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教育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运用幻灯、广播、电影、电视及计算机等现代教育技术，传递教育信息并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一种教育教学方式。
近代电化教育的诞生奠基于电化媒介科技的发明和创造，这种教育教学形式或方式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西方近代科技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引入中国后在教育教学方面得以应用的实验结果。对中国电化教育的发生及其历史，近年来学界研究日渐增多，但在论及其起源问题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或认为中国电化教育起始于1920年前后，其中以著名电化教育专家南国农教授研究团队最具代表性。
其学术成果《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史》，将1915年金陵大学在校园专设场地每周放映电影进行宣传教育，作为中国近代电化教育诞生的起始年。
同课题组成员内蒙古师范大学阿伦娜则把1915年金陵大学建立专用电影放映场并用广播配合电影进行校园和民众教育，1918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拍摄教育影片，1920年金陵大学使用电影、幻灯、留声机、挂图在农村推广良种棉花种植技术，1923年晏阳初使用幻灯进行平民识字教育等，作为中国电化教育产生的标志性事件。
对电化教育史研究起步较早的吴在扬则认为电化教育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有陶行知运用幻灯教学推行平民教育和商务印书馆拍摄教育影片。
另有朱敬与张宝志等以1918年商务印书馆拍摄教育影片的活动为中国电化教育的起源，而欧阳明等人则提出电化教育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对具体实施的人物及时间并未言及。此外，李永芳认为中国电化教育萌自1899年，是年美国美以美会、长老会和基督会为吸引民众进入教堂和教会学校以普及教义，把三架电影机和若干影片运到中国，从而准备了孕育中国电化教育的温床。然而历史的实情是：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随着西方科学与技术进驻中国并激发中国社会对科技教育萌生出实际应用的需求，由是在传入西方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电化教育的生发与成长之路：先进的媒体技术如幻灯、电影等与西方其他先进科技成果一道，随着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东方古老的中国，由最初的传教工具转变为辅助教育发展的利器，并逐渐被国人接受和运用，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门新兴的教育学科。
一、传教士电化教育活动缘起
19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海外宣教活动的扩张，尤其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传教士联翩东来。他们为了将基督福音传播给信仰儒教的中华民众，不断地探索传教的策略和手段。除建教堂并冒险深入中国各地进行集会演讲直接传播基督教义外，还通过开医院、办学校、行慈善等途径传播基督福音，借以提高传教布道的效益。在此过程中，幻灯、电影等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科技成果，因其新奇、独特、能够传播讯息等功能，而被传教士当作了传教的道具。随着传教方针的转变及中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尤其教会人士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并将办理学校从事教育作为自身事工之一种，幻灯、电影等电化媒介也逐渐被带进课堂，成为辅助教育教学的利器，由是奠定了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基础。因此，传教士对电化教育在中国的兴起立下了开拓之功。考察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电化教育的关注与引介，主要缘于下述因素。
其一，学术传教的承续。传教士能够与中国近代的电化教育发生关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华传教士的学术传教策略。学术传教或文化传教，是明末清初及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一贯策略。早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面对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群体，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教效果，除竭力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外，还大力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带来了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等，以此吸引皇帝、贵族和上层官员的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幻灯在随后不久也被传教士带入中国。据有关研究表明，1654年，罗马大学的数学教授、德国的犹太学者基歇尔设计了幻灯机，可以用来放映透明画面。
1653年，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受中国传教团派遣，返回欧洲。
