地，哪些方面应该进行何种程度的调整? 经济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具有怎样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这些重要内容在共识里都未涉及。
两类共识的缺点反映出我们对现实世界解释和理解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反映出 “美国路灯”与“中国路灯”对研究视野的限制②。当仅在 “美国路灯”下寻找真理时，点亮 “中国路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只顾在 “中国路灯”下寻找真理，则又犯了与前者相同的错误。谨慎、开放、全面对于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三、政策干预
( 一) 为什么干预失败?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有些政策未达到最佳的实施效果，但也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都是失败的。对于有些政策，倘若未曾实施，可能就无法实现某些发展。综合而言，应强化政府的普通市场参与者身份，以模拟市场运行的方式来影响市场，即干预应该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市场模拟型干预。替代市场或过度扭曲市场往往得不偿失。
影响干预效果的因素很多，除了具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水平，一国的政治、外交环境、文化传统、文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政策效果。在这里，本文主要从增长诊断、环境复杂性识别与经济系统性建设这三个角度来进行简要说明。
1. 发展 ( 增长) 诊断
发展诊断 ( 本文的发展诊断包含增长诊断) 的提出是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半个多世纪进步的产物，是将增长与发展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成果。事实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在为落后国家提出改革建议时，也在寻找导致落后的根源。但受当时理论发展水平的制约，诊断过程过于粗糙，而且诊断主要是在参考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指出落后国家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而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以实现经济结构高级化、人均收入提高的目的。这一阶段的发展诊断在相当程度上未能深入了解落后国家的实际国情，高估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低估了其负面影响，片面追求实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一些特征化事实。诊断粗糙，治疗过程急功近利，以及大量的政策失误使许多国家遭受了重大损失。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使经济学左派更加重视经济规律，更加谨慎地对待政府干预。
2000 年以来，三位经济学家明确提出了 “发展诊断”。其中，萨克斯提出了 “临床经济学” 术语，他所给出的差异化诊断评估表中，包括了贫困程度与贫困状况、经济政策、财政因素、地理环境、政府政治因素、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 罗德里克提出的诊断法主张首先识别出增长的制约因素，再找出导致该制约因素的原因，他提出了 “发展诊断—政策设计—改革制度化”三步骤; 林毅夫提出了 “两轨六步法”，在相当程度上总结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他的理论涉及甄别与因势利导两个支柱，包括选择正确目标、消除约束、吸引全球投资者、壮大自我发展规模、建立工业园、对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度的激励这六步。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三人都强调对症下药，但具体方法有所区别。萨克斯主张政府应着力消除对市场的破坏性因素，强调政府对市场的修复与维护作用。罗德里克强调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消除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硬约束，并且支持产业层面的政策干预，认可政策对市场的部分替代功能，他还特别看重制度建设。而林毅夫的政策思路则明显吸收了雁阵理论与中国经验，主张落后国家应模仿领先国家的发展路径。
三位经济学家理论与建议极具价值，但是在发展诊断与政策制定方面，目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断。
通常情况下增长理论的一个模型只能顾及几个关键变量，这种忽略 “无关”的其他研究变量的做法，使增长理论过于追求小范围的细枝末节，未能囊括更多因素以充分展现真实世界里各变量的复杂相关与反馈。发展经济学研究视野虽然更为广阔，但是在理论严谨性上又存在严重不足，粗线条的逻辑易失细节，而一旦用模型进行细致研究往往又难逃与增长模型同样的过度简化的厄运。因此，如何在理论中纳入对复杂现实的发展诊断，如何在模型中合理纳入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前沿课题之一。
2. 识别发展环境的多样性
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多样性，一国的具体国情构成了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要素禀赋、对外开放程度、教育水平、地理位置、气候、种族、文化传统等因素都可能对发展构成特殊影响。因此任何可靠的政策建议必须对此作充分考虑，发展政策必须做到具体国情具体分析。下面将挑选几个方面进行代表性分析:
( 1) 市场规模
