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 】寓言思想下韩非子的思想体系解读
【绪论 】《韩非子》寓言的研究现状综述
【1.1 - 1.2 】对"道家"思想的顺应与移植
【1.3 】对"法家"思想的尊奉与改造
【第二章 】《韩非子》寓言思想的批判性解读
【第三章 】《韩非子》寓言思想的矛盾性阐释
【结语/参考文献 】韩非子思想对依法治国的启示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韩非子》寓言思想的矛盾性阐释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对任何事物都要坚持一分为二的看待，不能片面对待。那么对待韩非其人及其寓言思想当然也应该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审视。韩非寓言中的思想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放在历史长河中去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韩非本身的寓言思想来看，本身就具有矛盾性，他表面上打着维护民众利益的幌子，实则全是挖空心思去维护君主的利益。他看似看穿了人性的趋利避害，实则全然不顾礼义廉耻，一切的手段都是为中央集权而准备，而其本人被同门李斯、同朝姚贾所不容，最后死于非命，这正如如司马迁所言："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身理论无法解救自身的一出新式悲剧。
一、《韩非子》寓言思想中的进步性。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他用进化的历史观分析了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和当世共四个时期，进而说明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沿用以前治理国家的方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一）进化的历史观。
韩非的历史观是在与诸子百家中的复古主义与守旧理念不断碰撞下逐步完善和成熟。他指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64]
他将人类社会的进化阶段分为上世、中世、近世和当世共四个时期，尽管并未明确指出后一时期比前一时期要强，但是他不认同"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的观点，指出一个时期的理论不一定也适用于其他的时期。韩非因时制宜的主张明显和儒家、墨家等大相径庭，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发展的，所以应关注当下。在《外储说左上》篇中："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
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妻子不知道要将新裤子做成什么样子，询问丈夫后得知要"象吾故袴",于是妻子竟然毁掉新裤子来模仿旧裤子。这则寓言就是嘲讽那些不懂变通、僵化可笑之人的。他指出社会在进步，形势在改变，因此统治的手段也不能始终不变，要按照社会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圣明的君主不依古法，不墨守成规，而要顺应形势，灵活变通。他指出，上古与战国在国情和民风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以上古时代的君主需要推行德政，而战国时代则需要依仗武力，鼓励耕战，用法度来治理国家。他将徐偃王施仁义而亡国与周文王施仁义而王天下作了适当的对比，并指出："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故曰：世异则事异。"[65]
时代已经改变，乱世之中提倡仁义是"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世易时移，圣明的君主理当不依古法，应审时度势，因时制宜。因此韩非的许多寓言中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进化论。韩非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们进行了最猛烈的讽刺，他敢于批判教条主义和敢于正视现实社会顽疾、批判现实的精神直至今天，仍有其不可否认的教育意义。
（二）务实的参验法。
韩非主张"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66]
他认为，"前识"就是主观臆测，是毫无根据的，是不依照实际情况而妄加判断。在《韩非子·解老》篇中："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题。
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有个名叫詹何的有隔空视物的特殊能力。有一头牛在墙外哞叫，詹何猜测是一头黑色的牛且角上挂着白色的饰物。让人出门察看后的确是一头牛角上包着白布的黑牛。
这件事在当时传得神乎其技，但韩非却认为这只不过是故弄玄虚，如果让一个小孩子到门外看一看，也知道是一块白布挂在牛角上，而詹何只是主观臆测是黑牛而白在角，并没有客观依据，即便猜中也只是出于偶然。对此，韩非指出："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由此可知其主张直接的认识与客观的实践相结合才值得相信，而毫无根据的臆测是不可相信的。他还批评了子产根据女子哭声断定她存在奸情的事情，认为此种判断是因人而异、不能确定的，若没有子产那样的见识和判断力，就不可妄加判断。因此相对于毫无根据的"前识",还是客观的参验更加真实可信。
韩非提出"参验"这一观念，意在审验个人意识是否正确。该观念建立在反对"前识论",坚持"反映论"的思想基础上，并且还展现了韩非的经验实证的原则。他的观点集中表现在"因参验而审言辞"一句中。将方方面面的情况分类整合，分析研究，通过实际例证把握事实真相，并最终获得正确的认识或作出合理的选择，用四字总结就是参伍之验。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与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67]