1654年他在鲁文的耶稣会学院作有关在中国传教的讲演时，就借助幻灯进行解说，此举被人们视为"科学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卫匡国本人也因此成为首先将幻灯应用于讲演的人。
1658年7月，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随同卫匡国一起从欧洲来到中国后，在为康熙皇帝制造的一系列光学器具中，其中就有幻灯机。虽然无法知道卫匡国和南怀仁等传教士在中国用幻灯演示的具体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幻灯作为西方光学发展的产物，彼时即开始被传教士用作传教的道具来吸引中国皇帝和王公大臣们的注意。及至近代传教士再度来华后，学术传教的意识更为浓烈，他们借鉴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获得成功的经验，认识到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如数学、天文以及钟表等，是使他们在政府高官和皇帝面前获得好感的法宝。于是近代百余种西方的应用科学技术及其成果，成了西方人物融入中国社会各阶层最佳的入门工具，"尤其是西方国家盛行的幻灯机最具吸引力，既可寓教于乐，又可无限复制",因此作为传教的辅助工具大量涌进中国。之后发明不久的电影因具有更为强大的功能和实物显影成效，也很快被传教士作为宣教工具带入中国。随着教会学校的开办，幻灯、电影等现代媒体技术被用于教育教学而间接地服务于教育传教策略。
其二，家国科教的基础。近代先后来华的传教士数以千计，而尤以英美国籍为多。正因如此，这些人物具有浓厚的英美国家背景。他们的传教活动及相关方面的事工必然深受各自家国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影响。英美两国尤其是英国，较早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科技新发明层出不穷，很多科技成果被运用于教育领域。如上所述，幻灯在欧洲发明后不久，就首次被传教士用于演讲。经过两百多年的技术改进与完善，时至近代，幻灯技术更加成熟，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英国投入工业化生产，此后广泛运用于教学领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科技与教育很快崛起。电影在美国发明后也很快与教育联结起来，并在教学过程中收效良好，是故发明家爱迪生预言这种科技成就"不出十年，将取代教科书",由此可见新科技成果对教育发展和进步的影响。美国由于较早运用幻灯、电影等现代科技成果于教育领域，所以被人们公认为电化教育的发源地。那些在英美国家从事宗教活动和相关事工的传教士个人或组织（如青年会），在近代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开始运用电化手段来开展自己的传教活动。有了这种家国的科技教育背景作基础，他们中间的部分人来华以后，自然十分关注并轻而易举地将近代科技成果运用于教育活动之中。
其三，电化媒介的特质。我国近代电化教育的重要媒介代表如幻灯与电影，之所以被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教育领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应在于这些科技及其成果本身具有的特质特性。来华传教士把西方科技成果作为传教道具的初衷，在于利用这些洋玩意儿的新奇与稀缺来吸引中国民众的注意，借助其中蕴含的科技含量的展示，以减轻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敌视与蔑视心理。而幻灯和电影等电化媒介与其他科技成果相比，在中国人眼中它们不仅仅是新奇的洋玩意儿，更重要的是它们自身所拥有的复制和保存功能使讯息的展示和传达更为容易，传教士们在把幻灯、电影等电化媒介作为吸引民众眼球的工具时，伴之以口讲指画，使教民或其他听众对艰涩的基督教义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西方的地理风景、社会风俗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便捷地展示给中国受众，使这些于此类科技成果均为"愚氓"者在新奇、惊叹之中"感受"到上帝的神奇。作为一种自然的过渡和传输，在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中，随着自然科学知识占有的比重日益增添，这些知识仅靠记诵已无法深入理解与掌握，只有借助幻灯演示等实验方法才能加深理解与接收。于是，电化媒介本身所拥有的特质成了传教士广为宣传与应用的一门独到之功夫---"独门特技"了。
二、传教士引入电化教育的方法与手段
传教士对电化教育的引入，除在器物层面直接从西方带来播放幻灯、电影等电化器材外，还通过书刊对电化技术知识予以介绍，在集会中借助电化器物、技术开展演讲，以及在学校中运用电化技能教学等途径，将电化教育引入中国社会。
（一）在纸媒报刊上宣介电化技术知识
自19世纪40年代传教士大批涌进中国之后，就把出版西书、创办报刊作为文字布道的主要途径。同时为迎合中国人西学救国的心理，吸引更多中国人阅读西书与报刊，他们借助书刊也介绍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正如近代报业达人戈公振所说："外人之传教也，均以输入学术为接近社会之方法，故最初发行之报纸，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为声、光、化、电之学。"作为电化教育基础，也即光电之学一部分的西方电化技术知识，通过传教士撰写的文字被引介到中国。早在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刊行的英国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其中就有对幻灯机的简单描述。
1866年，丁韪良在为京师同文馆编著的教材《格物入门》中，详细地介绍了幻灯机的技术原理及使用方法："以彩色绘花卉人物于玻璃片上，夹入隙中，影藉镜力放大，射于壁上，显而易见。惟画片四围必须漆黑，仅令画处透光，其影始显。且画必倒置，其影始正。"同时还附图对幻灯机的外观构造加以说明，图文并茂地向读者介绍了幻灯机。不仅如此，丁韪良还指出幻灯不但能用于娱乐，"射画影于壁，令人悦目",还具有演示天文知识的功能，能"射诸曜运行之影，旋转如在天空",因此天文学家"恒用此形容天象也".