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市场，那么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特别注意大国与小国的区别，这决定了政策对内与对外的倾斜性。许多产业要求较广阔的市场以达到规模经济，此时相比于大国，小国需要开拓国际市场，而这可能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因此产业政策的成功难度会相应增加。根据市场规模的不同，大国可以根据要素禀赋实行较为平衡产业政策，而小国则需要集中一些，对应着钱纳里和塞尔昆在 《发展的型式》一书中所提出的，大国实行均衡的资源配置，而小国则先是初级产品专业化，再发展到工业专业化阶段。
( 2) 时代与人才流动性
人才的培育对于经济长远发展有根本性影响，因此加大教育投入不会错，但是，“不会错”与 “对”之间还存在距离。
在教育体系建设方面，韩国的教育体系是由低到高顺次发展，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超前投入。在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
关键在于人才的流动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才外流很少，当时的国民凝聚力、文化和语言差异等有助于把人才 “困”在国内，并且当时日本虽然是超前教育，但是国内产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差异很大，人力资本存在质的差别。因此虽然日本的产业发展落后于教育，但 “大材小用”的人不会轻易出国。然而韩国经济起飞时，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人力资本的同质性增强，移民障碍也大大削弱，出国对于高端人才尤其容易。韩国需要保证自己培育的人才有 “用武之地”，因此韩国教育是伴随产业发展而发展，没有进行过度超前教育。
( 3) 对外开放与地缘政治
考虑一国的发展政策时，外部环境差异应得到足够重视。FDI、外部援助、对外贸易水平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大推进”理论强调一国内部需求不足会抑制某些产业的发展，从而提出平衡增长的政策建议，但是如果该国面临广阔的国际市场，则无须 “大推进”也能解决产品需求问题。如果一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 FDI 方面不具有优势，则打造这种优势———例如，设立对 FDI 给予超国民待遇的工业园区———即是必要的。此外，一国的开放程度也影响本国对国外事物的接受能力，特别是本国企业对国际竞争压力的适应能力。如果该国长期处于较封闭状态，则逐步开放以使本国逐渐适应国际环境，无疑更为可取。一国所处地缘政治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国防领域将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对于尚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这是严重的不利因素。维持一个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和平环境，这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前提。
( 4) 制度质量、政府素质与政治激励
一个落后的国家，必然具有落后的、极不健全的制度，而且政府素质往往较低，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民主与法治受到压制。但是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发展，又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作用，因此这就有点悖论的味道了: 如何让一个问题丛生的政府去有效地制定并实施发展政策? 对此，合适的政治激励机制特别重要。如在中国，由于存在 GDP 竞争的政治晋升激励，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要想使政府推动经济增长，首先要保证的是正确的政治激励，其次才是政府素质的提升。打造一个 “完美政府”并非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绝不是说可以容忍政府失灵。政府素质影响发展空间的提升，是保证未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同罗德里克所坚持的那样，发展的过程一定要注重制度建设，一定要把取得的改革成果制度化，通过不断提升的制度水平来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升发展质量。
3. 重视经济体的系统化改造与建设
如同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现实经济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落后国家各个方面往往是系统性的普遍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和提升就显得尤为必要，由于社会各方面是广泛联系的，因此改革过程必须注意并利用这些联系。然而，目前经济学界对这些联系的研究尚未取得足够进展。单个或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存在，但缺少真正将全部或大部分因素纳入模型的研究。
“休克疗法”自诞生即是经济学中最值得研究课题之一。从经济体的系统性角度来看，休克疗法导致严重经济动荡的一个原因是: 改革的起点不是平的，改革措施没有充分顾及各个国家的异质性，并且对改革的系统性影响与反馈估计不足，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失控。“休克疗法”带来巨大冲击，初期即表现为企业破产、产出下降、大量失业。企业和失业人员需要大量财政救助，而产出下降破坏了税收来源，因此这会迅速形成财政压力，但此时出售国有股权也卖不了好价钱。国内经济危机使得利率飙升，此时就算能借到外债，也已是饮鸩止渴，特别是当货币贬值时，暴增的外债压力不但令财政雪上加霜，更会进一步加剧货币危机。精疲力竭的政府不得不开动印钞机，结果恶性通胀呼啸而来。
渐进式改革虽然并非总是缓慢、匀速变革，但它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基本平衡稳健 ( 如财政平衡、外部平衡) ，并且在改革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处理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从而能够有效地应对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对于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冲击，渐进式改革有着更强的应对能力。
