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建(3)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及背景分析
　　
　　中国城镇化发展有其独特的制度背景、人口背景、发展特征以及历史沿革，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虽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有借鉴作用，但已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理论，需要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发展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和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与其他国家不可比拟，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城镇化所产生的成本都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从人口总量上来看，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到2015年为止，中国拥有14.0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82%,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在城镇化进程中会面临从所未有的挑战。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1982年的老年抚养比为8%,到2014年达到了13.70%,而少儿抚养比逐年下降，1982年少儿抚养比为54.60%,到2014年为22.45%,③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减少，社会保障难度增大，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中国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显着不同，这些制度影响且决定着城镇化的进程和速度。中国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从建国以后到1978年前计划经济时期，城乡界限分明，人口限制流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放开小城镇户籍和人口流动限制。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产权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区别较大。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是两大关键要素，而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城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制度背景成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决定力量。
　　
　　再次，中国的人地关系与其他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多地少是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及经济发展过程的现实问题，2012年中国人均耕地仅为0.08公顷，而美国达到0.49公顷，澳大利亚人均耕地为2.07公顷。人地关系的不一致，决定了中国城镇化道路无法照搬西方城市化发展理论，必须根据自身国情走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最后，从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城镇化仅用短短的30年经历了飞速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速度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英国用了将近150年的时间才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城市化的转型，美国也用了100年才完成城市化进程，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由于快速城镇化，出现了贫民窖、收入差距扩大、土地矛盾、社会阶级分化等各种发展中的问题，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四、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城镇化过程即要素在区域和城乡间的重新配置，这也是产业结构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演变过程，伴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变革，城镇化失衡发展必将导致一系列后果，影响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事实与特征，系统考虑城镇化进程中各要素的互动性和层次性，构建城镇化发展三均衡理论框架，解析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因、机理、突破，促进中国城镇化均衡发展。如图1（ 见下页） 所示，城镇化三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成分为三均衡、二维度、三层次。三均衡主要含义为： 结构均衡，具体指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同步均衡发展； 匹配均衡，具体指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均衡发展； 空间均衡，具体指区域间的城市化均衡发展和城乡同步协调发展。二维度主要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对城镇化发展历程进行分析。三层次是指从制度约束、行为决策、动力机制三个层次来分析城镇化失衡发展的成因与机理。
　　
　　第一，结构均衡，指城镇化与工业、农业同步均衡发展。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人口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导致产业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动力引擎，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当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相匹配，这本是市场机制下的均衡状态，但如果存在外力，如政府主导推进或阻止城镇化进程，将会打破原来市场机制下的均衡状态，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和进程。也就是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过程中如果工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不相匹配，则会出现结构失衡的状态。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由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随着人口和土地两大要素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变动，这个阶段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也随之变动，只有农业现代化发展技术、农业生产效率与城镇化进程相适应，才能达到工业、农业、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均衡。在这期间，如果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能与工业发展、城镇化同步发展，那么三者之间的均衡状态会被打破，陷入城镇化与农业非均衡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