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转向没落，政治形势恶劣。北有蒙古掠夺，南有倭寇入侵，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市民暴动也异军突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在这样腐朽的土壤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悄滋暗长，它的出现如一股新泉注入了一滩腐臭的死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贽顺应历史潮流，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中分离出来，公然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批判程朱理学为假道义等思想主张，是明末福建泉州的思想家，着述颇丰，思想影响深远。顾炎武曾评价他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惮，而敢于叛圣者，莫甚于李贽。"[1]（P1070）李贽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公然对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发起了冲击，并提出了一整套治国安民的良策。他的民本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的重民思想，另一方面又带有近代启蒙性质，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重大。本文就李贽民本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爱民信民 取力于民
李贽所处的时代---明中后期，内外交困。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市民暴动异军突起；国外，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在边境骚扰，双方摩擦不断，甚至在 1550 年出现瓦剌包围京城的危局。而沿海地区，又常有倭寇的侵袭（从 1369 年开始），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中国陆海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明朝统治阶级开始实行海禁，标志着中国国势的衰落。面对严峻的形势，李贽对国家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忧患，对人民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坚决反对儒家传统的重文轻武思想，主张抗战，强调爱民信民，取力于民，并坚定地站在了反抗侵略的第一线。
1560 年，李贽在家乡泉州为父守孝，期间遇到倭寇数次来犯，为了保卫家园，他不顾行孝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2]（P451）积极投身抗击倭寇的战斗中，直至击退入侵的倭寇。这样的现实情况，让李贽深刻地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3]（P79）李贽通过多次与乡亲们一起抗击倭寇，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他相信民心可用，并提出了"家自为战"、"人自为兵"的思想。李贽认为，国家要想稳定，必须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来维护，而全民动员，兵力才充足，才能做到有备无患。统治者只有爱民信民，方能取力于民。所以，李贽呼吁统治者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造成举国上下合力御侮的局面，战胜一切入侵之敌。
在用兵的"始计"中，李贽又强调"民"的作用，他认为，君主爱惜百姓，百姓就会支持国家，所谓未战先胜。人民是作战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因此统治者要体恤百姓，对人民及其力量要信任。这样，百姓才能认同统治者，为国家出力。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着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贽在《兵食论》中，还强调兵与食的关系，他说"去兵"、"去食"都是不可靠的，想要保家卫国，就不能忽视农耕，就必须解决粮食的问题。战争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粮食对军队的重要作用。再者，民也是"以食为天",人民衣食充足，安居乐业，就不会畏惧战争，正所谓"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矣".[3]（P88）农业自古就被视为国家社稷的重中之重。想要农业生产发展，就必须发展士兵的力量，能够武装自卫。只有国家的兵力充足，才会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人民进行生产活动。
李贽也反对不义之战，他认为即使国力强盛，也好战必亡。进行战争既要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还要考虑到敌国人民的安危，不可伤及无辜平民。经常战争，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让那些饱受痛苦的百姓背上沉重的赋税，致使国力虚耗，生灵涂炭，故而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李贽关于民、军、国三者的认识，在当时是较为深刻的见解。而这些观点又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一大批仁人志士。
