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熊泽蕃山（1619-1691）是日本江户初期阳明学派的代表思想家，他的着作颇丰，但以往的蕃山研究大都集中在他的政经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方面，对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深远影响的易学思想尚未充分挖掘。所以本文以蕃山晚年的《系辞传》和《易经小解》为基础资料，探析其利用“爻位”的占法，并以“社会阶层”之“象”对应“爻位”，解释日本天皇与将军二重政治体制下“德”与“位”相配之“理”。可以说，蕃山对日本政治有了深刻的体验，再由此去验证之以经文，这种把中国哲学的概念移植到日本的《周易》解释手法，对传统汉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熊泽蕃山; 周易; 占法; 治道; 爻位;
The Influence of The I Ching on Kumazawa Banzan's Political Thought
Li Y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Abstract：Kumazawa Banzan(1619-1691) is a representative thinker of the Yangming school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of Japan.His works are quite abundant.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Banzan focused on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educational thought and religious thought.However,his thought about The I Ching which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his ideological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explored.Therefore,based on Banzan s last work Xici Zhua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ination of "yaowei" and explains the "principle" of the match between "virtue" and "position" under the dual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and shogun with the "image" of "social class" corresponding to "yaowei".It can be said that Banzan had a profound experience of Japanese politics,and then tested it with scriptures.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which transplanted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Japan,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Sinology.
引言
《周易》作为中国儒家经典，不仅早年就传入了日本，而且在江户时代还受到了极大重视。据吴伟明的统计，江户时代从中国传入的典籍中，易学类最多，而日本学者的易学着作达到1082部之多。1其中阳明学派代表思想家熊泽蕃山（1619-1691）着有《系辞传》（1686）、《易经小解》及《八卦之图》（1691）。
蕃山在《系辞传》中明确标注了“参见本义大全启蒙等”2（笔者译）。毋庸置疑，他的《周易》解主要参照了宋代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以及明代胡广编纂的《周易传义大全》。但是他在《易经小解》中又阐述了其与传、义的不同之处。
问：“言易乃卜筮之书也。文王周公之辞亦皆非占之言也。子之解乃人事上之道理，只受用也。非同于朱子本义之旨。”云：“易为变易交易，有定体定用而无理之变通，则六十四卦止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止于三百八十四爻。此非理之无穷。故用占时言占，受用时言心法，用于家国天下时言治道。占乃易之一端也。予解亦为占，无筮之筮也。”3（笔者译）