在经济系统性建设过程中，首先应该注意经济的脆弱性。发展不稳健的国家，如冰岛，抵御国际经济周期能力较低，而对于许多落后国家，一场自然灾害足以毁掉数年的发展成果，甚至导致政治激变和社会动荡。有的国家战乱不断，克服这种失灵的最有效工具是大炮。国家整体经济的脆弱性增大了经济不确定性，微观个体的不确定性可以在市场内部分散或对冲，但要应对整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则需要国家储备。暴发危机时若一国的外储不足或外援不及时，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国民经济陷入混乱，往往会进一步放大经济脆弱与动荡，这时国家往往难以恢复发展。
其次，维持稳健的财政是关键。落后国家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如贫困人口比重大，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水平低，外汇缺乏，产业结构初级化，技术水平落后等等。即使最初的改革可能并不困难，但持续的发展最终将形成持续的财政压力。如果不能从发展中得到足够的财政收入，一旦出现财政问题，可能瞬间导致危机。较好的发展模式是，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充分利用丰裕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建立一个能够迅速解决就业、增加产出和税收的部门，这具有系统重要性，也是建立稳健经济体的重要基础。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建立的产业，其产品出口能够增加一国外汇储备，这些外汇一方面可以保证资本品的进口，另一方面有助于货币和整体经济的稳定。
再次，发展过程要注重外部平衡，建设维持外部平衡的机制。在拉美以及非洲等一些国家，外部赤字是经济的晴雨表，连续的赤字往往是经济动荡的前兆。有些贫穷国家，每年的外汇收入仅仅能够 ( 甚至不能) 支付外债利息。对于这些国家，外部失衡犹如紧紧勒在脖子上的绞绳———呼吸尚且不畅，焉能发奋图强?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国内消费结构严重分化，政府先是以扭曲性定价收购本国初级产品，再将其出口以换取外汇，而这些外汇又基本用于支付富裕阶层对消费品以及奢侈品的进口，而当富裕阶层控制政府决策时，这种极不公平的二元体制很难被打破。对于这样的后发国家，国际机构的资本援助往往由于过度依赖政府机构而强化了效率损失、延续了政府僵化，而私人资本过于追求短期的盈利性，因此完全市场化的资本流动往往不能很好地兼顾长期发展，并且一旦发生资本外逃会导致后发国家经济不稳定。
不仅仅是落后国家，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外部失衡也是个大问题。政治愿景是推动欧元区快速扩张的重要因素，即使这种扩张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经济现实①。德国存在大量顺差，而外围国家则遭受大量逆差。持续贸易逆差的外围国家需要外资支撑，否则就会导致持续的财政赤字。然而，外资并不一定流入实体经济，大量外资流入西班牙房地产市场，结果催生了泡沫，而外资流出又加速泡沫破灭，加剧经济危机。以希腊为代表的财政赤字国家，危机后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一个良性的外部平衡同样具有系统重要性。
最后，要重视政治体系建设，特别是激励体系的设计。在创新的激励与识别方面，市场能够提供更为高效的激励体系，政府体制相形见绌。但是市场难以自发形成一套有效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激励机制，因此需要发挥全社会主观能动性。当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阻碍财富创造时，或者，当政治掠夺经济时，经济人创造性努力会受到破坏，动机也会随之改变，其对正常利益的追求下降、对参与既有政治圈以期获得额外 ( 不当) 收益的动机增强。在这种激励体系下，个体活动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性。这样的社会或许不乏竞争，但是竞争的领域发生了质变。从而可以得到一个推论: 一个社会是关注创造还是关注再分配，看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兴趣焦点 ( 政府权力部门 VS 经济领域) 即可大致判断出来。
( 二) 政策干预与技术进步
1. 对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两点评论
( 1) 分析视角: 是企业而非国家
在论证贸易的好处时，斯密和李嘉图等都用了两国模型，之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延续了这一传统，国家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是对于实现中的贸易与竞争等，不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企业生产、企业竞争、企业贸易，不是国家生产、国家竞争、国家贸易。所以，在研究贸易与竞争时，着眼点一般不应高于产业层面，重点应该放在企业层面上。国际贸易理论不应再使用国家概念，应该换成处于两个国家的两个企业，这恰恰是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方式，也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建模方式。
( 2) 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条件
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假说的成立需要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要素未能充分自由流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一假设的现实性正在逐渐降低。随着交通运输特别是远洋运输能力的提升，运输成本极大降低，“距离”这一天然的贸易屏障在逐步消失———世界正在变平。伴随着商品贸易的扩大与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要素禀赋对生产优势的影响日益降低。日本的钢铁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但是日本的铁矿全靠进口;相反，澳大利亚铁矿石资源丰富，出口铁矿但钢铁工业并不突出。现实世界中，除了土地，流动性最低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其次是组织、管理与技术。对于一个开放的国家，不存在资本丰裕与否的问题。
