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是自然和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资源,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文化遗产数量多,质量高。文中是搜索整理的世界遗产保护论文6篇，希望看后对你有所帮助。
世界遗产保护论文第一篇：基于价值认知的城乡遗产保护与管理策略借鉴研究-以世界遗产吴哥古迹为例
摘要：在我国城乡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体系中，重保护、轻管理的现象越发明显，围绕遗产特点的管理体系、管理工作的构架及主要方法论的论证缺位，亟待完善。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管理发展及特点为例，回顾了其保护管理中对遗产价值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解析了其以遗产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保护管理框架的方法论基础、构建内容、实施方法以及背后管理框架形成的工作方法。面对现今挑战，社区参与的活态遗产是解决遗产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关键，基于GIS+BIM的预防性保护工作系统的信息管理技术的探索，为我国城乡文化遗产管理体系的建设作出贡献。
关键词:吴哥古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管理;社区参与;
Abstract：I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urban or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our country, the situation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nservation and neglecting manage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management system surrou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ritage, the structure of management work and the main methodological argument are absent, and urgently need to be improved.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gkor monument,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Cambodia, as an example, reviews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heritage value in its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construction content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he working methods formed by the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its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based on heritage value judgments. Faced with today's challenges, the living heritag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xplor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GIS+BIM preventive protection work system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in our country.
1 吴哥古迹遗产背景
柬埔寨吴哥古迹（Angkor Monuments）是东南亚高棉帝国留下来的9～14世纪的寺庙、城市、水利工程、道路、桥梁等遗迹以及大量的考古遗址，1992年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吴哥古迹的保护管理工作是由暹粒地区及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管理局（简称APSARA局）负责，在法国、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柬埔寨政府四方组成的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国际协调委员会（简称ICC-Angkor）的技术协调下完成。保护与发展吴哥古迹的国际援助行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机构，成果十分显着。在此保护、管理以及研究机制下，世界文化遗产吴哥古迹根据自身情况及面临新时代的人类议程，经历了保护古迹（1993—2003年），可持续发展及对抗贫穷（2003—2013年），可持续的、全面的吴哥管理，活态遗产（2013—2023年）为主要目标的3个不同历史阶段。