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而作”4，而蕃山则提出了“用占时言占，受用时言心法，用于家国天下时言治道”的占法，即所谓的“无筮之筮”。可见，蕃山在解《周易》中，“占”只是其中手法之一，同时还有“心法”和“治道”。
关于蕃山的易学研究，吴伟明给予了很高评价：“熊泽蕃山可算是阳明学派中治易用功最深者。”（吴伟明，20091:31）但是，在宫崎道夫的《蕃山关系文献目录》（1640-1988）中，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蕃山的政经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方面，而并没有出现易学思想相关的题目。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见陈威8)对《集义和书》中“心法图解”的分析，他认为蕃山的心法体现了易学的神秘性，但他未提及蕃山易学的其他特征。
鉴于此，目前学术界关于蕃山易学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蕃山易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仍未引发学界的充分关注。所以，本文以蕃山晚年的易学着作《系辞传》和《易经小解》为基础资料，分析蕃山运用“爻位”的占法，探讨其融合社会阶层之“象”和“治道”之“理”的解释手法，从而可知《周易》对其政治思想的影响。
1“爻位”与“三才之道”相配
易之数，九为阳，六为阴。六爻因奇偶分阳位与阴位，即为初爻、三爻、五爻之位为阳位，二爻、四爻、上爻为阴位。此六爻与三才（天地人）又是紧密相关。所以如以六画卦言之，则初爻、二爻又为地道之位，三爻、四爻为人道之位，五爻、上爻为天道之位；以三画卦言之，分上下卦来看，初爻、四爻为地道之位，二爻、五爻为人道之位，五爻、上爻为天道之位。即六爻之位也可称“天地人”（三才）之位。
蕃山在乾卦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中有如下之解。
以六画卦而言，初二为地道也。二乃地之上也。田在地，养众之至也。地之性以养众为道。田苗生长，五六月也。五月末起气化之雨渐少，以白雨养五谷草木也。乃龙雨时节也。见龙在田，即龙雨养田之象也。以三画卦而言二和五皆人位也。以九居二五乃大人之象也。大人为有德之人也。九二潜出，离隐，虽德已闻于世，但仍无位，乃处士之象也。利见大人，即与上九五的贤君相遇，共有天位，享天禄，以道德正教利济天下也。（正宗敦夫编，1978:284）（笔者译）
蕃山言“以六画卦而言，初二为地道”，指的是六画卦中，初九爻和九二爻都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地道。而“以三画卦而言，二和五皆人位也”，即九二爻又是与九五爻对应的人道之位。但是九五爻同时也是六画卦的天道之位，所以蕃山进而说“与上九五的贤君相遇，共有天位”。
对于这一卦爻，《周易传义大全》中有注解：“云峰胡氏曰，龙九象，见而在田。二，象以六画言则初二地位。二，地上。故象田。以三画言则二与五本人位。故九二九五象大人。九二方出潜而犹未大显，是有大人之德，未有大人之位者也。”5据此，蕃山的解释参照了元代胡炳文（号云峰，1250-1333）的解释，进一步发挥了三画卦和六画卦的“三才之道”说。
由“天地人”的“三才之道”说，蕃山进而又以“时处位”来解《周易》。所谓的“时处位”，并非蕃山首创，而是来自其师中江藤树（1608-1648）：“凡经济之所遇，谓之时，时有天地人之三境，曰时、曰处、曰位也”6（笔者译）。显然，“时处位”是源自“天地人”的概念。蕃山继承并在《周易》解中有所发挥，如乾卦《文言传》“或跃在渊，乾道乃革”。蕃山解释道：
内卦之首与外卦之四，处同位异也。时同行别也。内卦终而外卦始，运气将改。故曰跃进，时未至也。故无安所。问：“为何初与四，处同位异乎？”云：“初虽为阳位，但居下卦之下，微也。四虽居阴位，居上卦之下，尊也。内卦下之事皆一也。乾元用九之时同，但因位而行有别也。”问：“为何运气将改，时未至乎？”云：“运气将改，乃贤者生，世中文明也。但居九五位之人，非贤君而不能行大事。时未至也。”
（正宗敦夫编，1978:308）（笔者译）
此处，蕃山以三画卦来分内卦和外卦进行解释。“内卦之首与外卦之四，处同位异”的“处同”，指的是初爻和四爻都是处在三画卦下的地道；“位异”指的是，初爻为阳位，四爻为阴位，而且初爻在下卦之下，位“微”，而四爻虽在上卦之下，但位“尊”，也即是上尊下卑。所以“乾元用九之时同”，位不同，所行之事也有所不同。据乾卦《文言传》中“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的注解，蕃山说：“天之天德与大君的用九相应则天下治也。”（正宗敦夫编，1978:306）（笔者译）“天德”与“君位”相应之时，就是“乾元用九之时”，“时”是“天命”“时运”。但九四爻是“运气将改，时未至”，指的是“贤者生”。但“居九五位之人”非“贤君”，则还没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之“时”。可以说，蕃山的“时处位”就是对“天地人”之“三才之道”的呈现，而居爻位之人需要依时依处（地）而行事。