除了在科技书籍中介绍幻灯等近代电化技术知识外，传教士还在主办的报刊中对这些科技知识及操作技能予以介绍。如在上海由传教士创办的《上海新报》就于1864年曾刊载一则晚上观看"绘在玻璃面上"的广告,毫无疑问这份广告所言指的是幻灯片演示。这是传教士首次在报纸上登载播放幻灯的广告。《中西闻见录》这份由著名传教士丁韪良主办的以传播西学为主的刊物，为了强调"格物致知",在第9-12期（1873年4-7月）中连续刊布了英籍传教士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1837-1901）的一篇有关幻灯机的专论---《镜影灯说》。全文以6000多字的篇幅并附图25幅，详细描述了幻灯机即德贞称作的"灯影镜"的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光源制造等，还对幻灯影片的制作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影片共有二种，有画者与照者之不同。其中画者画片用"明漆调色，画于玻片之上",可以"随便绘画天文鸟兽花卉鱼虫山川城市并一切戏剧等物".比较而言，"照成之影片，尤绝精妙":"所造之影片，皆名区古迹，人所罕至之处，或城郭或宫室，或市里人物等，俱可彩饰，以作灯影之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德贞在此指出用这两种影片制作的灯影剧皆可用于"宣传讲解",无疑揭示出幻灯及幻灯影片的宣传教育功能。事实上，德贞在北京施医期间，确实借用幻灯寓教于乐的特质举办过幻灯展示。
继《中西闻见录》之后，由傅兰雅（John Fray,1839-1928）创办的《格致汇编》是另一份传教士用来介绍西方声光化电之学并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科技期刊。该刊在1881年第10卷上登载《影戏灯说》一文，是继德贞《镜影灯说》之后的又一篇系统介绍幻灯技术的文章。从内容上看，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同前者一样，该文再次强调了幻灯及其影片可以用于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与功能。
（二）在集会演讲中借力电化器物技能
来华传教士宣扬基督教的一种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会演讲。由于任何种类的文化传播都是一种双向的活动，它不仅仅取决于传播者的努力，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到接受者的状态。而传教士对宗教理论的强行渗透，自然遭遇到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中国士人乃至民众的厌恶和反对，因此如何招徕听众围观、吸引听众兴趣以达到一定的传教效果，是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义常常遇到的阻力与难题。应该说，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受众情况还是作过一番研究的，他们普遍感受到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对西方宗教的厌恶但同时对西方科技又表现出喜爱，因此来华传教人物们选取先进的西学、西技作为宣教的突破口。在他们传播西学西技的过程中，幻灯、电影等西方媒介技术不仅作为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成果展示给中国民众，而且还被用作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工具。于是在众多的集会演讲场所，传教士们利用幻灯、电影的媒介传播功能开始传播西方宗教、科学与文化。
据手头资料可见，近代来华传教士中最早以幻灯宣教的人物是英籍传教士德贞。此人于1863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行医传教，1865年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化医院。在行医之余，德贞分析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获得成功的经验，清晰地认识到西方的器物发明在人际交往与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和作用，清楚自己所处的晚清社会，类似的机会仍然存在。"引起中国人极强好奇心的电的使用、照相术以及百余种西方的应用科学技术，被证明是西方人进入中国各阶层极有价值的入门工具。幻灯可能是最有吸引力的方法之一……这种展示法是寓教于乐。我也有幻灯展，我发现在我的观众中就有一些高官，这种展示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早在1867年，大学士贾桢病愈后去医院致谢，德贞引导他参观照相室和暗房，专门为他演示了幻灯图片，从而引起这位王朝重要人物的极大好奇心。由是德贞萌生了幻灯宣教的设想："雇佣一个本地基督徒，在冬天的夜晚，去中国官员家放映幻灯片，一边展示图片，一边讲解《圣经》。只要小心从事，便会有很好的结果，这样的做法比自己单独宣教要好，可以安排一个晚上做一个演示。"因为有着高超的医术而获得病家的颂扬和垂青，士大夫和其他宾客频繁光顾德贞的医院参观并致谢，德贞就安排医生带他们去看内设的摄影棚，演示"脱影机"、"幻灯机"和照片冲印等"神奇"技术，播放幻灯片来满足这些特殊来访者的好奇心。通过这些幻灯展示，向中国的官员和士子展示并证实这些来自西方的幻灯与照相术并非奇技淫巧，亦非玄绝技艺，而是可以复制、保存、传递知识的一种教化工具。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发表《镜影灯说》来告诉中国人，幻灯技术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一项技能。
