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以地为本”的中国式城镇化正在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之路，城镇化失衡发展凸显出来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尖锐，呈现出空间失衡、结构失衡、匹配失衡三大失衡特征。
一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城镇化与工业、农业的非均衡发展。首先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万广华、朱翠萍（2010） 等比较了产业结构占比和城市化率，认为两者不相匹配； 冷智花等（2016） 运用钱纳里模型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城镇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其次是城镇化与农业的非均衡发展，首当其冲就是粮食安全问题，土地城镇化利益驱动下非粮化非农化趋势加剧，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老年农业”不具有可持续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空间失衡，表现为城镇化区域非均衡发展和城乡非均衡发展。城镇化区域发展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未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如何发展，是实现城镇化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城市化进程中城乡非均衡发展矛盾突出，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Ravallion & Chen,2007） ,①中国事实与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不一致，按照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
三是匹配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步发展困境是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城镇化凸显造城运动和空城困境，土地财政驱动的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吸纳有限，同时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推进，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西部地区加速的土地城镇化并没有拉动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冷智花等（2016） 运用塞尔指数测算发现，西部地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差异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平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Sato,1964） ,Rosenstein-Rodan（1961） 的大推进理论和Nurkse（1953） 的平衡增长理论是其代表，大推进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获得外部经济效果，而Nurkse的平衡增长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各经济要素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在市场经济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将导致各要素收益平均化，进而达到各地区经济平衡增长。但平衡增长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并且无成本为前提假设的，忽略了地理空间异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从资源的稀缺性角度指出区域均衡发展不可行，Myrdal（1957） 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发生和均衡扩散的，一些区域会首先发展起来，产生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地区流动，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在市场机制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区域的不平衡性加剧，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平衡发展。Friedmann（1966） 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经济发展初期二元结构是明显的，但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必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平衡理论还是不平衡理论，最后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对于城市化的经济运行来说，城市化经济均衡的最高目标值应当是在不断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转型时期，城镇化发展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旨在梳理已有的西方城镇化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城镇化发展事实与特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探索中国城镇化从失衡到均衡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