具有古迹遗址地、自然生态区、生活宗教场所、旅游目的地，以及可能为带动吴哥或者说是暹粒地区发展的经济发展区等复合身份的吴哥古迹遗产地，保护与管理工作极具复杂性而且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对400 km2的世界遗产保护区、1 000 km2的大吴哥考古遗址区、5 000 km2的人地和谐共处生态区、吴哥及暹粒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区（包括暹粒省全部范围）、其上生活的近12万的当地居民情况，以及近百倍增长的游客数量都进行了详细的家底摸查。保护与管理的对象是什么、如何保护与管理以实现保护与发展之间平衡的问题，一直都是APSARA、UNESCO、ICC-Angkor以及参与吴哥古迹国际援助行动的专家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见图1）。
图1 吴哥古迹保护与管理涉及的范围简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作为三大资源支柱的文化遗产、自然环境以及社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气候、水资源、植被等环境因素成为吴哥古迹保护的主要考虑因素，需要从更宏观背景来考虑保护管理措施；文化景观是自然环境和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还在继续塑造着今天此地的景观；保护修复的方法的转变，从西方哲学产生的保护方法，原物复原、科技保护等，已不能满足需要，本土保护哲学在日益突出的保护伦理问题中更加适用，被认为是“正确的”保护方法，社区的保护修复智慧成为研究及应用的对象，无形文化遗产再次被具体化，等等。整体、系统地看待遗产、自然环境以及社区的内在关系与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内在互动关系，以此为基础生长出的保护管理框架，形塑着吴哥地区历史、文化、社会及场所新的景观。
2 遗产价值认知的发展历程
2.1 侧重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期
吴哥古迹拥有百余年的保护及研究的历史，对保护研究对象及价值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20世纪上半叶围绕吴哥古迹，法国远东学院开展了长期的科学研究活动，同时殖民政府还设置吴哥古迹保护处，建立吴哥公园，推进了保护管理和法制建设工作。吴哥保护园聚集了多名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师，对吴哥古迹进行考古挖掘、登记测绘、建筑原物复原方式的修复等工作，出版了大量研究专着及论文。这一时期工作主要集中在地面上遗迹的建筑层面，通过碑文解读、艺术风格、建筑形式、建造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构建了吴哥古迹的历史，特别是建筑艺术史。这一时期的保护和管理活动基于对建筑艺术深层次的、科学的认识，简单的加固到通过有意识的建筑复原而实现建筑艺术价值再现的转变，是对原物复原建筑物价值的肯定。而对圣剑寺、塔布隆寺废墟状态的展示，则是对浪漫的法属印度支那，19世纪欧洲航海黄金时代殖民文化的留恋价值的反映。
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Stern）建筑风格的研究完全推翻了之前的建筑历史，提出了很多新的历史和空间问题，引起了人们对碑文研究和考古调查的重新审视，大规模考古勘测、航空摄影辨识等方法也将对吴哥的研究带到了新的阶段。格鲁伯（Victor Goloubew）以及格罗斯列（Groslier Bernard Philippe）将研究扩展到城市、古迹和环境的关系领域，更加关注人地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了古代吴哥城市的发展以及吴哥平原开发利用的历史情况。城市遗址、水利系统以及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系统遗址的遗产价值逐渐明晰。格罗斯列同时开始关注寺庙、城市等高等级考古遗迹之外的人类生活遗迹，围绕皇家浴池、巴肯山等地进行了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日用瓷器，其中就包括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吴哥古迹的考古资源、文化景观资源等通过研究者的不断揭示而获得重要价值。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吴哥古迹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体系当中，通过认定其符合Ⅰ、Ⅱ、Ⅲ、Ⅳ条评价标准，从美学、艺术、建筑以及考古等方面总结了吴哥古迹的杰出价值。此时的吴哥世界遗产地范围包括从库伦山区到洞里萨湖区之间的吴哥平原上的吴哥、女王宫、罗洛士群在内的吴哥窟考古公园(Angkor Wat Archeological Park)，都是主要的保护对象。
而在柬埔寨法律确定的保护范围中，除世界文化遗产地范围的Zone1遗址区和Zone2考古遗址保护区之外，还划定了3个区域作为当局保护与管理的范围：Zone3文化景观保护区，Zone4具有考古、人类学、历史学研究价值区以及Zone5吴哥及暹粒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区（包括暹粒省全部）。法律规定中的“文化景观保护区”主要仅限于古水利系统和古道路系统的通道走廊，实际上比较片面，制度法律层面的落地并没有跟上当时学术界对遗产的认识。通过吴哥古迹及其周边状态的研究，1995年Johnason Wager作为ZEMP计划的主持人，就极力呼吁将吴哥古迹列入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类别进行保护[1]。
这一时期的工作也主要是集中在对这几个“被限定的”区域内物质遗产的保护管理上，吴哥古迹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被列为“濒危遗产”，抢救性保护成为工作的重点，原物复原的建筑修复方法仍占有重要地位。此时的吴哥保护对象是和他周边的环境完全分离开的，管理框架认为吴哥更多的是遗址地、古迹等过去“死”的遗产，文化资源的管理方法层面限制在了狭隘的“世界遗产”的“普遍价值”、“真实性”等语境下[2]。