另一个在集会演讲中较早运用电化媒介的传教人物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山西成功赈灾后，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热衷在自然间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于是萌生向官员和学者开展科学演讲的意念，企望借此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以避免饥荒再度发生。为了实现这个美好愿望，在1880至1884年间，他花费近千英镑购买了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医药学及各民族的历史等西方科学文化及宗教书籍，还订购了一批包括照相器材、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等在内的"教学和科研仪器",此外还购买了一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并附带一些用作放映的材料："一套最新的天文学幻灯片","关于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自然历史的幻灯片","关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学知识的片子",以及"一些关于各门科学的片子".
借助这些书籍和幻灯等科学仪器，李提摩太为山西的官员们做了持续三年的诸如光的奇迹、电的奇迹、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以及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等科学演讲。显然，演讲时放映幻灯及其展示的内容对当地上层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因为除李提摩太每月运用幻灯进行一次演讲外，一些官员和士绅还借拜访之名主动要求他放映手中的幻灯片。不过，由于自身的使命所在，李提摩太在运用幻灯进行科学演示之外，还用幻灯进行宣教，曾用幻灯图示的方式解说《新约圣经》的寓言。
不过他的这种宣传招数当即被中国官员识破，当他将宗教寓言"不结果子的树"的画面打上屏幕时，他隐约听到两位官员在耳语："他在对我们进行说教呢！"可见他利用幻灯作传教的道具并不成功。正如李提摩太把幻灯等仪器称为"教学和科研仪器"一样，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的只是幻灯等科学仪器所展示出的西方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幻灯在这里充当的只是传递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媒介。
因此李提摩太的幻灯演讲也就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现代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活动。可能李提摩太正是看到了幻灯等科学仪器辅助演讲所带来的巨大效果，所以他对幻灯教学格外珍视，在离开山西之即，他低价变卖了其他科学仪器，而把"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片子"作为礼物留给了同事们。由此也可探知他数年后重返山西创建山西大学堂并执掌西学专斋时，积极购置活字印刷机排印各种教师自编讲义，并专设幻灯室主动引进电化教学手段的良苦用心。
与李提摩太一样，不少现代派传教士都非常重视科学演讲和现场实验演示。据马歇尔·布鲁姆霍尔在《内地会殉难传教士》"附表"中所言，当时的现代派传教士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科学，更多的报纸和更多的书籍，需要更多的公开演讲和科学仪器",特别是以现代媒体技术辅助的科学演讲因其能寓教于乐，更受人们的欢迎。
1886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在华半个世纪之久，有过很多次演讲，其中用幻灯进行的演讲就有多次，而且主要集中于晚清时期，原因即在于其时幻灯是招徕观众、引起观者兴趣的演讲亮点。如在1894年1月份、1895年4-6月份间，直到1899年乃至1905年间，他多次用幻灯进行了主题为"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天文学"、"不同时代的杰出人物"、"神奇的自然界"、"拿破仑·波拿巴的一生"等演讲活动。总之，通过在集会演讲中运用幻灯等电化媒介，来华传教士使清末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等社会成员对于幻灯及其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尽管这种影响的受众面非常有限。
论及集会演讲借力于电化器物及其技术，不能不提及基督教的外围组织青年会及其来华人物。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自1844年由英国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s）在伦敦创办以来，经常开展以德、智、体、群四育为中心的各种活动，借以使青年养成"完美人格",进而建设"完美社会".
