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涓滴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能够自动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
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增长会自动惠及穷人，只要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就能实现贫困的快速下降。但是 20 世纪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实践表明，单纯依靠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并不理想，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还依赖收入分配的变动，只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才能实现有效减贫，达到所谓的“益贫式增长”，即对穷人有利的经济增长。由于益贫式增长研究经济增长、贫困和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关注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福利变动，很快受到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国际机构和学者们的关注。2000 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益贫式增长的概念，并指出以此为依据制定世界银行的减贫政策，用于指导各国的减贫实践，益贫式增长开始盛行。
越南和孟加拉国分别属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这两个国家体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差异巨大，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均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表现突出，被认为是益贫式增长的典范。本文研究这两个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使穷人广泛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实现益贫式增长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益贫式增长战略提供思路和视角。
一、越南和孟加拉国益贫式增长的成就
( 一) 越南
1． 越南的经济增长、收入和贫困状况
1976 年，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从此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南北方统一实行效仿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到1980 年，南方90%以上的私人企业被没收或合并，80% 左右的土地被强行集体化，约 1/3 的城市人口被赶到条件十分恶劣的“新经济区”，这一过激政策导致南方经济迅速衰退。1979 年中越战争爆发后，越南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增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的援助开始减少，而当时越南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1986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75%，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在 80 年 代 中 期 发 生 了 严 重 的 社 会 经 济 危机。
1986 年越共六大召开，越南正式开始革新开放，效果十分显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越南1990 ～ 2006 年的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7． 7% ，居世界前列水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南经济增长继续放缓，2012 年经济增长率仅为 5． 2%，是 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高于同期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85 年的202 美元( 2000 年不变价) 上升到 2012 年的 986 美元( 按 2000 年不变价) ，正在从贫穷的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
越南的革新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建设社会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 世纪90 年代，越南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贫困发生率从 1993 年的 58． 1% 下降到 1998 年的 37． 4%，其中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21． 5 个百分位点，城市贫困发生率下降了将近 16 个百分位点，下降幅度很大。进入 2000 年以后，城乡贫困发生率仍然持续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如 20 世纪90 年代。2012 年，越南贫困发生率为 17． 2% ，其中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22%，城市仅为 5． 4%。
革新开放后，越南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其收入不平等也保持相对稳定。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 年以后，除了在 21 世纪初基尼系数有所上升，贫富差距略有扩大外，其他年份基尼系数均在 35% ～36% 之间波动，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贫富差距相对较低。由于越南不平等变动不大，这使得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较高，越南贫困人口的变动对经济增长越来越敏感，快速的经济增长有效地降低了贫困，这无疑是越南改新开放最成功的方面。
2． 越南实现益贫式增长的实践
越南在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方面的出色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益贫式增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经验总结如下。
( 1) 土地改革。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农村，且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越南土地分配改革是实现益贫式增长的重要内容。1988 年越南进行土地分配，把土地使用权赋予农户，1993 年越南国会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在土地分配时把土地使用权证书发放给所有农户，农民可以长期使用土地，期限长达 15 ～50 年，并容许继承、转让、租赁、抵押土地所有权，到 2000 年为止，越南有 110 万土地使用权证书被发放。
越南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各省土地使用权在最大范围内被有效分配，农村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趋于多样化，穷人从土地分配改革中得到了实惠。