2.2 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期
21世纪开始，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吴哥研究陷入了集中于宗教等上层建筑的物质形态，而缺乏下层社会基础关照的狭隘研究框架之中。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下，如GIS、航空摄影等，1999年鲍狄埃（Christopher Pottier）所做的考古遗址地图及国土整治研究工作、2000年弗莱彻（Roland Fletcher）领衔的“大吴哥计划”都继承了格罗斯列的研究理念，以期在更大的时空范围认识吴哥古迹寺庙图景、土地整治利用的方式以及人类居住的生活方式等，吴哥古迹和考古遗址的科学价值凸显，同时“人”的活动对吴哥文化景观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作用的认识也逐渐明晰，保留原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产、生活活动对于保护遗产的价值至关重要。大吴哥计划确认了现在的吴哥考古公园仅是超过1 000 km2的低密度城市的中心而已，如果都涉及保护的话，不可避免地对生活在其中的10万人造成重大影响。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学者开始关注吴哥古迹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与遗产共存项目（living with heritage），用GIS地图作为工具，详细地统计了吴哥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宗教活动、习俗、传统知识、口述史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的重要性[3]。
在2011年对吴哥古迹的杰出普遍价值进行再评价时，加入了文化、宗教、象征的精神价值、当地的居民及其生产活动等“非物质遗产”的价值等。逐渐关注“活态遗产”“与遗产共存”的社区及居民的遗产概念在学术研究的发展下成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主导方向。
2013年澳大利亚GML团队、APSARA、UNESCO三方针对吴哥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遗产管理框架。面对新挑战，如城市发展、人口增多、气候变化以及旅游业的发展，为寻求可持续的发展及遗产的传承，以20多年的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及研究工作为基础，从全球、地区、国家以及当地社区等不同层面对吴哥古迹价值提出了新的认识，吴哥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了新的诠释。遗产管理框架从自然价值、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5个方面总结了吴哥古迹的新时代的价值，明确了承载价值且作为保护对象的遗产本体[4]。古迹、考古遗址、环境及文化景观，动植物生态系统，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都纳入了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之中。
作为“活态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目标，要求吴哥古迹实现自然及文化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遗产地原有宗教仪式活动以及节日活动，增强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及尊重。同时发挥其精神及创作源泉的功能，增强容纳希望在吴哥进行艺术活动的旅行者的能力。改善当地社区贫穷的生活状态，发展当地农业，实现食品的自给自足，增加当地居民在保护及管理工作中所占的比重，同时重视遗产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
在UNESCO的建议下，《吴哥遗产管理框架》法律地位的确定在进行当中，柬埔寨也将重新提名世界遗产名录，吴哥世界遗产地项目也提上了日程，如果此事推进，将重新定义保护区及缓冲区边界，重新梳理杰出普遍价值，以适应目前对吴哥价值的特点及保护范围的认知。
3 遗产保护管理的特点
3.1 以遗产价值判断为核心的管理方式
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国际广泛认同的、行之有效的遗产地管理的方法，包括4个主要步骤：首先，确定管理的区域；其次，通过背景资料、研究成果、田野调查以及咨询等方式，理解遗产地的情况及价值；再次，指出风险及问题；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目标、策略以及行动。吴哥遗产管理框架并未从区划、制定不同区域政策入手，关注的是更具操作性的工作方法。在此背景下，“价值”不仅是自然和文化的遗产价值，还包括经济贡献和社会认同等价值。
以遗产的价值保护为中心，审视保护与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如城市人口发展、贫困、环境退化、游客激增、遗产保护意识薄弱等。回应《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等要求，在《吴哥古迹遗产管理框架》（以下简称《框架》）中对保护与管理工作提出了7项策略方法，包括保持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风险管理、强调遗产在社区生活中的功能、可持续与旅游管理、制定综合的规划项目、建设治理能力、加强教育与宣传。从遗产保护、社区生活、可持续旅游以及治理能力建设4个方面提出了10项基本原则，并对不同方面做出了优先进行的项目和行动安排（见图2）。