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各国海外传教热潮的发展，该组织由美国传入中国。进驻中国之后，青年会的领袖人物们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科技不振，人民智识低下，因此把引介近代西方文明成果作为主要的事工之一。在引介近代西方科技文化成果、宣传新知于国民的过程中，青年会人物积极运用幻灯、电影及后期的无线电播音等各种电化手段，激发国民兴趣，宣介各种西方近世文明成果。青年会以幻灯、电影辅助主要围绕德、智、体、群四育展开各项活动，尤为重视在各种集会演讲场所发挥电化手段的辅助作用。宗教事工是青年会培育国民基督道德的核心工作，在各地组织的宗教小团体如查经班、灵修会、祈祷会、夏令会等，经常会举行宗教演讲及辩论活动。为了使"听道者免生厌倦之心",青年会的宗教活动常常以幻灯、电影等新兴电化媒介辅助推行。如在1910年，上海青年会在殉道堂共举行演讲集会20次，在演说中除邀请社会名流之外，还用"影灯演讲耶稣事迹六次，另有五次则佐以活动幻灯".故此，每次听讲者人数颇众。智育演讲是青年会开展最为普遍与经常的活动，为使演讲内容易于理解与吸收，青年会多以图片、幻灯、电影等辅助进行。
1900年，天津青年会组织阿尔法俱乐部，即开始用电影向会员介绍各国的历史和各种科学新知。
1905年饶伯森（C.H.Robertson）任职天津青年会时，在其举办的系列科学演讲中，发现使用幻灯等现场演示方式更能启发听众的科学兴趣，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更是频频使用幻灯等仪器进行现场演示。他的讲演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给识字不识字的听众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有时听众达千余人，就连官立学校校长也带领学生们前来听讲.1906年饶伯森任职青年会总部，专门携带幻灯、电影等各类仪器前往全国各地进行科学演讲。通过他的实物演讲，很多人了解了青年会。
在提倡体育过程中，青年会也注意运用电化手段传播西方近代体育观念。如1908年在天津青年会与南开中学堂联合举行的运动会颁奖仪式上，担任天津青年会代理总干事的饶伯森用幻灯放映了第四届奥运会的盛况,初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奥运会呈现在国人面前，增强了国人对国际体育运动的参与意识。青年会为提倡群育，广泛利用幻灯、电影、留声机等媒介的大众娱乐功能，为各类活动增盛助兴、纳聚人气，以培育青年人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有了青年会为开展四育事工而大量地运用电化手段辅助其活动的开展，即较高频次的使用幻灯、留声机、电影等现代媒体，真正使这些电化媒介的直观展示、启迪教化等特性为国人所熟知，并由此培育了专门的电化教育人才，从而使电化教育的影响波及全国。
（三）在学校教学中运用电化技能授知
传教士也是学校领域内电化教育的主要引介者。从现有材料可知，最早具备幻灯的学校是香港圣保罗书院。
1861年傅兰雅受圣公会派遣担任圣保罗书院院长一职，他在家信中提及该校的图书馆不仅有大约5000册藏书，还有一套照相设备及幻灯.虽然设置幻灯的用意不明，但该教会教育机构早有幻灯设置自是不争的事实。
1866年，作为同文三馆之一的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有传教士播放幻灯片的详细记载："礼拜日晚六点钟时，在沪城同文馆内，观西士带来灯下画景数十套".而且播放的幻灯片分为小套和大套两类，小套如名花异卉、人物山水、奇禽异兽，"固已目不给赏",他如英国京都城池屋宇以及冰洋凝结，"更有引人入胜之妙",嗣观一大河，河上造一大桥，桥上行轮车，桥下行轮船，"新奇巧妙，出人意表";而大套"则见地球循日而行，星月交辉，护日护月，了如指掌"."另有一画，能分昼夜，如中原日出之时，即西国日入之际，一明一暗，互相转运，而昼夜分矣。及观轮船行海，益信地体之圆，洵足增人智慧。"对于这些播放，"观者无不击节称赏".