( 2) 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南先后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签订了多种双边贸易协定，并于 2006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积极融入世界市场推动了稻米及其他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对农村贫困减少有深远的影响。
稻米是越南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农作物，越南政府对稻米政策实施了重要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延长农民土地使用权，稻米出口自由化，放松稻米的内部贸易壁垒等使得越南国内稻米实际价格上升，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 与此同时，国内对化肥进口管制放松，化肥价格下降，包括稻米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利润率不断提高，出口市场不断扩大，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 3) 私营经济的发展。1991 年越南政府颁布了企业法，新企业稳定增加，2000 年政府对企业法修订，新的企业法简化了登记手续和发放许可证的程序，私营经济迅速增加。据统计，私人公司增加率从1995 ～ 1999 年的 4% ～ 5% 迅速上升到 1999 ～ 2001年的 15% ～30%。私营经济主要集中在工业和服务业，这两大领域很快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和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亚洲金融危机后，越南私人经济继续发展，工业和服务业领域非正式就业的大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
( 4) 健康和教育的投入。20 世纪 80 年代末、90年代初，越南改革初期土地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不仅使得适耕土地变得稀缺，而且导致了土地严重退化。
考虑到土地的相对稀缺性，越南加大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培训，大力投资人力资本。20 世纪90 年代，越南贫困人口的教育取得的进步十分显着，1993 ～ 2002 年，最贫困人口的初中入学率增加了4 倍，农村上升了2．5 倍，而少数民族从 6． 6% 上升到了 48% 。
( 5) 瞄准最贫困人口的减贫计划。在减贫实践过程中，越南政府意识到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帮助不到最贫困的人口，很早就制定了惠及最贫困人口的政策，主要包括公共投资计划( PIP) 、消除饥饿和贫困的特殊国民计划( HEPR) 、针对社区级投资的 135 计划、少数民族特殊计划等。这些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越南的扶贫进程。
( 6) 宏观经济和制度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和私有产权的实行，越南政府认识到革新开放的基础是宏观经济的稳定。1989 年，越南实施了广泛的经济稳定政策，包括价格完全自由化、越南盾贬值、约束预算、税收体制的重建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等。
改革效果十分显着，同年通货膨胀率下降了 35%，经济增长率上升到 8%。在整个 90 年代越南通货膨胀率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3． 7% 左右，越南恢复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越南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实现益贫式增长的成功经验展示了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短短 20多年内脱离极端贫困，表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需要以经济增长的下降和贫困的上升为代价。
( 二) 孟加拉国
1． 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和贫困状况
孟加拉国人口密度高，经济脆弱，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1971 年独立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社会动乱、经济秩序混乱和独裁统治中，贫困发生率达到了 74%，普通民众生活极端贫困。孟加拉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波动性大，主要是因为该国的经济增长受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很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给减贫带来了很大困难。20 世纪 80 年代，孟加拉年均 GDP 变动的系数达到了 29． 5%，20 世纪 90 年代，该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发展农业和非农业经济等，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下降，年均 GDP 变动的系数下降为 8%，减贫速度加快。据世界银行统计，孟加拉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从 80 年代的 2． 2% 上升到90 年代的 3% ，同期年均贫困下降率从 0． 6% 上升到2． 4% ，与此同时不平等略有上升，城市基尼系数从1991 ～ 1992 年度的 0． 33 上升到 2000 年的 0． 44，同期农村从 0． 27 上升到 0． 36，但在亚洲国家仍属于较低水平，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孟加拉国的益贫式增长时期。
2． 孟加拉益贫式增长的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孟加拉国的减贫速度受到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财政赤字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减缓。20 世纪90 年代，政府大力投入农村基础设施，自然灾害造成破坏得到控制，减贫速度加快。
这段时期其国内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使得该国能够利用财政公共支出进行益贫式增长改革，政府在计划生育、基础教育、产妇保健、儿童免疫接种等卫生保健服务等方面政策的可持续性进一步促进了该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
20 世纪 90 年代，孟加拉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村要素市场等方面的改革提高了穷人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据世界银行统计，由于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领域方面实施有利于穷人的公共投资政策，孟加拉国经济增长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3． 7% 上升到 90 年代的 4． 8% ，贫困加速下降。90 年代，孟加拉国通过公共转移支付加强安全网建设以提高自然灾害的预防能力，给最贫困人口提供食物补贴，鼓励农民参与非农业生产以促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从而使贫困人口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可以说20 世纪 90 年代孟加拉国较好的减贫效果主要得益于对穷人有利的政策干预。但是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策略偏重城市经济发展，重点发展非农业部门，从国家层面上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减贫的效果。
孟加拉国主要采取的以下政策组合实现了益贫式增长:
