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涵盖区域： 西部的开放和陆权的回归
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①，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联通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经过广大腹地国家。“一带一路”所涵盖的沿线区域包含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意义。
国内层面，“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由于历史传统、产业基础、区位优势、政策导向等原因，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远超过西部地区。尽管 2000 年以来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长足进步，然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贫困面广量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的问题仍然突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任务仍然繁重，西部地区仍然是中国区域发展的”短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②。根据《愿景与行动》，在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合作中，新疆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将发挥各自的要素及区位优势； 在面向俄罗斯和蒙古的开放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将发挥独特的联通优势； 在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中，广西、云南甚至西藏都将成为重要的门户。可见，西部地区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和窗口。
国际层面，近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及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方向，而“一带一路”背景下向西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开放将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根据《愿景与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 波罗的海） ; 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从重点打造的经济走廊来看，一带一路涵盖建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并将推动与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紧密对接。可见，几乎整个欧亚大陆③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点区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欧亚大陆国家。从地理上看，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段，中华文明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地理范围也以欧亚大陆东端为限。中国历朝历代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也位于欧亚大陆，纵贯近 2000 年的丝绸之路长期以来是联通中国与亚洲、非洲及欧洲的最主要通道。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在地缘空间上对自身定位向欧亚大陆的回归。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向来有着“陆权”和“海权”之争，中国被认为“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的历史是“陆权国家的成长、发展、衰落以及再度崛起的历史”④。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危及历代王朝安全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于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这决定了防御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来自于陆上而非海上。尽管明朝期间中国曾是一个航海大国，书写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历史，同时在东部沿海也面临倭寇的侵扰，然而明朝的“禁海”政策也说明，陆上安全在中国古代对外防御中的主要矛盾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
清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防御也面临着“塞防”和“海防”孰重孰轻之争。西方列强从海上方向以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使清政府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状态，《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强迫清王朝通商开埠，被动地打开了中国内地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与此同时，沙俄趁机侵扰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并蚕食领土，通过《瑷珲条约》强迫清政府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并要求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土地改由中俄共管。
在这一大背景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展开了争论。
林则徐和魏源为“海防派”奠定了基础，林则徐指出“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⑤，表达了对海防的关切，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提出了系统的海防思想，并主张“宜师夷长技以制夷”.“海防派”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边疆不应该再成为地缘防御的重点，而海上威胁前所未有地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务之急，应该将海防作为重中之重，“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⑥，并主张可以裁撤甚至停止对塞防力量的财政支持。同时，李鸿章也强调，海防和塞防二者不可兼得，只能择其一为重点，否则财政羸弱的清政府难以支撑，即“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蹙者哉”⑦。“塞防”的支持者则认为，塞防与海防二者并重。新疆在战略防御上具有决定全局的战略性意义，新疆安危事关整个中国北方及清王朝统治中心的稳定。左宗棠反对裁撤塞防军饷，并指出减少塞防支出的危害远远大于减少海防的支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⑧。
简而言之，就中国的自我定位和世界观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在学术上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对中国作为一个欧亚大陆国家身份的重新确认，也是对中国将对外关系交往重点向欧亚大陆的回归。在推进这一倡议的过程中，中国面向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开放，至少被置于与近代以来中国向美、欧、日及亚太地区开放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同点在于，中国古代重视“陆权”的逻辑基础在于将西北部方向的外部力量作为防御对象、将内陆地区特别是新疆作为防御的前沿地带，本质上是带有强烈防御性质的对外及国防政策，具有内向性的特征。然而，“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以区域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合作倡议，致力于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提升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及经济融合水平，核心是寻求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鲜明的外向性特征。
二、“一带一路”倡议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 坚持正确义利观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体现了中国对于提振“南南合作”的思考和倡议。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上的重要新理念是强调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具体而言，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与中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对方利益，开展合作时要注意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搞损人利己，以邻为壑。⑨外交部长王毅也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⑩
“正确义利观”要求义利兼顾，从而做到义和利的平衡和共赢。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处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含的要义如下： 第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身份定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和认同决定了双方处在相似发展阶段，面临与之伴生的相似的发展问题，中国应该明确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政治决心，这有利于凝结双方共同利益。第二，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层出不穷的跨国问题，这就要求中国有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兼顾他国的合力关切，彰显中国是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正确义利观”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背景，施行仁义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孔子提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以仁义修身立本，并从“义”和“利”出发对道德高尚者和品质低下者作出了明确区分。
孟子则进一步将义利之辩上升到对国家利益和治国之道的讨论中，主张仁义而非利益应该作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回答梁惠王关于“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中，孟子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其核心在于主张君主应该将义置于利之前，体恤民情并施行仁政，使得人民归心于君主。孟子还主张君主应该实施王道而非霸道，最终可以达到不使用武力而使天下归心的境界，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