清朝晚期与明朝中后期一样，社会动荡不安，外有强敌入侵，内有贪官压迫，统治阶级的腐朽让人民感到心寒失望，百姓渴望稳定的生活。与李贽当时生活环境十分相似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和很多爱国的思想家一样，坚持"民惟邦本",相信"民心可用".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就满怀一腔爱民爱国热情，积极鼓励武装团练，发动群众共同抵抗侵略者。1840 年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后，林则徐深入抗敌第一线，号召民众打击敌人。他结合当时现实情况，总结出八字抗敌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4]
并多次颁布杀敌悬赏令，给英国侵略者以重创。次年，他受妥协派陷害，被贬戍守边疆时，依然不忘百姓生计。在新疆期间，他提倡民族团结，解决回汉纠纷，号召共同戍边。为解决边塞防务问题，林则徐还移民屯田，既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又加强了边疆守备力量。此外，他还帮助回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林则徐的爱民信民思想和李贽在《孙子参同》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不谋而合。冯梦龙就自称是李贽的追随者。曾任福建鳌峰书院山长的郑光策晚年回归家乡福州后尽阅冯梦龙郑光策的教诲，因此，自幼博览群书的林则徐应该是受到了李贽思想的影响。
比林则徐晚近三十年的军政重臣左宗棠，出生贫苦，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精心学习儒家经传，在岳麓书院苦读时，精读过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读过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子的《清代船山全书》等书，阅过黄宗羲、顾炎武的书，深受明末清初思想家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在他思想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明末清初思想家包括李贽在内，其爱民重民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左宗棠认为，为官之道在于实心爱民，诚心恤民。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一生十分重视关心人民疾苦，未做官前，不顾家境贫寒，多次慷慨解囊救济穷苦人民，入仕后，每到一地，如在浙江、在西北，他都把拯救饥民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他始终相信民力可用，商力可用。19 世纪 70-80 年代，在率兵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团结，得到了各族民众的真心拥护，因此，取得了收复新疆，建设发展新疆的不凡业绩。
严复，1854 年出生在一个儒医家庭，童年时期一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是一位受过严格儒学传统教育出身的学者，严复对李贽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十分赞赏，认为封建礼教是束缚人身心的绳索，要强筋骨、启民智，必须猛烈地批判封建的纲常礼教。后来他出国留学，了解了西学。中西对比，严复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中国的闭塞落后。回国后便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义教育。他倡导平等，反对专制，呼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严复指出："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5]
在严复看来，体育锻炼是增强筋骨、提高胆略、开启智慧的重要手段，因此，他十分重视体育锻炼。任北洋水师总教习、学堂总办期间，专门开设了体育课程，注重增强学生体质。严复希望清政府能重视全民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奠定基础。
二、富民养民 兴利于民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劳动分工不断细化，民间手工业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新部门的形势日益明显。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市场经济开始上升。李贽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家的杰出代表，继承了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关注百姓日常生活，重视百姓生产。他尊重人的本性，肯定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人们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如追求金钱美女、功名利禄等，这些无可厚非。衣食住行就是人生存的天然需要，是再自然不过的本能追求，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这是李贽对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大胆批驳。同样也是他对泰州后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李贽一直都是下层官吏，他接触的多是普通民众，因此也更了解百姓的生活现状。百姓生活本就艰苦，遇到灾年更是难以存活。所以，他强烈主张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认为如果人们连生存都是问题，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追求可以谈及？
对于商人阶层，李贽一改世人轻商抑商的传统偏见，主张维护商人利益，这也是他富民养民思想的重要表现。李贽本人就出身于航海世家，几代经商，对于商人的艰辛他深有体会。他感慨道："商贾亦何可鄙之有？"[7]（P339）商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要携带大量的资金，甚或是他们的全部身家，如果遇到意外就会家破身亡。而在贩运途中，更是要爬山涉水，历尽种种艰险，平素还要"交结公卿大夫".
