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以出世为目标的传统道家，还是以入世为特征的传统儒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圣人看做是道德标杆与至高理想。《淮南子》作为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体，兼收儒、墨、法、阴阳诸家思想的学术巨着，在圣人的问题上，同样具有兼收各家，尤其是道、儒两家圣人思想之特色。《淮南子》圣人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圣人具体是指哪些人，承担着何种角色，有哪些特征等。
一、圣人是谁
“圣人”一词，在《淮南子》中累计出现了 223次①，仅次于出现 609 次的“道”②，而远远超过出现 60次的“无为”，足见“圣人”在《淮南子》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圣人是谁? 或者说，圣人具体是指哪些人? 对于这一问题，《淮南子》诸篇进行了不同回答。《诠言训》指出“有圣名者，尧也”［1］468，似乎仅认为尧是圣人。《原道训》有“泰古二皇”［1］2之说，“泰古二皇”即指伏羲与神农两位圣人。《修务训》提出了“五圣”的说法，这五圣是指“神农、尧、舜、禹、汤”，并认为“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1］632。《主术训》中有“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 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
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1］310—311之言，据此，《淮南子》又将尧、舜、禹、汤、文、武列为圣人。《齐俗训》亦有“七十余圣”［1］361之说，但“七十余圣”泛指西汉之前有所作为的君主，并不能与前面所列诸位圣人相提并论。因而，大致看来，《淮南子》之中的圣人一般是指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等人。
二、圣人的角色
在《淮南子》中，道是最根本的东西，它“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1］1。正因为如此，圣人角色也是与道须臾不离的。总的来看，在《淮南子》之中，圣人的角色主要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治世者。
( 一) 体道者
《淮南子》认为: “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虽不能与终始哉，然其乡之诚也。”［1］559“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表明了圣人体道、求道的虔诚之心和矢志不渝。正因为如此，故而圣人不仅能够“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1］368，“盛而不衰，盈而不亏”［1］672，而且能够“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1］362。
那么，对“道”深有体悟的圣人会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首先，他神游四方，与万物相终始: “神与化游，以抚四方……与万物终始。”［1］2其次，内心逍遥，不以外物失其乐: 即使“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揉桑为枢，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滖灖，浸潭苽蒋，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1］37，“内通天机”的圣人依然“不失其所以自乐也……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1］38—39。
( 二) 载道者
《淮南子》认为，圣人通过“不化”者来应对天地万物: “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而应化者。”［1］486何为“不化”者? 《原道训》曰: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 神与化游，以抚四方。”［1］2“泰古二皇”是指伏羲与神农两位圣人。“道之柄”———道之枢要即是“不化”者。这即是说，通过对道的体悟和吸收，伏羲、神农等圣人已把握了道的要领，由道的体悟者上升为道的承载者。圣人为何可以载道? 《淮南子》认为，圣人的处世方式是“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1］432。圣人正是由于得到了“道之柄”与“道之本”，成为载道者，从而能够恩惠万民、泽化 天 下: “圣 人 在 位，怀 道 而 不 言，泽 及 万民”［1］196; “圣 人 者 怀 天 心，声 然 能 动 化 天 下 者也”［1］664。“天心”即“道”，由此也可以说，圣人作为载道者，其对道的承载正是通过承载道的化泽天下的重要功用来实现的。
( 三) 践道者
《淮南子》认为，圣人如天地一样胸怀万物，无所公无所私、无所亲无所疏，具有顺应阴阳、四时的品格，这注定圣人能够效法自然、天道: “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亲无故，故能法天。”［1］674故而，圣人自然能够遵循天之道、天之理，顺从天道法则，与天道相谋合: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 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 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 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1］469—470“遵天之道”“循天之理”“与天为期”“从天之则”体现了圣人不仅是体道者、载道者，更是理想的践道者。由于圣人以道为尊，与天相合，所以圣人践道时“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1］446。
( 四) 治世者
圣人是理想的践道者，这必然使其成为理想的治世者。“无为者，道之体也……无为制有为，道之术也。”［1］482—483圣人秉道治世，通过无为之途径成就有为之事。
《淮南子》作为治世者，首先追溯了古代的圣人之治，它认为，“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1］226。