因此，蕃山在《系辞传》中解释“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道：“易乃天地之神道也。故位于天地，神行其中。……唯人有天地神明之全体，明明德也。故天地神明之道义由人出也。”（正宗敦夫编，1978:420-421）（笔者译）可见，蕃山认为只有“人”才能“明明德”，才具备“天地神明之全体”，所以易的“天地”之“位”可由“人”之“位”来看出。
2“爻位”与“爵位”相配
在《系辞传》中，蕃山对“贵贱者，存乎位”一句，曾以社会阶层之象来解释：“天子三公诸侯大夫士庶人之五位乃天下古今不易之定位也。其上有师保之位。此六位之象，备易卦之六爻。……位定，而居之人不定。贵贱更换如旅宿之宾客。”（正宗敦夫编，1978:408）（笔者译）所以在《易经小解》中，他更加具体地对“位”加以了阐释，如乾卦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解释如下。
上卦乃客位也。故称外卦。下卦乃主意也。故称内卦。初为民也。民乃国之本，万古不易者也。二乃士也。士自民间出，成卿大夫、宰相之职者也。上卦客位也。是又古今之常也。三为下之上，诸侯之位也。诸侯世代守其国，顺从取天下之人，乃定理之位也。故为内卦，主位也。五虽为大君之位，有民之父母之德时，得天命为君。不德时，失天命为匹夫。四之大臣亦是与君共存亡者，无常。上乃师保之位也。大君贤时有，不贤时无。自古四五上顺天命之无常而不定。故以外卦，为客位也。
（正宗敦夫编，1978:284）（笔者译）
蕃山以内卦（下卦）为主位，以外卦（上卦）为客位。主位定，而客位不定。这一解释较接近于汉代的爻位说。郑玄（127-200）曾释“六爻”之位：“初为元士（在位卑下），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7。对比蕃山的解释可见，蕃山并没有照搬郑玄之说，他结合日本的情况，以“师保、大君、大臣、诸侯、士、庶民”来配“六爻”。其中，蕃山把诸侯位于三爻之位，非同郑玄置于天子之下的四爻，因为三爻是下卦之上位，世代守护各小诸侯国之人，为定位。而四爻的大臣是与天子共存亡之人，无常不定。并且，蕃山还以师保立于上爻之位。从“上高非君位，三公之师保者也。如周之太公望也”（正宗敦夫编，1978:467）（笔者译）的解释来看，师保即《周官》中的太师、太傅、太保之三公。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蕃山从日本的国情出发，把日本天子，即天皇设位于上爻的师保位，而把掌握实权的将军对应于五爻的大君位。在《系辞传》中，蕃山对此进行了解释。
大君居无上之位，如不见头上之兀鹫，有亢龙之悔。故置师保之位也。……大君之人实有恐慎其有无违师保之心，则无亢龙之悔。今日本，天子当此上位。高而无民，尊而无实位。当九五之位者大树也。（正宗敦夫编，1978:408）（笔者译）
“大君”一词可见临卦爻辞“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等例，为天子之意。蕃山认为“大君”如居“无上之位”则“亢龙有悔”，所以才设“师保”之位。而且他还以当时日本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日本“天子”（天皇）居“师保”之上位，“高而无民，尊而无实位”。而居九五之位的是有实权的“大树”，即“将军”，不同与中国的九五至尊“天子”位。所以，在乾卦爻辞“上九，亢龙有悔”的解释中，蕃山也说：“失日本之王威，足利家之灭亡，即此也”（正宗敦夫编，1978:287）（笔者译）。这也就是蕃山前面所说“君位”之人，“有民之父母之德时，得天命为君。不德时，失天命为匹夫”，天命无常不定，“德”与“位”不配，则失天命。
据此，蕃山一方面承认幕府将军的位高权重，另一方面又主张保留天皇之上位，才以“师保”和“大君”之位把二元政治统一进位阶中。虽然此处并没有明显的推翻幕府统治的意思，但从“亢龙有悔”的解释中也体现了蕃山对当时幕府的告诫。
至于“德”如何与“位”相配，蕃山对乾卦爻辞“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解释中，以“天爵”对应“人爵”进行了解释。
九乃大君之德，五乃大君之位也。德为天爵，位为人爵也。天爵人爵相应乃有道之世也。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乃人爵也。善信美大圣神乃天爵也。五为上卦之中，天位之初也。圣人在此位，即飞龙在天之象也。
（正宗敦夫编，1978:286）（笔者译）