这则故事充分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而检验后的经验才能给人带来有益的指导。他还说"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
[68]
只观察铸剑所用材料和剑的颜色，铸剑专家也无法判断宝剑的优劣；但把剑在实际中有所运用，比如水上砍鹄雁或者陆上斩驹马，即使是不懂剑的奴仆也可以立刻判断出剑的品质好坏。只是观察马匹的牙口，或是观察马的体格，伯乐也未必能断定马的好坏。但是让马在路上飞奔一段距离，就连奴仆也可以判断出马的好坏。在韩非看来，一个认识若是没有经历参验的过程，便不是最终正确合理的认识。参验不仅仅是为了把握事情内部脉络，在检验事实之后，不能只停留在已把握的事情发展阶段上，而是要将结论投入到事情发展的整个阶段中去，了解事物的整个运动规律和运动时带来的影响。他的观点是：认识就是为了运用到实际中去。
（三）辩证的矛盾说。
"矛盾"的提出是韩非对我国古代哲学做出的重要完善。楚人出售盾和矛的故事就是"矛盾"一词的来源。在《韩非子·难一》篇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韩非用这个寓言就是想说明不能被任何茅刺穿的盾和能刺穿所有盾的茅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通过这则寓言，韩非提出了"矛盾"说。
韩非提出互相对立就是矛盾，矛盾具备普遍性，世界上无处不在。他说"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他举出一连串对立词语，短长、大小、方圆、轻重等，并认为矛盾有繁多的表现形式，世界上无处不存在矛盾，并且矛盾还会引发矛盾。有一则寓言："三虱食彘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其又奚患？于是乃相与聚嘬其身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杀。"[69]
这则寓言形象的说明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就像虱子共同寄生在猪的身上，若矛盾双方看不到共同的利益，只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就会失去原有的条件，最后只会落得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
韩非认为矛盾双方的位置并非恒定不变的。在整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始终占据着矛盾的某一方面并且与另一事物相对立，任何矛盾都是暂时的，对立双方达到一定的条件后，地位和性质都可以转化。他说"人臣太贵，必易主位。"韩非还很看重对立双方的转化条件。他认为转化必定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他用通俗易懂的寓言故事"扁鹊见蔡桓公"来教育人们，要防微杜渐。
二、《韩非子》寓言思想中的悖离性。
韩非出身贵族，而他所在的韩国十分弱小，被周围的强大诸侯国所窥视，韩非十分希望韩王能够改革图治，变法图强。韩非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因其特定的出身决定了其思想是为统治者而服务的。但其思想在当时为秦王所重用，并付诸实践，对秦国的强盛进而统一天下做出了贡献，对历史的前进与发展在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可其专制主义思想延续了 2000 多年，对中国造成了极大地损害。
（一）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
韩非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就是整个国家都以"法"为基础，使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与地位。在韩非的观点中，君主专制是思想的基础，并与"法治"理念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所有的手段与方法，比如"法"、"术"、"势",这些都只是确立君主专制的方法而已，"人主立法，立法为君，法由君操，势为君处，术为君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君主集权，实行专制。在韩非的论著中，韩非疯狂迷恋君主专制制度，他的思想比"重势"一派更为极端，君主一定要"擅势"、"独断",时刻将天下掌握在手中。韩非在自己的论著中反复告诫君主："主之所以尊者，权也。""隆势"、"重威"、"尊位"和"贵身"是君主应该时刻持有的四美。所以，韩非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选取合理的手段君主就可以擅权和独势，"法"可以作为用来解决纷争的准则，在处理与臣民的关系时，"法"也可以有效的控制他们。所有这些"法"的运用的基础都是要不断加强专制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文化的专制。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其对中央集权思想有着与生俱来的破坏力。因此文化领域不断加强专制是君主专制的必然结果。韩非为宣扬他的专制思想，在文化领域提出了限制百姓智力和不断打压知识分子的观点。韩非提出"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70]
"圣人之道，去智与巧。
智巧不去，难以为常。"[71]
"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72]
韩非在《五蠹》篇中也有众多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打压的态度。"尚贤"也是韩非极力反对的，贤能的人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拥护，其地位会不断提高，这样会大大削弱君主的威望和地位，是违背君主专制的。将君主地位不断提高就是为了使贤能臣服，使他们无法与君主的地位所媲美。君主专制就是在政治上限制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这是法家所致力的目标，而贤士所代表的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会使君主的权力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在此意义上，中央集权与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贤能和才智是相反的。《韩非子·忠孝》篇中说："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八说》