但是，在《淮南子》看来，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这种圣人之治已不复存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1］313，因而圣人就要“采善钅且丑，以成王道”［1］313。《淮南子》认为，圣人是遵道治世、顺情治人的: “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 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 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1］670并且，圣人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1］674因而，圣人以上述途径来治理天下，必然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鹯，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也。”［1］286若这种“圣人得志上位”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必定会成就圣民和谐、乐意盎然的“王道”局面: “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 在下，则民慕其意。”［1］321由上述可以看出，《淮南子》中的圣人既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而且还是治世者，圣人的这些角色的紧密联系与逐次递进，彰显了《庄子》所标示的传统道家孜孜追求的“内圣外王”的至高理想。这种理想既“怀抱着‘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社会意识，又具有‘配神明，醇天地’的宇宙精神”［2］7。然而，《庄子》囿于社会战乱，只得把人生理想的重心放在了“配神明，醇天地”的“内圣”上，而不得不将“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外王”追求暂且搁置。
《淮南子》成书于中华空前盛世，国内一统、歌舞升平的时代唤醒了传统道家沉睡已久的“外王”追求。故而《淮南子》中的圣人不仅作为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彰显着传统道家的“内圣”的境界，而且作为治世者，伸展着《庄子》的“外王”之志，凸显着传统道家的“外王”的理想。
三、圣人的品格
由于圣人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和治世者，因而其思想品格、处世方式等都打上了“道”的鲜艳烙印。总的来讲，圣人的品格包括无为、因循、虚静、无欲、察微知几等方面。
( 一) 无为
《老子》有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212，由此将“无为”确立为道家的核心观念。在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那里，“无为”主要是指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在《淮南子》那里，“无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体现出很明显的积极性:“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 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 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1］24在《淮南子》中，“无为”是道的基本内容和根本，“无为者，道之体也; 无为制有为，道之术也”［1］482—483。“无为者，道之宗。”［1］278因而，作为体道者与践道者的“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 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1］24。圣人循道而治，遵道而行，在他看来，“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1］19。所以，圣人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让相干也”［1］40。可见，《淮南子》中圣人的“无为”品格正是对《老子》的“我( 圣人) 无为，而民自化”［3］280“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80的继承和发展。
( 二) 因循
“无为”是内含着因循的，与《淮南子》同宗的《管子》曾说“道贵因”［4］776“无为之道，因也”［4］771，即是这种思想的明确表达。《淮南子》及其圣人观同样包含这一思想。在《淮南子》中，“无为”是道的核心，也是圣人的基本品格; 无为作为圣人的基本品格，自然而然成为其处事方式。但这种“无为”、这种处事方式是通过“因物之所为”而达于“无为制有为”的; 因而，与此相一致，“因循”必然也是圣人的基本品格。圣人治天下“因则大，化则细”［1］669，“能因，则无敌于天下”［1］670。所以，“圣人法天顺情”［1］219，“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1］27。圣人的因循品格主要体现在因物性、因天时、因民性等。因物性是按照事物本来性质或发展规律行事。
《淮南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其自身特性的: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跖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1］17圣人的体道或治世即因循这种天地之性来进行的，比如“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1］670。
因天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说，圣人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以安民、化民、制事、用物。即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时而乐其业”［1］226。“不为物先倡; 事来而制，物至而应。”［1］478另一方面是说，圣人遵循动植物的生长规律，保证其繁衍生息的永续性，因而圣人主张“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 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 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 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因民性是指顺应“人情”。“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5］在《淮南子》看来，“凡人之所以生，衣与食也”［1］689。圣人就是遵循着“人情”来治理天下、安和百姓。“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 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 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 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 三) 虚静