蕃山在《系辞传》中对“我有好爵”阐释道：“圣人贤人乃天爵也。天子三公诸侯之位乃人爵也。然有道之代天爵人爵相应，在天子之位之人必有圣德。执政之臣必有贤德。此好爵乃德位相应也”（正宗敦夫编，1978:423）（笔者译）。此处，蕃山据《孟子——尽心章句上》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为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8，进一步以“善信美大圣神”来解释“天爵”之德，对应“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这些“人爵”之位。由此，蕃山认为“天爵”之德与“人爵”之位相应，如“圣人”得“天位”，即“飞龙在天”之象，是为“有道之世”的象征。
本田济曾指出：“初至上之位，在汉易中，下起庶人、士、卿、诸侯、天子、宗庙，郑玄、荀爽、虞翻皆据此而定。至王弼时，虽有上位者下位者的意识，但没有谈及具体社会阶层，而且还视初和上为‘无位之地’”9（笔者译）。可见，以“爻位”对应社会阶层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早有先例，只是“爻位”对应何种阶层则有些许不同。宋代程颐也采用王弼本释《周易》，但他认为初爻和上爻有“阴阳之位”，而无“爵位之位”。10由此，蕃山的“爻位说”把阴阳之位、三才之位、人爵之位和天爵之德都统一了起来，比较具有独特性。根据以上说明，以乾卦为例可如图1所示。
图1 乾卦图解
注：作者依据《系辞传》、《易经小解》注释内容绘制。
尤其对于上爻，蕃山直接以天皇为师保进行阐释，如需卦爻辞“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有解：“上六常顺理得吉，如昔之日本神代，让此国于大贵尊、天照皇之御孙琼琼杵尊而隐遁，是三轮明神也。以山为社，唯有鸟居。隐于巢穴之象也。”（正宗敦夫编，1978:370）（笔者译）可见，蕃山深信日本神话，视天皇为神之子孙，带有神格化的特征。所以这也是契合“天爵”之德最高层的“神”。但是朱熹说：“神即圣人之德，妙不可测者，非圣人之上复有所谓神也。”（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1986:2397）显然，朱熹所说的“神”就是圣人之德，但蕃山作为日本儒学者，坚守着的是日本天皇的“神”统性。
黑住真指出：“（蕃山）根据德的有无来比议政治，同时又认为天照、神武的余庆存续到当朝是‘日本必然之理’，政治为武家，正统性为天皇”11（笔者译）。所以，即使天皇没有实权，但蕃山仍配以上爻师保之位，突出天皇的日本文化意义。这是蕃山《周易》解释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
3“爻位”与“君臣”之道
初为民，地位低，无爵位。上为师保之位，是“尊而无位”的日本天皇。所以，蕃山着重从位于“二、三、四、五”爻的“士、诸侯、大臣、大君”来议论“德”与“位”如何相配。
由下页表1可见，二爻五爻居中位，是“应位”关系。蕃山说：“圣人作上得大君之位时，必下有贤者出，相应相助，共天位，共天禄，利济天下者也。”（正宗敦夫编，1978:303）（笔者译）如此“应位”，二爻“士（卿大夫）”之贤者居执政之职，应五爻“大君”的“仁政”，才有助于治理天下。
三爻是诸侯之位，有道之时，“助大君，共行仁政”。从“应位”关系看，三爻应上爻。但蕃山解释道：“上九相应，非君。君是九五之大君也。上九乃师保之位也。与三之诸侯相应乃师同国之大君也。师同，道则同也。诸侯与大君之德，以大君之政为国之政。非如此，则不能助大君而施于四海。”（正宗敦夫编，1978:379）（笔者译）蕃山认为诸侯还是跟大君相应，要助大君治国。这种对应的解释是否合理乃另话，但可以看出，蕃山是以五爻的“大君”为“一卦之主爻”。
表1 爻位对应关系
注：作者依据《易经小解》注释内容绘制。
同理，四爻在“应位”关系上与初爻的“民”相应，但蕃山所言“九四近九五之君位，在九三之上，三公之象也”，此“三公”是指大君身边的大臣。所以蕃山说：“九四乃三公之位也。世代之大臣也。居大君之次，但为阴位，不夺权。夺权则有害于天下。对其家亦有凶。”（正宗敦夫编，1978:408）（笔者译）此处，蕃山强调了大臣就需要对大君尽忠，否则对家国都不利，仍突出了五爻为“主爻”的解释特色。
同时，蕃山还举出历史人物来进行解释。如对乾卦《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和坤卦《彖传》“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蕃山有如下的解释。
故天地之仁恩广大，故人不知。以尧舜之君政养天下之众。如仁政广大，而民不知。
（正宗敦夫编，1978:291）（笔者译）
昔夏桀勇力众优，以铁为索，赖以其力不修德。终为成汤所灭。
（正宗敦夫编，1978:320）（笔者译）