可见，传教士在上海同文馆内播放的幻灯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既有地理人文等风景片，也有科普教育片。从观者的反应来看，这无疑是传教士带给上海同文馆师生们的一次精彩纷呈、受益良多的幻灯演示课，也是国人自办学堂中运用现代教学媒体的最初尝试。
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由单纯传教转向教育传教，教会学校开办的数量日渐增多，幻灯等现代教学媒体也由传教士个人的、零星的展示招徕行为，转向正规的、常见的辅助教学手段，开始真正发挥现代媒体辅助教育教学的功能优势。著名的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及其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堪称这方面的表率。狄考文在历经数年的单纯传教受挫后，转而投身教育开办学校，希冀通过学校教育来渗透基督教的影响。考虑到其时中国人最为缺乏的教育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因此在办理山东登州文会馆的过程中，狄考文"以讲求实学为目的，国文虽属并重，然究以理化天算为主科，故图书仪器逐年加增".
为求得实学教育的效果，他不仅从美国购置大量的教学器材，而且自己还亲手制作教学仪器。
1874年，狄考文就为物理和化学课亲自制作了机械学、光学、电学等实验设备，而且还"使用氢氧灯作了两个晚上的早期放映机的展示".有了这些仪器设备的辅助，学生们"学得很认真并且乐在其中".诚然，制作这些仪器设备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而且颇费财力，但狄考文尽其所能。当狄考文主编的《官话类编》开始盈利后，他把利润全部用来建造位于街口处一座规模很大的博物馆。该博物馆一半的空间是一个大礼堂，就专门设计为"可以在使用立体感幻灯机或电影放映机进行演示"的专用报告厅。注重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使狄考文格外重视实验演示与实物教学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高等学校里高深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必须配备相应的仪器实验设备："格物、化学、天文等，非有合宜之机器随学随证，则教习便难教得透彻，学生更难学至底实。
是故凡文会学，必先全备机器。"因此当1882年文会馆大学部诞生，他不仅借助望远镜、显微镜、人像照片等招徕中国学子入学，还在学校内用照相机、照片、幻灯等辅助理化、地理等科目的教学。作为现代大型传媒，电影在诞生不久也走进了文会馆校园。
1898年电影舶入登州文会馆，洋教师请中国弟子孙熹圣帮助自己按照说明书操作放映和拍摄，还指导孙熹圣为CINEMA译出中文名称---"电影".1917年登州文会馆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为齐鲁大学，该校的社会教育科除了充分利用幻灯、活动电影等电教设备于课堂教学外，在课外的演讲会上也常以幻灯、电影等电教媒体辅助讲解。如在"国民常识与人生"演讲完毕后的"射活动电影",以电教媒体的直观特点激发学生兴趣，增强他们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每礼拜日下午三时利用幻灯、电影面向学生开展"灯影礼拜",同时扩展至社会，于每周日晚六时举行的各种活动中就"有诗歌、千字课、故事、祈祷、耶稣言行影片、活动电影".