《框架》的实施首先依靠管理部门间的合作，对管理机构的结构、操作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明晰责任，分配可以利用的资源，通过信息互通的合作过程来决定事务的优先程度。其次是全面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国际公约等，将工作统一至保护与管理之下，利用《框架》作为主要的策略工具来整体管理吴哥古迹。《框架》是一个总体层面的框架，各个部门还将继续制定主要的倡议、政策、优先的项目等以完成具体的工作。
不仅看到完整的《框架》，其背后的实现方法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框架》的构建使用咨询、参与的方法认定遗产价值、挑战及问题，文本的创造者突破传统的“专家”的角色，成为利益相关者的咨询者和连接者，不再是以精英的角度描述场所的文化价值，而是像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一样，提供咨询以确保场所对于不同的人群都拥有的文化价值，因而强调的是遗产地管理者、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在管理框架关键要素决定过程中的决策作用。这个过程是反复的，由APSARA局、政府其他部门以及社区代表组成统筹委员会，通过技术委员会（其成员是受过遗产管理训练的人员）与当地社区成员充分沟通，然后再回到统筹委员会进行决策讨论。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利益相关者不同关注点经过反复讨论，结果不仅丰富了《框架》的信息，而且很好地教育及提高了利益相关者关于遗产组成的认知。
图2 吴哥古迹遗产管理框架（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框架》构建的方法拓展了从遗产整体价值的评估到实际地区管理概念的转变。不仅囊括了更多的关注点，而且提供了管理背景下的价值认识的机制。同时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紧密合作，通过价值评判为基础的参与式规划方法和管理方式来协调吴哥文化景观无形以及有形价值的内在联系本质，增强了遗产管理者的管理能力[5]。作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吴哥旅游管理规划》（Angkor Tourism Management Plan）也运用了同样的编制及实施的办法[6]。
3.2 以社区发展为基础的保护策略
以社区发展为核心的保护策略是吴哥遗产管理的重要方面。在“可持续发展和对抗贫穷”阶段，吴哥古迹的保护与管理工作与当地社区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呈逐渐激化的态势。吴哥古迹的保护管理工作开始以社区发展为核心，成立了吴哥公园土地及居住管理部门、社区服务部门、农业和社区发展部门3个与社区有关的部门，加强保护与发展的管理以及管理部门和当地社区的交流联系，吴哥古迹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作为遗产地成功经验由UNESCO广为推荐。过去的20多年基本上完成了吴哥古迹保护与管理权力由国际保护精英向柬埔寨当局管理机构的转移，接下来将进入以当地社区为主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保护和管理的分权、平权甚至是占主导权的时代，新西兰国际援助组织（New Zealand’s International Aid,NZAID）提出了“合作管理”的概念在部分地区实验推行。虽然法律规定文化保护区是公共财产，包括吴哥古迹考古公园，但在2004年的法律规定中保护区内的社区居住者拥有土地产权，并能代际继承且不容侵犯，从法律上确保了社区的发展权利。
将当地社区纳入吴哥古迹的保护工作之中已成为管理及研究者的共识，这样可以增强当地社区对于保护的理解和支持，可以因当地社区对遗产的所有权的认知而增强保护的责任感，还可以大大增加他们获取相关利益的渠道。修复工作的专家不只是来自西方最高研究机构，还有本国的专家、社区的领导和村民，他们成为保护工作的一部分，寺庙的状态、社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改善。如在吴哥窟西寺门中供奉的神像的修复工作中，社区请神教组织参与并在保护决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等。
认识到社区居民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关系的基础上，作为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坚持当地的社区居民是权利的拥有者，而不是利益相关者，社区成为最终的保护与管理决策者的概念也在不断推广[5]。文化遗产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价值，需要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之中，手段包括发展当地的手工业等。以“人”为中心的保护与发展意味着强调当地社区居民决策参与权，而且可以从他们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中获得利益。管理当局的协调和服务角色的转变，这样新型的合作管理模式才能使得保护做到可持续发展。
3.3 以预防性保护为理念的信息技术应用
“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了吴哥地区遗产保护领域，作为保护与管理决策基础的“风险地图”（risk map）的构建在环境、社会以及遗产本体的结构等不同层面开展。吴哥古迹风险地图是一个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不同风险数据的分层的、可视化表达的处理系统。系统可以作为信息综合条件下做出决策的关键工具，在空间范围记录包括潜在的环境险情、社会文化险情以及古迹结构险情在内的潜在危险情况，自动完成险情的危险等级评估、价值的评估以及完成时间、所需成本的计算等，规划以及决定管理及保护的关键优先事项以供决策参考。环境及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游客、人口数量、空气污染、水、森林、地质、土壤等情况，不仅有监测记录数据，而且使用照片、文字、图纸等手段，记录以往风险的历史以及对应的管理措施等，以对未来进行预测和行动提供帮助。