( 1) 宏观经济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孟加拉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开放性及与贫困下降相关的财政支出政策促进了该国的益贫式增长。①宏观经济稳定性。20 世纪 90 年代，孟加拉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稳定的汇率和较低的经常账户赤字。
通货膨胀率从 80 年代的 10． 3% 下降到 90 年代的 5． 6%，80 年代末，财政、货币和汇率管理明显改善，为 90 年代较高的增长率奠定了基础。②经济开放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孟加拉国有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国内贸易和汇率管制扭曲了产品和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90年代，该国实施经济开放政策，实现了贸易和外汇体制自由化，出口贸易年均增长 11%，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并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③公共财政支出。
孟加拉国 20 世纪 80 年代财政赤字较高，到 80 年代末陷入财政危机，90 年代面对国外援助的减少和财政收入不足，该国实施合理而谨慎的财政政策，公共资源主要用于能够减少贫困的部门和领域，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④农村基础设施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孟加拉国的政府政策主要关注洪水、灌溉和排水工程。80 年代，绝大部分的公共开支集中用于农业发展，而对农村基础设施关注较少。90年代，对农村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等的建设是孟加拉农村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农村发展战略促进了孟加拉国农业、非农业产出的增长。⑤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90 年代以来，孟加拉国的公共政策十分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教育支出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8% 持续上升到 90 年代末的 16%，公共教育支出从初等教育逐渐转移到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在教育预算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从 36． 8% 上升到 48． 5%。
包括对公共资源的持续投入、在服务提供方面与非政府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对教育提供补贴以支持贫困家庭和女童教育的三大公共政策推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
( 2) 农业经济发展。孟加拉国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①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孟加拉国自然灾害频发，洪水和干旱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造成了粮食价格的异常波动和工作机会的减少。
1988 ～ 1998 年，孟加拉国采取措施应对自然灾害，通过增加穷人在非正式经济和非农业部门中的就业机会，增加洪水频发地区干燥季节粮食生产，完善宏观经济层面上的灾害处理机制等减缓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②绿色革命。独立后孟加拉国政府应用农作物高产技术，改善灌溉设施，放松对农业投入( 如化肥等) 的管制，增加农作物多样化种植。农业改革对孟加拉国农业部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③改善市场条件和发展对穷人有利的农村经济。20 世纪90 年代，孟加拉国的农业投入要素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先进灌溉技术的实施和农作物多品种化，耕地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农业部门的发展。90 年代早期由于政府对农业投入管制的放松，私人部门积极投资用于地下水灌溉的设施，水市场发展迅速，穷人和小农使用灌溉水更加方便和便宜。
与此同时，该国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提高了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
( 3) 制衣业的发展。制衣业是孟加拉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制衣业的快速发展对孟加拉国的就业、减贫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84 年制造业出口大约仅有 4%，而 20 世纪 90年代则增加到 75%。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孟加拉国大中型制造业雇佣了 40% ～ 50% 的劳动力。由于制衣业集中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他们的消费倾向于由非正式、非贸易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制衣业的发展也间接促进了孟加拉国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经济的发展。
二、越南和孟加拉国益贫式增长给我们的启示
越南和孟加拉国的案例表明，益贫式增长可以在不同背景下发生。孟加拉国发展初期贸易不发达，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脆弱，实现益贫式增长的初始条件非常恶劣。该国通过实施倾向于穷人的社会经济政策，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越南案例则表明，在良好的初始条件下，通过制定经济政策、挖掘城乡地区的经济潜力，能够有效脱离极端贫困。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越南革新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贫困下降迅速。越南益贫式增长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创造了惠及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国内私人企业的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改善，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比较关注慢性贫困等，使得越南国内贫困群体的就业渠道增多，极大地促进了该国的益贫式增长。
孟加拉国独立之初发展前景十分暗淡，但是由于孟加拉国政府重视经济增长的益贫性，积极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网建设的投入提高了该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少了贫困群体因自然灾害致贫的机会，90 年代非农业产品出口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降低了贫困。
案例研究表明，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能够实现有效减贫。从政策角度来看，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贫困家庭如何参与到经济增长中? 主要渠道是什么? 什么样的政策和初始条件对帮助极端贫困的家庭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更有效? 案例研究提供了以下几个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政策经验:
( 一) 增加贫困家庭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