如果一个开放国家仍缺乏资本，那么一定是由于其他因素阻止了外部资本的流入。政策真正要做的是消除这些障碍，而非积累资本以提升资本禀赋。这是过分强调要素禀赋积累观点的重要缺点之一。
过分强调要素禀赋的观点往往拘泥于新古典学术窠臼，狭隘地对待要素概念，虽然强调技术重要性但又不能将技术当成生产要素看待，结果就从 “资本禀赋”的角度来寻找落后的原因。将分析的视角拉回到企业层面，决定企业生存能力的主要是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要素中的劳动力成本非常关键，但是一国资本禀赋的影响有待商榷。以中国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基础极端落后，全面工业化、特别是走全面重工业化道路导致对国民经济全面过度的扭曲，这自然不会成功。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虽然投资短缺，但这种短缺也恰恰证明资本品市场需求旺盛，因此按照这些需求适度发展几个重工业行业能够迅速弥补市场短缺。即使资金利率较高，由于资本品的供不应求必将增加企业利润，因此无须价格扭曲也可以收回各项成本。可见，从要素禀赋特别是从资本禀赋匮乏的角度来解释中国重工业化道路成败，这种分析思路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工业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吃了重工业这只螃蟹，而是因为对重工业的胃口太大，吃得太多，消化不了而致全身生病。
此外，技术过于落后且缺乏继续创新能力应该是导致重工业化失败的第二原因①。技术落后不一定意味着产品没有竞争优势。一个普遍现象是，在很多国家，政府主导的一些发展项目由于持续亏损而不得不私有化，但私有化后的企业往往迅速恢复了增长与竞争力。这说明问题关键既不在于一国的要素禀赋，也不在于政府投资企业所在领域或行业属性 ( 轻工业或重工业) ，关键还是企业的生产效率问题。
2. 发展与技术进步
企业竞争与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率，而生产率的关键在于技术。因此，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技术可以通过购买或引进获得，但当此路不通时，只能靠自己研发。许多技术无法通过 “要素禀赋”积累或升级而获得，因为这些技术与生产相辅相成，先积累技术而后建厂生产的情况往往是特例。
对此，本文强调技术进步的以下几个特征:
( 1) 技术进步的生产依赖性
如同人力资本的干中学效应，技术进步也存在对具体生产活动的依赖。许多创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产生，因此要想获得这些技术进步，必须建立相关的企业进行生产。新成立的企业可能出现亏损，但他们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对于这类幼稚产业，政府需要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视角加以扶持。这类扶持政策应当设计一个能够避免逆向激励的补偿机制，既帮助企业度过时艰，又能刺激企业创新动力，以期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实现盈利。
( 2) 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多样性依赖
经济学中有一个 “产品距离”概念，两类产品距离越近，生产从一种产品跨到另一种产品的难度越小，从而创新越容易发生。这说明很多创新对其他的相关产品具有依赖性。例如，智能手机的出现离不开原先非智能手机的不断进步，笔记本电脑也是在 PC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液晶屏最先应用于计算器、电子表，应用到笔记本电脑后技术进步加快，最终使电视也进入液晶平板时代，而 3D 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电视采用凹面屏幕技术。虽然后发国家的企业可以切入技术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但若想孤立地在某一产业实现领先的技术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技术应用也存在着相互依赖性。仅有一种技术创新往往无法有效地投入生产，当相互关联的多种技术尚未协调发展时，发展最为滞后的技术将形成瓶颈，制约其他技术的可应用性。只有当这些技术创新都达到可应用的程度时，技术才能真正用于生产。例如，电子商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人开始做，但几乎全部失败，即使亚马逊也是经历了多年的持续亏损，但近几年电子商务终于呈井喷之势。电子商务前后命运的差别不是因为电子商务技术发生了什么巨变，而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真正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之前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不是电子商务方面的技术，而是发展相对滞后的互联网生产和生活。技术创新的依赖性与技术应用的依赖性，要求产业多样性，但完全融入国际产业多样化之中可以替代对国内产业多样性的要求。然而，创新对生产实践的依赖性意味着这种替代性是有限的，因此适当水平的产业多样化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如果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毫无疑问，这样的产业结构不可能具有强大创新能力，也不可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3) 技术创新空间差异
产品多样化是技术进步的最重要形式，决定着产品的发展空间，这是决定产业变动的最重要因素。