《吴哥宪章》提到了“风险地图”在保护与修复工作中的利用，目前在日本、德国、印度、法国、美国等工作队在援助的保护项目中都有涉及，初步成型的有中国工作队的茶胶寺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项目，充分利用BIM软件Revit的“阶段化”功能，用4D模型初步建立了南外门“生命周期”的信息管理框架。模型为遗产加入了时间的维度，可满足遗产研究和保护的特殊需求，特别是结构监测和风险预警；拟建设的GIS+BIM系统的融合将扩展已有“风险地图”的设计，大大提高遗产管理工作的效率。
4 结语
中国城乡遗产和吴哥古迹面临类似的社会压力、旅游压力和遗产保护要求。目前中国遗产保护一方面在专业上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反思及推进不够；另一方面在认识价值的方式及范式也单一。二元分立的情况充斥着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各个方面，如专家与管理者、游客与原住民、保护与管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等。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管理和以社区发展为基础的保护，也可以说是补充了管理背景下价值认知的机制，弥合无形以及有形价值的内在联系本质的表象割裂，增强了遗产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合作管理的模式使得保护更可持续。预防性保护关照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方方面面，为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也可降低传统管理中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程度，提高管理水平。这些打破与重构、通过各种方式弥合割裂保护理念都值得中国遗产保护从业者们反思及借鉴。
参考文献
[1] UNESCO ZEMP Expert team Zon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ZEMP)[R].UNESCO,1993 .
[2] Tim Winter.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Angkor,Cambodia: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Dialogue[J.Historical Environment,2004,17(3):3-8.
[3] Roland Fletcher,lan Johnson,Eleanor Bruce.et al.Living with heritage:site monitoring and heritage values in Greater Angkor and the Angkor World Heritage Site,Cambodia[J].World Archaeology,2007 ,39(3):385-405 .
[4] APSARA authorty,UNESCO,GML Angkor Heritage Management Framework[R]. APSARA authority,2013.
[5] Mackay,Richard and Sullivan,Sharon.Living with heritage at Angkor[R]. 16th ICOMOS General Assembly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Finding the spiritof placebetween the tangible and the intangible" ,2008, Quebec Canada.
[6] UNESCO,APSARA,GML Angkor Tourism Management Plan[R].APSARA,2012.
世界遗产保护论文第二篇：世界遗产地传统村寨预防性保护研究一以九寨沟藏族传统村寨为例
摘要：世界遗产地九寨沟风景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地震扰动区,自古以来地震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对长期聚居于此的藏族传统村寨威胁极大。我国当前的村寨防灾体系存在灾害源不明和措施针对性不强两大问题,不能有效抵御传统村寨面临的自然灾害。文章以九寨沟内的藏族传统村寨为研究对象,基于预防性保护理论对自然灾害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准确识别风险源,预测自然灾害风险造成的损害情况。以问题为导向融合多学科知识,探讨世界遗产地传统村寨的预防性保护方法。
关键词:世界遗产地;九寨沟;藏族;传统村寨;预防性保护;