作为格致书院的创建人之一，傅兰雅在主持书院的过程中，同样把电化手段引至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
1895年，傅兰雅于每周六在格致书院内举办幻灯演讲，以幻灯辅助各种格致之学的讲解，收到良好效果，"演影戏以显明各种格致之理，随演随讲，较之看书事半功倍".他不仅把幻灯教学方法引入格致书院，而且为了定期用幻灯演示科学原理，以先进教学手段辅助教学，还将其写进书院的章程中。在其于1895年拟定的《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中，明确规定"学课中遇有须演试者，拟用院内已有之器具，订期在院依法试验，或用影戏灯等法，显明其理".同时还明白指出以上各事"一概不取分文",借以与上海其他以盈利为目的，只是为了招徕观众满足大众好奇心理的影戏相区别，表明格致书院的幻灯演讲完全是以教育教学为目的、以提高教学效率为旨归的教学活动。为了实现这种教学目的，傅兰雅还搜集了大量用于演讲的幻灯片，积累了丰富的幻灯教学经验。这也成为他申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东方语言学教授的一项重要资历。他在1895年5月写给凯洛洛校长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有教授中国问题的经验，尤其是利用幻灯演讲。我为此收集的幻灯片数量可观。"由此可以看出，英籍传教士傅兰雅通过幻灯演讲，不仅向中国人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与人文知识，给中国带来了新颖的幻灯教学方式，而且还通过幻灯把中国的情况展示给美国学生，增进了中美乃至中西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正是他对幻灯这种媒介在有效传递与保存文化知识方面具有较大作用的认识，1928年去世前夕，在其遗嘱中他还专门提到要把自己收藏的近5000张"关于东方和其他方面的幻灯片赠给加州大学董事会",以用于加州大学东方系相关教研工作上。
尽管电化教育这一专有名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中国，但综上所述可知，真正有电化教育的事实发生在清末，传教士为这一教育教学活动的出现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他们不仅在器物层面引入了照相机、幻灯及幻灯片、电影等电化器材，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书刊等登载幻灯技术知识，引起人们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奇技淫巧"的了解和重视，通过在集会演讲与学校教学中的运用，开启了电化媒介与教育的联结之旅，使中国开始有了真正的电化教育事实的出现。尤其在教会学校里，电化媒介的使用范围较为广泛，不仅用于教学活动，而且还用于基督教的宣传；不仅针对学生群体，还面向社会民众开放；传播的内容既有增进民众智识的因素，也有传播基督教义的成份。其中李提摩太的幻灯演讲、狄考文与傅兰雅的幻灯教学均可视为我国电化教育兴起的标志性事件。
三、传教士对中国电化教育兴起的作用与影响
近代中国的电化教育兴起于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之时，作为电化教育技术与器材支撑的幻灯、电影、照相等电化媒介，从吸引国人眼球的科技新玩意儿到宗教宣传的道具，再到成为辅助教育教学的手段或工具，近代来华传教士具有开拓之功。他们不仅推动了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源与传播，还培养了一批电化教育人才，为近代中国电化教育的后期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首先，传教士推动了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的萌蘖与传播。电化教育在晚清的中国社会，虽然呈现零星布点的状态，但由传教士燃起的点点星火在清末民国初期蔓延开来，在更多的学校及社会领域开始传播。在学校领域，除了文中所述的几所早期学校之外，在清末及民国初期，更多的教会学校如南京汇文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中西书院和圣约翰书院等，都已开始使用电化教育手段。随着国人自办学校的渐次开办，传教士也把这种新式的教学手段带入其中，如天津南开中学及北洋大学等。尤其是登州文会馆，在近代电化教育的发源与萌蘖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电影"进入登州并被文会馆的学子孙熹圣翻译为中文名词之后，随着孙熹圣南下南京及其同窗的北上，"电影"一词，先后在北京和南京分别"以北京京师大学堂和南京汇文书院为基地得到传播".