早在先秦道家那里，虚静就成为传统道家修养所追求 的 一 种 境 界，《老 子》曾 说“致 虚 极，守 静笃”［3］134，其后《庄子》提出: “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6］秦汉时期，《淮南子》对这种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并将虚静提升为圣人的基本品格。《淮南子》认为，虚、虚无是道的基本属性，“虚者，道之舍也”［1］467; “虚无者，道之所居”［1］219; 圣人作为体道者、载道者，自然而然将虚静作为自己的品格，“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1］77; “圣人贵静”［1］507。并且，圣人将其“无为”品格与此相结合，达到了“以无应有，必究其理; 以虚受实，必穷其节; 恬愉虚静，以终其命”［1］226的自如和愉之境，这也就是圣人之学的宗旨，“欲以反性之初，而游心与虚也”［1］67。具有虚静品格的圣人，抱道守一，游心与虚，不为外界所扰，即使是游悠于江边海滩，驰骋骏马，乘坐华丽车子，眼观《掉羽》《武象》之类的乐舞，耳听激荡清朗奇丽婉转的乐曲等，也不足以使其惑乱精神意志，受诱惑而失去本性; “虽游于江浔海裔，驰要褭，建翠盖，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声，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囿之走兽，此齐民之所以淫泆流湎。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1］36—37
( 四) 无欲
《老子》曾说: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老子》那里，“无欲”与“无为”“好静”“无事”一并成为圣人的标志和治世方式。《淮南子》坚持了《老子》的这种思想，将“无欲”作为圣人的重要品格。《淮南子》认为，圣人之所以能达济天下、荣誉满身，全在于“无欲”。“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
贪污之心奚由生哉! 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 能有名誉者，必无以趋行求者也。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1］70圣人“无欲”，故而他不以人事滑乱其身，不以欲乱其清净之性。“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1］21具有“无欲”品格的圣人对外界事物无亲无疏，抱德顺天，道、德为伴，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安处于形骸之内，精神持守着他的根本，死生都无法扰乱他的精神，达到了至神之境界。“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1］226—227
( 五) 察微知几
《老子》曾说: “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3］248由此来看，在《老子》那里，圣人是“不行而知”的，不出居室即可周知天下，不望窗外即能参透天道。那么，为何圣人具有这种智慧呢? 对此《老子》并未做出明确的解释，“其旨近老子”的《淮南子》则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圣人之所以如此，在于其“察微知几”的品格。在《淮南子》中，道是最根本的东西，它“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 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在境界上，圣人追求“性合于道”。在“性合于道”的过程中，圣人通过对道的默识和体悟，形成了察微知几的品格，并且这种品格也是圣人的独特标志。《淮南子》在很多地方对此进行论说，“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1］452，“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1］319，“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1］694。
圣人正是因为这种品格，从而能够“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1］283，并最终“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1］283。
( 六) 其他品格
除了上述品格之外，圣人还具有其他品格。在《主术训》中，《淮南子》以文王、武王、周公等人为例，指出“圣人之心小也”“圣人之志大也”“圣人之智员也”“圣人之行方也”［1］311—312。圣人还具有处事谨慎、志向宏大、智慧周全、行为方正的品格。
以上是对《淮南子》圣人观的简单概述，可以看出，《淮南子》以道为基础，塑造了圣人与道相吻合的角色与品格，形成了内容充实、具有一定特色的圣人观。《淮南子》中的圣人在继承道家固有的出世传统的同时，依然具有“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的庄周式的逍遥情怀; 更多地吸收了儒家的入世情怀，比如圣人面对社会混乱，“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1］489，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而这种特色恰恰说明了《淮南子》所具有的以先秦道家思想为根本旨趣，兼采儒、墨、法、阴阳各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还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淮南子》的这一特征，且作者也非一人，故而，在对待圣人的相关问题上，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就拿对待圣人无为的问题来说，在一些篇章中就持否定观点，例如，在《修务训》中认为尧、舜、禹、汤等人“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1］632，如此，“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1］633，但这种前后不一致并不影响《淮南子》圣人观的基本精神与根本主旨。因为，《淮南子》的核心思想是先秦道家思想，这正如高诱所说: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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