Abstract：Jiuzhaigou is located in the earthquake-disturbed area which lies on the eastern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ince ancient times, earthquakes, landslides, mud-rock flows and other secondary disaster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in this area, posing a great threat to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villagers that have lived here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two major symptoms of the cu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of villages in China, respectively unclear disaster source and weakly targeted measures, which cannot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natural disasters faced by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villages in Jiuzhaigou, a world heritage sit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eventive protection, the natural disaster risks of traditional Tibetan villages in Jiuzhaigou scenic spot are dynamically monitored and the risk sources are accurately identified. The potential risks faced by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predicted and the sources of disasters are identified. Finally, based on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we aim to propose preventive protectio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with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一背景
1 9 3 0年于罗马召开的第一届艺术品检查和保护科学方法研究会议上，预防性保护（p r e v e n t i v e conservation）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最初此概念仅针对馆藏文物保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将预防性保护作为独立学科展开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预防性保护工作开始由馆藏文物拓展到建筑遗产。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建立了科研平台和网络体系。目前国外对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主要从保护技术、社区民众参与和经济法律制约三个层面展开。技术层面，重点是针对灾害的科学记录和监测工作的研究[1]。预防性保护理论为建筑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体系，其核心工作主要是三方面：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以及风险处置。风险识别是指风险管理人员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技术方法，综合判断对传统建筑造成威胁的潜在因素，找到风险源；风险评估是指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判断损害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来分析和量化风险，由于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风险评估是建立在科学、系统监测基础上的动态过程；最后，风险处置是指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制订有效的预防对策，阻止灾害发生或降低灾害发生时造成的损失。
2 村寨空间结构演变
我国预防性保护工作也是始于馆藏文物的保护。国内较早将预防性保护理念引入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詹长法先生，他多次通过介绍意大利文化遗产风险评估体系及风险图绘制方法探讨预防性保护的工作方法和相关技术[2]。东南大学吴美萍博士系统介绍了欧洲的预防性保护发展概况[3]，并强调灾前的日常维护胜过灾后大动干戈地应急修复。这一认识逐渐得到了国内建筑遗产保护领域专家们的认可。但从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预防性保护实践主要还是体现在文物技术保护、社区民众参与等方面，而针对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传统村寨等建筑群的研究极为缺乏。国内目前在村寨防灾方法上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协调与规划，普遍存在着“病因不明”（灾害源不明）和“药不对症”（措施针对性不强）两大“症状”，因而不能有效抵御传统村寨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对于受自然灾害威胁严重的藏族传统村寨，不能套用普通村庄的防灾措施和规划方法，而需要在灾前通过灾害监测（风险识别），对受损情况进行评估预判，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在规划思想统领下，整合多学科的专业知识，构建起科学的自然灾害预防方法体系。这不仅关乎传统村寨的保护问题，更关系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死存亡。
