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1949年，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思想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创造”,从哲学的角度对创造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梁漱溟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尝试用柏格森的生命进化论印证传统儒学和佛学，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创造思想。
（一）提出了创造的世界观
梁漱溟把视角从客体为中心转向主体为中心，提出了创造的世界观。自然界、社会和精神自身都是创造的、前进的、向上的、发展的。整个世界都是创造的。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不同民族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发展的阶段有先有后，发展的水平有高有低，究其原因，民族创新能力的大小是一个主要因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的世界观，有助于创新意识的提高，创新自觉性的提升。
（二）提出了创造的人生观
梁漱溟的“生生世界观”指导着他的学术生活与日常行事。他否认人生目的，但他承认人生有价值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在创造，同时把现实的创造完全地归结为人的创造。而且，梁漱溟不仅在人生价值观上强调创造，在人生苦乐观上也强调创造：“人生乐趣有两点：（一）和气，彼此感情好，彼此能敬爱，大家都忘了自己，融成一体之情。（二）创造，说得平常些就是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或心思向前去干一些事情，于工作上有自得之乐。”〔23〕创新不容易，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付出，意味着风险。人生的乐趣在创新这一理念支持着我们“积极”、“勇敢”地在创新之路上走下去。创新是人的自觉自发，是人自我发展的基本路径。新的创造方式创造新的自我！
（三）梁漱溟提出了创造的道德观
梁漱溟创造的世界观、创造的人生观都最终落实在道德的创造上，因为要实现最重要的主张，就是重新创造一个富强的、新时代的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的社会”.所以梁漱溟严格区分了“成物的创造”与“成已的创造”,区分了“外面的创造”与“内里创造。”虽然他偶尔也谈到“帮助理性开展的是经济”等物质条件的力量，但那只是“帮助”而已。他反复强调和极为重视的，不是成物的外面的创造，而是以道德修养为核心、以科学理性为外围的成已的内里的创造。创新涵盖众多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可以分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商业创新等等，但我们始终要记得创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提出了创造能力培养在教育思想
创新是科技之本，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关键，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如何培养创新能力？梁漱溟认为，创造能力培养就在教育，“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否则就是“不合教育的教育”.他主张教育必须立足于创造人生，“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里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24〕梁漱溟主张教育要给学生自己创造的自由：“我根本的主张，是要学生拿出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来实做他们自己的生活。”〔24〕而无视或忽视创造力的培养和开发的“不合教育的教育”,则使“活泼化为消沉，自动转为被动”,培养的学生反而有害于自己、家庭、学校和社会。〔25〕梁漱溟认为，必须重视创造，重视创造教育，“无论为个人计，或为社会打算，教育的贵重，应当重于一切。”〔26〕
（五）提出放下“理智”成就持续创新
梁漱溟认为人生天地间，种种问题都因执着而来。然而人既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且迁化不已，“我”又何存？“执着”又何所附？其实“我”本无我，“我”与一切执着皆起于私念私智所造成的分别观。而人生第一要务便是破除这种理智化的“分别计较”之执着，才能让人的本心自由创造，人的本性自由发挥。“私心人欲不一定是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27〕梁漱溟最反对的，也就是西方近代与中国当时所盛行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个人私欲、小集团主义也时刻干扰着我们今日的创新。创新包括各个领域，每个领域的各个层面，每个层面的各个环节，创新是一个集体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不是单纯为了个人私欲的满足、小团体利益的实现。例如，产品创新需要市场研究人员、系统工程师、产品研发链条上各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形成一个可执行、有成效的创新产品。
三、梁漱溟创造思想的局限
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文化的冲击，梁漱溟既希望采取西方的长处以改善中国传统的不足，又恐怕因此而伤害民族的高尚本质，表现出中国近现代建立的第一个完整而深刻的现代保守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局限和困境。
（一）对“理智”的否定内含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否定
一方面，梁漱溟肯定中国亟需西方文化，同时，他又对西方的人生态度不欣赏，要将西方文化改成“要大家向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于欲望的计虑”.〔28〕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向前奋进的时代精神与改革态度，但是正如梁漱溟所言，西方文化的创造力根源于其特殊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将其基本态度改了，又排斥理智的计算，究竟引进西方的什么文化并扎根于中国呢？
（二）夸大了少数英雄人物的创造力
受英雄史观的影响，梁漱溟夸大了少数英雄人物的创造力。他曾说“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中国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而且，“天才之创造能力，实在无假于外”.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所以异于西方文化，是因为“西洋人太笨，而中国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太聪明”.〔29〕例如，梁漱溟论述了人的本心自由创造、人的本性自由发挥的第一条件是破除理智化的“分别计较”之执着。但在他看来，合乎这种理想人格的，只有孔子一人。他说：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切不认定。易经上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论语上就明白指出所持的态度说：“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一认定，一计算，在我就失中而倾敧于外了。〔30〕
（三）把创造思想局限于道德创造
粱漱溟看到了西方文化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物化的危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由于此。他把其创造思想基本局限于创造人生观、创造道德观等问题之中，且归结为伦理本位的道德创造，而未能广泛全面地展开其创造思想。早年的思想主要用力于宇宙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对于实际的政经制度，他自己也屡次承认并无足够的研究。后来，梁漱溟真正投身于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虽有好转，但由于对创造的片面理解和阐发，而将一切改革均置于传统道德之下，试图以道德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从而带有道德乌托邦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