可见，蕃山以尧舜之例说明贤明君主之仁政，举夏朝桀的无德而被灭则为反例。此外，他也借用日本历史人物来对应爻位释易理。如对坤卦《文言传》“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马，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和乾卦《象传》的“或跃，在渊进无咎”，蕃山有如下解释。
平清盛于五位之官，不可升殿，位甚微，但渐渐进取升至太政大臣。一族自不用言，如意取得公家之官禄，施武人大君之势，故遭天皇厌恶欲灭平氏，却反被清盛监禁。但清盛乃小人，甚恶逆，仅二十余年荣华，平氏遭源赖朝全灭。自此大君永失天下。（正宗敦夫编，1978:338）（笔者译）
四乃人爻之上，阴位也。其身阳刚之故，或跃或进，不忘其位，量可适时，故无咎。……后世大臣之禄减少，仍有仗势起乱者。石田三成即此类也。（正宗敦夫编，1978:284）（笔者译）
在蕃山的解释中，多次以平安时代的平清盛（1118-1181）为例议论人事。平清盛原本得势而位居五位之大君，但终因“恶逆”无道，失德被灭。这一例子，也即告诫了大君无德则失位的道理。而石田三成（1560-1600）是大臣，居九四之位，却“仗势起乱”，终在1600年9月的“关之原”战役中败北，同年10月1日于京都三条河原被处以死刑。这些例子充分体现了“君臣之道”之中，虽然以大君为主爻，但君臣各有对应的德，“德位相配”才是“治道”关键。
4“君臣”之道与“夫妇”“父子”之道
蕃山在坤卦中，首先阐释了“女道”，如坤卦《文言传》“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的，解释如下：
乾坤乃大父母，男女皆似乾又似坤也。勇健雄伟似乾，黄中通理似坤之人谓君子也。专似坤，内文明无惑，外柔顺之女，贞节志坚不可夺，亦似乾正勇健，谓贤女也。贤男有嘉言善行。贤女善行多嘉言少也。非不知。乃所知之善发于行，不发于言为女道之常也。
（正宗敦夫编，1978:337）（笔者译）
蕃山以乾坤为大父母，所以女子和男子同承于父母之性，似乾亦似坤。但是贤女跟贤男不同之处在于“多善行”而“少嘉言”，多做少说是“女道”的“常道”。此中肯定了“女道”的一面，但是对于“妇道”，蕃山在坤卦《文言传》“后得主而有常”中解释道：“妇以夫先己后。臣以君先己后。共得有主之事乃常道也。”（正宗敦夫编，1978:333）（笔者译）爻辞“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中更是说：“妻之道也。臣之道也。取妻道臣道而受用之事，直而不曲，无隐瞒之事。”（正宗敦夫编，1978:327）（笔者译）显然，“女道”和“妇道”是不同的。一旦成为人妇，则跟“君臣关系”一般，需要以夫为纲。
而“父子”之道亦同，如蒙卦爻辞“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的解释。
子克家，即在家，父如君，子如臣，小家无替父之良臣，则幸有子，善而有才，可担当家事。是父知子之我可任，而信任也。
（正宗敦夫编，1978:357）（笔者译）
此处，蕃山以“君臣”之道来解“父子”之道，即“治国”与“齐家”的道理相同。可见，蕃山的“治道”原则并没有脱离儒家的“三纲”思想，“君臣”之道亦是“夫妇”之道，“父子”之道。
5 结语
高须芳次郎曾列举荻生徂徕（1666-1728）和服部南郭（1683-1759）的原话：“物徂徕曾说‘人才熊泽，学问仁斋，余子碌碌，不足以数’。而且他还说‘伊藤仁斋的道德，熊泽了介的英才，合余之学术为一体，可为圣人’。服部南郭亦赞蕃山道‘予读熊泽了介之经济说，脚踏实地，口论其政，事事确凿，非似他人之空言’。”12（笔者译）可以说，熊泽蕃山的政治业绩即使在江户时代也是受到儒者们的高度赞扬。他亲身经历冈山藩的藩政改革，并把政治实践经验也融合进了晚年的《系辞传》和《易经小解》中。
所以，熊泽蕃山的易学思想中，“治道”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正是因为他有参与政治的亲身体验，才由此验之以经文。他充分运用了“爻位说”，按照爻位的高低对应社会各个阶层的“象”，并把义理和历史人事融入其中，甚至还通过“一爻为主”“应位”等占法，深刻地阐释了天皇、将军并立的幕藩政治体制下各阶层之“位”，所应匹配的“德”。
应该说，儒家经典《周易》为熊泽蕃山的“治道”思想提供了道德原理，而以此道德原理为基础阐释的政治说也成为了以社会安定为终极目标的实践哲学。通过对《周易》的解释，蕃山把“三纲”等儒家思想运用到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德”的解释上，作为江户前期传统汉学发展的一个形态，这种把自然、道德和政治融为一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江户末期乃至近代仍具有导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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