篇中说："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让有高尚品德的人担任官职，会因为缺少才能而不称职；选择能言善辩之人管理国家，虽然能力较强，但是有着较大的可耍奸使诈风险。由此观点，贤人智士都不是君主所必需的。
韩非所追求的是君主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百家争鸣是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相违背的事情。"杂反之学"并存使"法"的理论难以统治臣民，只有在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活动，才可以使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所以韩非提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观点，意在禁锢人们思想。
他说："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法令必须可以统治所有人的思想，臣民行动上要严格依照法令，思想也要有法令作为指导，引领方向。法令在颁布之后，要做到全社会无人不知。整个社会的思想方式和生产生活的出发点都必须是国家颁布的法令。《韩非子·有度》篇中说："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五蠹》篇中说："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认为，当人人都严格服从法令时，就可以有效的维护统治秩序。异常严酷的专制主义抹杀了所有人正常的精神领域的追求。韩非的文化专制，要求"以吏为师",此举导致知识和道德被丢弃，当以吏为师被大力推行时，教育已经失去了意义，变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只是起到驯化作用而已。韩非的文化专制是为了不断巩固君主专制，却使整个社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其次，对臣下的专制。韩非对于臣子们的要求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是十分不人道的，应该说不遵从"以人为本"的思想。韩非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个人为本",那个人就是君主。他在《韩非子》中要求臣子们要以君主的最高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君主，最佳的状态就是活在君主的世界里而没有自我，这种思想与"存天理，灭人欲"尚且不同。后者讲求的是从善的角度来思考事情，灭掉人心中的贪念，克己省身，而前者是从君主的角度去考虑事情，即使这是错的，即使这是专制的，也要抹杀自己心中的个人情感，一心在"法治"的范围内效忠君主。韩非认为国家的形成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各部的构成，在人的身体中，大脑来控制肢体的一切行为，在国家的治理上亦是如此。君主好比人身体中的大脑，而臣子们就是肢体，只有大脑才能控制肢体，肢体是无权进行反抗的。但是光靠脑子去管理，没有肢体去执行大脑发出的命令也是不可以的。正常情况下君主都应该依赖贤臣，近贤臣远小人，但是韩非并不这样认为的。他对于所谓贤臣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些有智慧的臣子是靠不住的，尽管现在他们俯首称臣，但是终有一天会揭竿而起，夺下君主的江山宝座。但为什么韩非一方面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要选贤举能，一方面又认为那些贤臣不可依靠，会颠覆王国，这不是矛盾吗？这是因为韩非对于"贤"的定义和今日我们所理解的贤不大相同，他理念中的贤人，应该"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这样的贤人才是符合他标准的贤人，因为他们"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居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他所理解的"贤"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愚忠"有着类似的含义，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和想法，只能一心一意为君主服务，哪怕君主说的是错的，也要义无反顾的去执行。韩非讨厌那种"不听话"的大臣，即有自己的思想，明辨是非，甚至对君主的命令也持批判的角度去看待，这种人的存在会对君主的地位构成很大的威胁，是不能够重用的。
韩非为了防止君主的地位受到动摇，他极力反对重用那些所谓的能人志士，即使他们满腔赤诚，一心报国。这个"国"乃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在贤人心中他们效忠的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君主谁当都可以，所以有一天那些贤人对国家不满了，很有可能取而代之。韩非也很讨厌聪明人，也就是"智人",他认为这些人不过自作聪明，通过愚弄百姓来治理国家。如果百姓可以通过被愚弄而乖乖听话，那么君主为什么不会被智人愚弄呢？君主很可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已经上了智人的当，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而不自知。韩非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那些怀有"篡权谋位"之心的"乱臣贼子",提出了"去智能"的主张。不让人有智巧，这样臣民就不会有自己的思想，不会过于"贤能"以至于反对君主。因为读书可以使人明心智，那韩非就提出不让人们读书。但不是所有书都不能读，只有那些被称之为"私学"的书不能读，"私学"的反面就是"官学","私学"中的内容是反对当下的主流"官学"思想的。韩非把战国百家之学，尤其是儒学，统归为"私学".