二九寨沟藏族传统村寨概况
我国藏族传统村寨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区域，该区域也是我国地震活动最强烈、最频繁的地区[4,5]。该地区因地震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山地灾害占全国的30%～40%以上，呈现出点多、面广、规模大、成灾快、暴发频率高、延续时间长等特点[6]，九寨沟景区正位于该区域内。
1村落概况
九寨沟风景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西南部的漳扎镇境内，处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接壤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地。九寨沟风景区得名于沟内分布的9处藏族传统村寨（图1），景区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遗产地内的村寨是藏族长期在此聚居生活的真实见证，也是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共生共存的样板地区。
九寨沟村民信仰以苯教文化为基础的藏传佛教。苯教的思想起源于吐蕃早期赞普时代，由于其倡导的万物有灵且平等的思想不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需求，于是藏传佛教便逐渐代替了苯教，苯教思想被迫到远离藏族政权中心的地区传播。九寨沟的村寨作为苯教文化传入川西地区的重要见证，反映了苯教跨区域传播的重要发展过程[7]。
2村寨空间形态分析
(1）选址布局特征九寨沟的藏族传统村寨在选址布局上有以下特征。(1)据险而建。九寨沟在历史上是汉藏民族冲突的前沿，为躲避敌人侵袭，藏寨选址的重要条件是具有较强的防御性。因此，九寨沟地区的传统村寨大多依山据险而建。(2)向阳台地。九寨沟的传统村寨多建在农地边缘，以方便原住民延续农牧结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良好的生产条件也是藏族传统村寨选址的考虑要素之一。住宅位于青稞田散布的向阳台地半山边坡之上，既可遮挡强劲的西北风，又可享受充足的日照及开阔的视野。优良的向阳台地选址可监敌、纳景、采光，一举多得[8]。(3)自由分散布局。九寨沟传统村寨中的藏式民居布局较为自由，没有固定的街巷形式，以户为基本单元，极少出现连片的民居建筑群。(4)以寺为中心。九寨沟中散布的村寨以扎如寺为中心环列四周。相对独立的村寨则多在村口建有佛塔、转经亭与经幡等，形成独特的藏寨入口景观。佛塔往往建在村寨入口较低的位置。
(2）村落空间形式演变九寨沟内村寨中的民居建筑最初虽多为分散布局，建成后各村寨根据各自不同的地形特点、交通特点、灾害影响等，在政策引导下由点状分布逐步扩建演变为带状或组团状结构（图2）。
三村寨自然灾害风险现状问题
基于对九寨沟内村寨的受灾历史数据分析，其传统村寨主要面临因地震、暴雨诱发的崩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2018年6月25日14时至26日10时，九寨沟持续强降雨引发遗产地内多处发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严重威胁到村寨内村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根据九寨沟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及分布情况，目前总计有地质灾害隐患点134处，其中崩塌79处，滑坡15处，泥石流25处，不稳定斜坡15处。另一方面，九寨沟村寨中的传统建筑为易燃的木构造建筑，防火也是传统村寨防灾中应考虑的内容。
1 九寨沟风景区村寨分布
3 树正寨卫星图
四实践研究案例
树正寨是九寨沟内面积最大的村寨。树正寨地形较平整，距离九寨沟入口较近，交通便利易到达；同时树正寨的灾害风险状况相对更典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潜在风险较大；树正寨的建筑布局相对集中，便于设备集中布点监测其风险源。因此将树正寨选定为实践研究对象（图3）。
1预防性保护工作思路
(1）自然灾害风险识别与分析首先，在区域尺度下监测风险源：在树正寨建立灾害风险源监测点及安装监测设备，重点监测村寨范围内的降雨量、温度、湿度、周边山体局部位移变化等灾害影响相关数据，叠加卫星影像数据等作为数据源，建立村寨主要灾害特征数据库。其次，分析典型灾损的类型及受灾过程：根据监测到的灾害数据，分析村寨不同尺度的灾害类型，进行归类并分析其受灾过程。
(2）灾害风险评估根据识别到的风险源，针对村寨周边生态环境、景观风貌、基础设施、传统建筑等保护对象从灾害的危险性特征及发生灾害时的易损性两方面进行评估。首先根据灾害影响数据，分级统计高程、坡度、坡向、植被及与水系距离特征；然后借助Arc GIS平台，将监测数据与村寨历史灾度数据进行叠加分析，通过绘制村寨风险图评估村寨外部风险源特征及分布情况，并实现对村寨自然灾害风险的量化分析，得出研究范围内村寨的危险性等级及区划信息。
(3）地震及次生灾害防灾方法在风险图评估基础上，针对灾害风险源对村寨的潜在威胁及易损特征，构建村寨防灾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在灾害尚未发生时以预防性保护理论为指导，根据灾害风险源危险性和受灾体易损性评估结果，针对村寨生态环境、景观风貌、基础设施、传统建筑等保护要素的防灾需求，提出具体技术方案，并对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和实验验证（图4）。
2村寨及建筑特征分析
(1）建筑结构形式树正寨现存建筑84栋。其中传统木构造建筑占比47.6%(40栋），其余为近年传统建筑改造后的砖混结构建筑。
(2）村寨疏散空间树正寨内建筑密度较大、建筑间距小，宅间路较狭窄（普遍仅有1～2 m），建筑围合的空间多堆积大量生活杂物或晾晒干柴，存在一旦突发局部火情易导致连片火灾的隐患（图5）。