商人们获利实属不易。但是官吏们还设置层层关卡，重税盘剥，毫无人道可言。对于那些伪装淡泊名利，但实际上却坐收渔利的王公贵胄们，李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这也表达了李贽对下层民众尤其是对商人的体恤和理解。而对于那些便民利民的官吏，李贽却是十分赞赏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李悝、桑弘羊等人因为看重金钱，"不务正业",被封建正统们论所不齿，认为他们侮辱了读书人的名声。但李贽在《藏书》中，称其为"富国名臣",并对其极力褒奖，认为他们为国家的富强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李悝的平籴法在魏国实施，"国以富强";[6]（P339）桑弘羊的均输法"为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6]（P337）长孙平的义仓法保证赈灾之粮……这些富国利民的政策，为国家的富足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贽充分肯定他们的做法，认为这些政策能保证灾荒时百姓的基本生活，也没加大百姓和国家的负担，受益面十分广泛，不可轻易废止。
晚清时期着名的思想家魏源，年轻时曾协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盐务、水利诸事。面对当时"猛于虎"的三大苛政，魏源呼吁进行改革，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还身体力行改革漕运，做盐的生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老百姓吃上了廉价的食盐，自己还赚了不少的钱。魏源认为："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7]（P337）他还指出判断改革是否有效，关键是看它是否能够改善百姓的生活，能否收到积极的效果。魏源曾在岳麓书院学习，深受明末清初思想家的影响，因此，他的爱民重商思想以及经商活动就不仅仅是西学影响的结果，与他同时期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李贽等人的爱民重商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左宗棠也曾是岳麓书院的学生，非常喜欢魏源的着书，也喜读王夫子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书，他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主张"教民兴利"、"不与民争利".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皆以其财与力易之者。"[8]
他的这种名利观，对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协调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左宗棠还身体力行，积极筹办近代工业，发展官督商办企业，晚年逐渐支持商办企业。对于振兴工商，他也采取过许多措施。在实行盐法改革时，允许商人纳税买票，凭票领盐，自由贸易，打破了传统盐商的特权，有助于百姓购买到便宜的食盐。
在西北开采矿业时，大胆采取官督商办的做法，是为了给商人以倡导和示范。在筹运粮饷时，他也坚持不夺民食，倡导民运。此外，他还主张与洋商展开竞争，不许洋商剥夺华人的商路，提倡兴办近代民族企业，发展民族资本，抵制外商的经济入侵。
左宗棠的民本思想更加具体广泛，他将利民与富国紧密联系，统筹考虑，无畏践行。这不正是李贽所说的"富国名臣"吗！
三、重民安民 因性牖民
李贽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认为为官者应该为人民的利益着想，有所作为，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而李贽自己也是这样躬身实践的，他为官二十五年，廉洁公正，表里如一。1563 年河南大旱，贪官污吏借漕河是运送公粮的河道为名，把通向田间的水源全部引入漕河，切断了百姓的田间用水，企图乘机敲诈勒索。李贽竭力为老百姓请求放水，但由于他位卑言轻（时任北京太学博士），均遭拒绝。他痛心疾首道："吾安忍坐视全邑万顷，而令余之数亩灌溉丰收哉！"[3]（P45）如果李贽仅为自家的那几亩田地请求放水，是一定会得到照顾的，但李贽没有那样做，在他心里，老百姓的事才是大事。李贽在任姚州知府时，重视教育，尤其是女教，他在城南德丰寺开设三台书院，招收学生，不分男女，每日亲自给学生们讲经授义，女学生入学受教，在当地是破天荒的事，开启了当地女子教育的学习风气。李贽任姚州知府三年，为百姓建桥修路，祈福禳灾。方志中这样记载："性严洁，民间时罹火灾，为建火神庙，祷而禳灾".[9]
他的作为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很受百姓的爱戴。李贽期满辞官离开姚安城时，两袖清风，囊中仅图书数卷，姚安民众感动不已。李贽进一步强调官府应该为百姓着想，统治者要做好父母官，要想办法营造和谐的官民关系。1586 年，李贽在麻城生活，恰逢当地发大水，李贽机力排众议，建议麻城县令邓鼎石说，官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发动诚信可靠的商人去收成不错的两湖地区收购粮食，将粮食运到缺粮的灾区，由官府定成平价，给予贫民最大的方便。这样，卖米的人有钱可赚，自然乐得贩运，而百姓能够吃到便宜的米，也不会发生暴乱。李贽鄙视当地那些思想迂腐的俗儒，批评他们自己想不到救荒的办法，就抱怨救荒无良策。他认为官府就应该为百姓的利益考虑，百姓自然也会感恩戴德，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官民关系。
李贽还猛烈地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对君主一人的"私天下",倡导天下人的"公天下",让百姓安乐，实现大同社会。他说："夫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3]（P15）他把"天下为公"称为"道",希望人们用自己的真性情去对待事业、家庭、生活，认为如果大家都能以天下大业为己任，胸怀苍生，一心为民，与百姓一道推动社会发展，就会实现他所期待的大同理想；他还批判孔孟，称程朱理学是假道学，给当时的正统儒学家以强烈地冲击，被称为"异端".他主张顺从人的个性发展，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反对绝对化的是非观。他说，远古时期，根本没有孔子理论；从夏商周到汉唐宋，中间百余年，也非孔子的是非观。这对于引导人们进行思考、怀疑甚至批判"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将孔子的是非观绝对化，将其视为亘古不变的主张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另外他还反对盲目的崇拜，指出圣人和一般人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认为人人平等。他说："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圣万贤同，彼无加而我无损者也。"[3]（P3）李贽所说的平等还包括男女平等，他批判男人见识长女人见识短的说法，反对男尊女卑，他写到："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3]（P54-55）武则天在历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李贽却称其"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3]（P1078）李贽是从百姓角度出发，对武则天的政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她爱惜人才，怜悯百姓。在李贽这里，一代女皇得以正名。展现了李贽客观的历史态度。