产品创新空间受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需求则与收入和偏好相关，而供给与产品自身属性有关。
创新空间的差异在农业与工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两百多年的时间，人类的交通工具已经从马车升级到火车、汽车和飞机，但粮食呢? 几千年来依然是大米、小麦和谷物。众所周知，创新能带来垄断性利润，相对于农业，工业创新更快，因而发展更快的同时利润也更高。并且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往往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替代劳动的类型，如果一国经济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主动发生的技术进步往往带来大量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本文认为，一国的发展需要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多样化的环境。对于专注于专业化生产的小国，需要在开放条件下融入国际产业多样化环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强调专业化的同时，应该兼顾产业多样性，大力扶持有效率的企业、大胆开拓多种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四、结语: 长期发展的活力源泉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在扬弃与传承的同时，深深刻下了时代的烙印，反映出不断演进的时代特征。经济学思想难以摆脱时代影响，总是现实的或超前或滞后的反映。在对市场与政府的不同理念里，经济思想呈现出左右之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主流经济思潮经历了明显的演变过程 ( 图 1) :【图1】
中国的崛起以及 “大衰退”( Great Ｒecession) 的发生，使经济学界的整体氛围发生了变化，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克鲁格曼即反映出经济学界的 “左转”，而 2013 年法码 ( Fama) 和希勒 ( Shiller)同获诺奖，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学界的折中趋向。
经济发展过程，如同历史演进所体现出的，单纯依靠市场或过分依赖政府都不可取，因此本文在强调发展诊断、发展环境多样性识别、经济系统化建设的同时，主张新古典偏左，即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参与者身份，以模拟市场运行的方式在技术与发展等多个方面发挥政府政策作用，从而在避免政府失灵的前提下抑制市场失灵和发展的先天性不足。
一个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因此，一个好的制度 ( 或体制) 应该能够维持这种持续的创造力，这也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真谛。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失策之处在于，用政府组织起来的创造力取代社会的自由创造力; 但好处是，对于那些因为创业的信息和外部性问题而难以自发形成的产业 ( 超前产业) ，政府投资相当于是弥补了自由创新的不足。但接下来的经营又是个问题，因为经营过程也需要大量创新精神，此时自由市场机制又优于政府模式，因此将一些建成后无法在竞争中盈利的企业私有化，不失为一种更加 “完善”的战略①。
沿着这个分析思路，许多问题其实需要重新审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或发达国家的援助往往伴随着改革附件，这些附加条件，由于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不平的现实加上纯平的改革建议，往往好心办坏事，常常被指责成对他国政策不当干预。但是，不加附件的援助可能只是延缓甚至加剧了僵化的旧体制，这更不利于受援国的发展。因此，对于援助的改革附件，不能简单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关键在于改革附件是否真正能够增加受援国的发展活力，无论是民间的还是政府的。
进而，对于 “休克疗法”与渐近式改革孰优孰劣的长期判断标准是，是否最终建立起能够自我运行的充满活力的全社会体系。 “休克疗法”固然带来巨大冲击，导致破产、失业、产出下降等诸多严重问题，但是能够迅速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形成新的社会体制 ( 如果不是滑向更糟的社会格局的话) 。渐进式改革过程往往更加可控，能够更好地解决一些短期问题，但是其后遗症是改革容易僵化。在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后往往进入一段平缓期，在平缓期会使利益集团格局趋于强大和僵化，从而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这种体制与阶层的僵化，往往会敲响国家衰落的丧钟。因此，渐进式改革需要保证 “持续改革能力”，消除僵化症威胁，最终建立起能保证社会总体活动的体制，使社会自动良性运行。
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责，是刺激并维持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而不是扭曲、替代或抑制它。
参考文献:
［1］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 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M． 吉利斯，D． 波金斯，M． 罗默，D． 斯诺德格拉斯． 发展经济学( 第四版) ［M］．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罗德里克． 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9.
［6］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理论框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林毅夫． 繁荣的求索: 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