他认为这些"私学"会侵害人的思想，看了这些书，当国家陷入混乱时，所谓的能人志士就会歪曲法令，质疑权威，对国家的法律提出异议，从而质疑王权。所以韩非对儒学深恶痛绝。
再次，对民众的专制。韩非对民众的要求是以"忠君"为最高思想，要无条件的服从君主的命令。在作战时要做到甘冒危险，勇往直前，即"赴险殉诚",这样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是体现自己对君主的忠诚。在平时不要和其他人交流，一心一意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便好，但是当君主有命令下达的时候一定要听令。这样的君主专制思想在他的《五蠹》篇中明显体现出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韩非认为民众是不要有什么判断思想的，更不必纠结于内心的想法，一切遵从"法"办事就肯定没有错，这个"法"就是他提出的君主专制。韩非正因为有此想法，所以他在民众的治理上并没有太费脑筋，只在他的《六反》篇中这样说过"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韩非觉得现实社会人们的主流思想有些反了，必须要纠正，那些贪生怕死的人，饱读诗书的人，有才智的人，有诡辩之术的人，莽撞的有勇气的人，藏匿奸人的人都应该遭到唾弃，现实社会应该崇尚的是守法，爱君，勤劳，淳朴，重王命，勇于检举小人这样的人。所以韩非对民众的想法就是可以不聪明，不勇敢，甚至一无是处都可以，但只要听话听从君主命令就好。
韩非认为仅有农民和战士是有存在的意义。但是农民和战士必须要有在遇到危险时英勇献身的精神，有了问题不能去探索和发问，生活上要克勤克俭，勤劳克制，思维不可以过于聪慧，口才上不可以不过于善于争辩，不可以有和别人争斗的悍然，更不可以袒护亲友，他们只能遵守法律，服从君主命令，勤恳地劳作，而一旦战争爆发，则要拼出性命杀敌。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情和乐趣，而道德观念更是要和上层官方思想一致，而上层官方的原则就是"法",这些都是为了君主专制的巩固。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韩非眼里的百姓仅仅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而存在的。
韩非的理论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确立为治国的根本思想，而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但是韩非的专制主义对我国历史的消极影响也是巨大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大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2000 多年，曾给我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我们必须要彻底清除这种专制主义思想的毒瘤。要想摆脱君主专制的束缚，就必须要先了解、认识它，因此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它。
（二）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
韩非的政治构建之中还有墨子功利主义的思想。但是墨子的"功利"是以尊重天道，明辨鬼神为基础的。然而韩非的功利主义则建立在忠诚于君主和君主的命令上。韩非提出"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73]
在韩非眼里，臣子对功利的追求是有限制的，功利仅仅是君主的利益；然而君主仅仅将功利作为激励他臣民为其服务的工具。所以可以说，墨家的思想被韩非加以改造，变成了君主驾驭臣子的工具。
首先，韩非并不重视表面，如容貌装饰，而是重视品行，看重功利和效用。
在《韩非子·解老》篇中，韩非提到"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这种看重内涵的原则，从以下两则寓言故事中可窥见一二："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74]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
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75]
秦伯嫁女儿时把陪嫁的妾侍装扮的过分奢华，结果使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
墨子做木头鹰三载才成功，然而飞了一天就坏了，韩非用这两个寓言来说明浪费了很多心力，但是收获很微小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因此所有事情必须要以实际的效用来衡量，万万不可以被被外在表象所蒙蔽。
其次，韩非将奉行儒术的人、谈论纵横之术的人、游侠、不服从兵役的人、从事商业的人等这五种类型的人都称为国家的害虫，韩非将其归结为"五蠹".韩非指出，为了让国家得到发展，君主的权力得以稳固，一定要除去这几种蛀虫。
假若君主做不到，国家便会面临"破亡削灭"的危险局面。韩非批驳儒、墨两家的学问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76]
他期待君主可以明令禁止这类学术活动，指出百姓的智力"不足师用",批驳儒、墨所主张的"得民之心".在韩非看来，当今的儒者不务生产，只是高谈阔论，一味复古，对国家没有一点作用。"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77]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78]