李贽这种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影响了以后的许多文人学者。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人们本来就是自私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很正常。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而君主的责任就是保障天下百姓的利益，避免其受到侵害。
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但是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君主却只手遮天，恣意妄为，使得民不聊生。因此，黄宗羲发出这样的感慨，"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1]（P3）其实，黄宗羲并不是要求回到上古无君的社会，而是指责君主忘记了最初"三王"时代那样的为民职责，批判统治者的专制统治。黄宗羲也十分关注百姓生计，对于历代的赋税改革，他直击其"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10]（P26）的弊端。他认识到这三害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说明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并没有因为赋税变革而减轻，极力为民伸张正义。可以说黄宗羲的这些主张是对李贽追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发扬光大。
如前所述，晚清时期着名的思想家魏源，早年曾阅读过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子的着作，深受王夫子思想的影响。他在《默觚·治篇三》中说："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11]他认为天子是众人推举产生的，因此，天子应顺应人民的要求，重视人民的作用，不可将天下视为君王一人之天下。否则，人民不会答应。李贽与王夫之是同一时期的思想家，二者的理欲观虽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伸张民权、反对专制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魏源是一个爱国的思想家，又博览群书，不囿于清朝的清规戒律，笔者认为，魏源既然了解王夫之、黄宗羲，那他就应该了解李贽，于是，我们可以说明末清初包括李贽在内的着名思想家的重民思想都对魏源有较为深刻的影响。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谭嗣同，19世纪 80 年代后，就在着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明末清初着名思想家王夫之等人的着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明末清初包括李贽在内的思想家的民本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也很大。当然，谭嗣同生活的时代，西学已经较为广泛地传入中国，好学的谭嗣同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目睹当时清政府腐朽无能，国家主权日益沦丧，人民惨遭横征暴敛在水深火热中生活的惨状，谭嗣同认为这样的专制政府只能带给国家和人民更加沉重的灾难，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于是，他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学中的民主思想结合起来，呼吁变法，提倡废除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平等。他指出，在远古时期并没有所谓的君臣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后来因为人们无法共同去处理各种事情，所以推举一人作为君主。君主并没有什么特殊，正如李贽所说："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12]
这从根本上否认了两千多年的君权神授理论，有力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
严复留学回国后，深感中国的破败落后，他说，在西方，人们受宗教的压制，难以追求自由平等；而在中国，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言论受阻，思想被禁锢，个性被泯灭。而李贽因为反对封建礼教，至今都被称为"名教罪人".由此可见，严复对李贽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言外之意，也称赞了李贽反对封建礼教以及为了信念献身的精神。
五四时期，在反孔反儒打破吃人的礼教的革命口号下，李贽作为反封建的先驱又受到大力推崇。
吴虞对李贽的生不逢时感慨道":呜呼！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12]又称那些迂腐儒者，是误国殃民之首。这时期激进的思想家们借宣传李贽来表达反封建的思想以及对民主和平等自由的追求。李贽是中国反封建的先驱，虽不被封建政府所认同，但中国近代历史肯定了他的价值。
结语
李贽作为十六世纪着名的思想家，他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崇尚民主平等自由，要求统治者因性牖民，顺应百姓需求；希望统治者考虑百姓的利益，实行利民富国的政策；他不畏强势，建议统治者取力于民，抵抗侵略。他的这些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许多人都有深刻影响，如黄宗羲、王夫之、魏源、谭嗣同、严复、吴虞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平等自由思潮的发展，对今天以人为本的思想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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