家庭主要从三个主要渠道参与到经济增长中: 就业、转移支付( 来自公共和私人的资源) ，投资回报，其中就业尤为重要，因为就业收入是家庭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贫困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就业收入。
当政府政策与良好的外部条件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贫困家庭，就会实现益贫式增长。
( 二) 农业经济发展
越南和孟加拉国的案例表明，农业对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有着重要影响。在越南和孟加拉国，农业出口和化肥进口贸易自由化促进了益贫式增长; 在孟加拉国，非农业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通常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政府应通过旨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绿色革命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同时对农村劳动密集型基础设施大力投资，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实现有效减贫，否则即使是农业经济增长了，但是贫困仍然没有减少。
20 世纪 90 年代，在农业发展方面，这两个国家中采取五项政策干预有助于提高贫困家庭的农业收入:
( 1) 通过大力投入农村基础设施以改善市场准入，降低交易成本; ( 2) 土地改革; ( 3) 设计所有农民都受益的激励框架; ( 4) 提供给广大小农生产者技术支持，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危机的能力。以上政策在不同层面上执行。当然由于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其他影响因素，在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能力方面，所有的政策效果并不一定相同。
( 三) 积极创造就业机会
在孟加拉国和越南，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减贫效果显着。两国的经验表明，非农业部门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参与非农业就业的机会增多。在越南，贸易自由化和出口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高速的农业经济增长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提高了城乡贫困家庭的收入。
越南和孟加拉国案例说明有以下三个政策可以提高贫困家庭的非农业收入: ( 1) 改善投资环境。改善投资环境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促进正规部门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越南通过贸易自由化以及对企业采取的一系列激励政策等改善投资环境、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业非熟练工人( 尤其是女性) 的就业机会。( 2) 扩大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扩大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对非农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也有利于贫困家庭参与非农业经济增长。( 3)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道路和电力) 使得农村地区、小城镇及大城市联系更加紧密，这有助于改善市场准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从而实现益贫式增长。
( 四)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金融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缩小。孟加拉国和越南的案例说明低通货膨胀率和低财政赤字可以为实现益贫式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贬值实现经济开放以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目前国际上对保持低财政赤字是否合理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孟加拉国的案例表明，高财政赤字对穷人尤其不利，制定政策将财政支出投资于穷人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利于益贫式增长。
( 五) 提高穷人应对危机的能力
虽然以上政策通过穷人赋权使贫困人口能够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但是一些群体由于疾病、年龄、歧视、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参与其中，这就需要通过政府转移支出和安全网给予支持。
转移支付通过对增长红利进行再分配使特定的贫困群体获得收益，而安全网适用于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处于短期贫困的群体，主要渠道是通过资源或收入的再分配使穷人脱离贫困以及帮助贫困家庭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而应对危机最有效的措施是建立穷人负担得起的社会保障体系。
孟加拉国通过提高农民应对危机的能力促进了高产农业技术的推广，而对洪水基础设施和洪水季节安全网的投资以及灌溉水市场的改革减少了孟加拉国粮食产出和粮食价格的波动，促进了孟加拉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和收入渠道的多样化。
三、结语
这两个国家的益贫式增长政策经验说明，快速的经济增长、较低的不平等以及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结合能够实现快速减贫。实现益贫式增长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初始发展条件、有效的政策干预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减贫模式。对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增长时期，贫困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也各不相同，有必要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相应政策以提高穷人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力，这要求政府有意识地发展穷人赖以生存的经济部门，制定有利于穷人的社会经济政策，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收益。
参考文献:
［1］蔡荣鑫．“益贫式增长”模式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9．
［2］Kakwani． N，Pernia． E． ． What is Pro － poor Growth? ［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0，( 18) ．
［3］Klasen． S． ．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ssues［R］． OECD Development Center，Work-ing Paper No． 2005．
［4］Son． H． H． ． A note on Pro － poor Growth［J］． Economics Let-ters，2004，( 82) ．
［5］蔡荣鑫． 益贫式增长: 越南的实践与经验［J］． 东南亚纵横，2009，( 1) ．
［6］魏达志． 东盟十国经济发展史［M］． 深圳: 海天出版社，2010．
［7］潘金娥． 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