有一则寓言："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冶人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79]
韩非以"棘刺母猴"的事例来嘲笑儒墨之学高谈阔论，没有一点实际功用。浮夸的辞藻博得了君主的眼球，然而却让他们忽略了其中更为宝贵的思想，这就是以文害义。同时韩非还以此为标尺去判断他那个时代流传的学说。韩非提出"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80]
韩非认为杨朱和墨翟都是能够清楚的分辨天下大事的人，然而他们都不善于当官，因而他们的智慧是不能为君主所采纳的。鲍焦和华角是全世界最贤能的人，然而他们不能耕作，不能作战，所以对于君主是完全没有用的。孔子、墨子、曾子等等，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赞叹他们的才能，然而韩非仅仅用是否能耕作和作战来评判，他们都是无用的。韩非的实用主义里，把效用看做是判断所有事物价值的仅有的标尺。通过这种标尺的判断，宋国人历时三年时间雕琢的楮叶虽然混杂在真正的楮叶中无法辨别出来，但是因为没有实际的功用而得不到赞叹。
虽然当癸唱起来歌的时候可以让赶路的人停下来观看，工作的人不疲倦，然而却比不上他师傅可以让赶路的人继续走，工作的人知道疲倦的歌声，其原因是癸的歌声使得工匠仅仅只能修筑四块模板的墙，而其师傅的歌声使得工匠的效率提高了一倍；而查看墙的坚固程度，癸的歌声里面，墙可以被捣进去五寸，而其师傅的歌声里，仅仅捣进去两寸。从实际功用看，癸的歌唱明显比不上他的师傅。因此，在韩非的功利思想里只有实用的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妨害君主统治、国家建设的，是不可取的。
最后，韩非的功利理论基础是人天性的好利，倡导通过"法治"来建立有秩序的社会，达到每个人的功用。而为了达到这种功用，韩非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强烈抨击了儒家仁爱的思想。他指出"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81]
很明显可以看出，尊崇仁爱道义和他的法治、追求功用是不吻合的，而对处于弱势的人的同情则会让民众贪婪而懒惰。尊崇仁爱道义的后果是让赏赐和刑罚不能区分，对错没有认定，这样社会中的好坏也就没办法分清了。总而言之，义和利之间，韩非仅仅看重利，倡导通过立功和建业获得利益。
他所说的现实作用就是社会功利，就是法治和耕战制度。耕战制度就是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国家要富裕，所有百姓都致力于农业生产，使国家经济实力提高。有战事的时候，军力则要强大，所有百姓都成为了士兵，用所有力量去抵御敌人，提升国家的兵力。百姓成为君主提升国力的立足点和资源。韩非非常看重经济基础对于国家的作用，其倡导给予经济建设优先级，农耕是国家财富最基本的支持，而物质是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动荡的基础。因而要避免社会的动荡，一定要确保农业足够的产出，来保证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而农业产出不够，那么国家物质积累就会不足，人民基础的的要求无法保证，为了存活的天然欲望，民众就会产生争斗，从而社会会产生混乱。所以如果要避免社会陷于动乱，君主应该顺从人的本性，奖赏农业和耕作，排挤从事商业的人和说客等韩非所认为的社会蛀虫，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韩非对人类本性和欲求的深刻判断，他提出了必须要发展农业，让人民生活富足，人民之间才可以和睦相处。韩非非常不赞同没有财富作为积累去谈仁义道德，而是提倡"圣人之治民，度事本，不以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完全脱离物质的话，则会害了民众。其在《五蠹》篇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即使大部分人已经看到了农业耕作的重要，但是仍然不愿意投入到生产之中，这是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农民是低贱的，所以就不会有人有意愿做这件事。要扭转这种情况，就一定要用物质激励奖赏农民。
韩非的实用功利主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他认为人生来就是为追求利益而奋斗的，每个人所追求的的利益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实现人生价值就体现在为国效力。以高官厚禄为激励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民有可能通过为国家做出贡献而获得应有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这样就可以国富兵强。但是韩非的实用功利主义极为偏激，其最大的弊病就是对道德的忽视与否定。韩非认为道德教化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富兵强达不到实用的功利效用，所以便无视人性中的道德作用，强调只注重有实际效用的功利作用。这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对于当今高速发展且忽视道德观念的我们来说，更应该要吸取其历史教训，对于道德的重塑，和谐社会的建立，更有其深刻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