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丁韪良带着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刘永锡、钟伟仪、于志坚、王长庆、连英煌等8人赴任，由是"电影"一词在北京传播开来。
1903年，孙熹圣受邀到南京汇文书院短期任教，不仅将"电影"一词带至南京，而且还把汇文书院的一套电影机搬进课堂放映，首开"教室电影"的先河。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定，正是传教士及其创办的学校成了我国学校领域电化教育的发源地。在社会教育方面，传教士个人与组织在集会演讲中对电化手段的运用，不仅纳聚了人气，扩大了基督教及教会组织的影响，而且在传播西方近代自然与人文知识方面颇有声誉。其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早期的一些演讲达人如饶伯森、来会理等，运用幻灯、电影等电化手段深入全国各地开办科学演讲，普及科学常识，对提高民众智识有较大帮助。鉴于电化手段对各项事工开展的影响，1922年青年会还成立了影图部，专门采用幻灯、电影、图片等方式进行各项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青年会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与公民教育活动中，都大规模的采用了幻灯、电影等现代教育手段，幻灯教授法曾成为青年会用来推进平民教育运动的一大特色，而且得到陶行知等人的赞赏并加以推广与运用于各项教育运动中。
其次，传教士借助电化器物的操演培养了一批实施电化教育的人才。来华传教士人物如狄考文、傅兰雅等人，在教学中不仅运用幻灯等电化器材，而且还亲手制作此类物件用来教学。如被誉为传教士科学家、发明家的狄考文，除亲手制作了不可胜数的教具外，还指导学生参与制作活动。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文会馆弟子丁立璜还在济南开办了理化仪器制造所。作为首批接受现代教学手段教育的人才，这些传教人物的中华弟子因新型教学方式所带来的最初心灵震撼可想而知。经过长时间的习染与熏陶，日后散布各地担任教师时，自然成为这种教学方式的仿效者和传播者。如果说早期的传教士只是通过教学行为间接地使少数学生受到熏染，那么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的图像教育培训，则是专门在为培养电化教育人才服务。鉴于图片、幻灯、电影等其他仪器在青年会各项活动中所引起的反响，也为了使电化教育更好地服务于青年会各类社会事工，基督教青年会还在20世纪20年代分别为干事与演讲员举办了"干事适用仪器演讲图像教育短期训练班"和"专门讲员适用仪器演讲图像教育暑期讲习科",主要培训无线电、摄影、有色电影、幻灯、旋转仪等仪器图像教育的原理、使用及保养方法等。在接受培训的人员中，除青年会讲员与干事外，还一度扩展至包括大学毕业生、技术专家、教员传教师等在内的社会层面。
青年会开展的仪器演讲与图像教育专门人才的培训工作，培养了一批专门的电化教育人才，有效推进了自身的科学演讲、卫生教育、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等各项社会服务事业的开展，这种工作也成为中国近代开展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的初次尝试。再次，电化教育作为教学手段在中国的运用，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陈腐而偏颇的看法。
长久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束缚下，科学技术处于低微的地位，被视为"末学",举凡科技的发明，无论其知识与技能皆被斥为"奇技淫巧"与"雕虫小技".而近代西来的科技新发明诸如幻灯、电影等西方新技术成果初传中国时，也曾经遭受整个中国社会的白眼而被不屑一顾，当传教士偶尔、零星地运用于教育教学之后，更多的人逐渐改变了固有的看法。如在《申报》等一些近代报刊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观看传教士演映"活动影戏"、"西洋影戏"、"电光活动影戏"之类的观感文字，在惊叹"新来电机影戏神乎其技，运以机力而能活动如生"的西洋技术何等先进之余，也不乏对幻灯、电影启迪智慧、开导教化功用的赞叹，如颜永京在1885年于中西书院内用幻灯演映自己游历欧洲的见闻时，有观者称赞此类影戏足以"广人见闻","虽曰游戏，亦属有裨于身心".还有人在观看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影片后，发出观看此类电影"虽游戏事而令人雄心勃发，有不忘武备之意焉"的感叹。到民国时期，幻灯、电影等现代媒体又发展为教育的利器，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人们对其固有的看法，这从《申报》登载的售卖影戏机的广告中即可见一斑："此机（电影机）不但供清玩，并可资研究学问、增进见识","固非荒嬉之玩具可比也".
正是传教士对电化器材的引入及应用于中国的教育教学之中，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对此类"器"与"技"的看法，使得电化教育逐渐发展为中国教育的利器。
与其他教育学科不同，电化教育学科从一诞生就与新兴的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就不能有电化教育的诞生，就不会有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具体到我国来说，传教士不仅是幻灯、电影等现代电化媒体技术的传入者，而且还把新兴的媒体技术引入教育教学领域，在弥补我国传统教学手段之不足、促进教育手段现代化上具有开创之功，由此也正式拉开了我国近代电化教育的序幕。行文至此，人们不难看出，尽管来华传教士在引入西方电化技术、显示操作电化技能，以及将这些器物应用于教育教学之际，其初衷或怀有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宗教以实现其"中华归主"的事业目标，但"科学无国界"的定则，在这里再次得到了历史实证性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