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率先提出及其提出背景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背景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当时革命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说过：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共产党至成立之日起，由于思想和政治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导致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惟共产国际指示是从的错误思想开始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中国的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同时，积极正确、符合中国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通过武装群众的思想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战胜利打好群众基础。二是理论自身寻求发展的需要。任何理论要想在中国的土壤里得到生存、发展，把自己独立于中国民族特点之外是根本行不通而且也不会能得到长远发展，只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借助中国独特的民族特色，才能真正形成适于中国“本土”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针对以上特殊背景的需要，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呼吁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因创作期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艾思奇同志没有明确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是使用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加以代替，但是艾思奇在最后明确地指出他所说的“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2]因此，可以说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的率先提出者。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作了初步的说明。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达到指导中国在革命和建设各个方面的目标。
艾思奇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不是呆板、滥用公式的运动，而是通过各种经验教训汲取有益的实践经验，将这些经验经过实践的论证后上升为理论，用发展的理论再来指导实践和我们的思想的行动。
三、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贡献
（ 一） 撰写《大众哲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步探求
《大众哲学》可以当之无愧的作为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的开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印象中的哲学是深奥、抽象的东西，当时很多人民群众在哲学学习态度上往往是望而却步的，而艾思奇主张让没有哲学功底的人都能读懂哲学。因此，艾思奇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先实施一场宣传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哲学大众化的运动。实施大众化运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步，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基于哲学自身的抽象和当时群众哲学功底的浅薄，艾思奇在撰写《大众哲学》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深奥的哲学原理，深受广大读者的接受和喜爱。艾思奇通过《大众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多数群众掌握，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 二） 艾思奇编写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系列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基于很多干部和学生学习辩证法唯物论的苏联教材存在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缺陷，党中央迫切希望中国的理论工作者能够编写一本符合中国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1956 年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 后定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 .该书的不同于其他哲学教科书的特点在于它既摆脱了对斯大林哲学教科书的长期束缚，也是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的发展。
该书的重大进步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分为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为《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它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只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忽视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贡献的错误。该书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予以宣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关系更为紧密。
艾思奇编写该书建立了一个中国人教学专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标志着中国的哲学教育已进入一个新层次。
（ 三） 艾思奇开辟了为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哲学、接受哲学的新途径---通俗化、大众化
艾思奇在撰写《大众哲学》时，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专业哲学知识的国情出发，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接受并理解玄奥、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撰写《大众哲学》时尽量使用多数群众能够理解的口头化语言、典故，又附之谈话的方式，最终达到了被广大干部群众喜爱、接受哲学的目的。艾思奇以大众化言语、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解释抽象难懂的哲学原理。例如： 以“一个招牌上的种种花样”说明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在本质上却殊途同归的道理； 以杭州西湖雷峰塔的倒塌来说明“质变量变规律”等等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来解释哲学原理。李公朴在1935 年12 月为《哲学讲话》（ 《大众哲学》的初名） 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这一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3]因此，艾思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方式了开辟了新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 四） 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有意义的工作
艾思奇认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偏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此艾思奇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的优秀哲学着作，也要学习中国共产党政党领导者的着作。
艾思奇同志在延安时期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和朱德同志关于游击战问题的着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辉煌的范例”.[4]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又积极研究、阐发毛泽东的“两论”.除此之外，艾思奇还把哲学活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统一起来，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例如： 艾思奇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主观主义进行抨击，尤其批评了“大跃进”运动过程中的错误思想，论述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开发表了《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等着作，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确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
四、结语
艾思奇一生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生前对艾思奇的突出贡献有两次非常肯定的评价，其中一次评价艾思奇同志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艾思奇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努力，更加坚定了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助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2][4]艾思奇。 艾思奇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
[3]艾思奇。 大众哲学[M].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