3灾害风险源分析
树正寨所在的树正沟全长3.8 km，源于海拔4 110 m的达戈山，自西向东汇入村寨下的树正群海。树正沟流域面积4.92 km2，是一条有百余年历史的泥石流沟，大量泥沙石块堆积于谷地，形成宽达100～300 m的台阶式沟床和扇形地[9]，树正寨即位于树正沟的沟口扇形地上（图6）。树正寨内建筑分布在海拔高度2 290～2 310 m之间，村寨东西长约300 m，南北长约260 m，村寨内平均坡度5%。图6中ab向两侧山体与村寨相对高差大于80 m,cd向沿树正沟坡度在15%以上。
4 预防性保护工作体系构建框架
5 村寨疏散空间分布
树正寨因地震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因此，构建完整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并对灾害产生的原因、发生位置等进行动态监测是非常必要的。
4灾害风险源监测
针对地震、泥石流、滑坡、火灾等多种灾害的潜在威胁，在村寨合适点位分别安装如下设备：森林防火摄像机（选择制高点安装）、地震波震动传感器和采集仪、降雨量传感器和导轮式固定斜侧仪。
风险评估调查中发现，商业街及两侧街巷尺度变窄（间距1～2 m），无法满足基本消防间距要求。因此，在村寨中安装的红外防火摄像机和环境传感器，重点监测村寨内商业街及附近温度和热力分布以便及时发现突发火情。
在村寨潜在滑坡带上游位置架设降雨量传感器监测局部气候变化及雨量强度，并利用Wi-Fi通信及时反馈数据变化信息，以便在出现单位小时过强降雨时可提前预警。
基于对树正寨地质灾害的初步分析，于树正寨周边山体潜在滑坡带埋设测斜仪，用于监测山体局部水平位移变化情况，掌握滑坡体发展变化规律并及时预警以避免滑坡突然爆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5监测数据采集与分析
风险源动态监测过程中，后台系统通过云平台同时远程收集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火灾等数据信息形成可视化图表并进行关联分析，形成分析报告（图7）。通过可视化监测结果，后台管理人员能准确高效地对数据进行提取、分析、管理，并通过客户端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相关部门及人员（图8）。
6 树正寨高程分析
8 监测数据电脑端预警平台
五总结
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的藏族传统村寨具有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典型特征。保证藏族传统村寨的安全不仅有利于维系我国青藏高原重要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关系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区域稳定。在藏族传统村寨分布的地区必须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村寨宜居性及安全性。以积极正确的态度面对传统村寨灾害，对灾害风险进行科学有益的评价，进而对灾害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以降低灾害影响程度与范围，是科学认识灾害、有效保护传统村寨的前提和重要手段。注重常态预防性保护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着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从而全面提升藏族传统村寨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因此，基于预防性保护理论，利用相关设备对藏族传统村寨的自然灾害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准确识别风险源，预测自然灾害风险造成的损害情况。针对村寨普遍存在的防灾体系中两大症状，从灾害源的视角找到“病因”，并针对性提出相应措施（辨证施治），以问题为导向融合多学科知识，构建藏族传统村寨较为完善的预防性保护体系。
7 树正寨监测实时数据示例
图片来源：图7,8引自九寨沟监测数据预警平台；其余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参考文献
[1]吴美萍，朱光亚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初探([J]建筑学报,2010(6):37-39.
[2]吴美萍.中国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3]詹长法.预防性保护问题面面观[J]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9(3);:96-99.
[4]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M].2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5] MOLNAR P,DENG Q D.Faulting Associated with Large Earthquakes and the Average Rate of Deform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J].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Solid Earth, 198489(B7):6203-6227.
[6]孙清元,郑万模倪化勇我国西南地区山地灾害灾情年际综合评估[J]沉积与特提斯地质，2007(3):105-107.
[7]四川大学考古系九寨沟景区历史考察研究报告[R1.成都:巴蜀书社,2017.
[8]刘弘涛.世界自然遗产地村寨预防性保护研究--以九赛沟藏族村寨为例[C]/刘弘涛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预防性保护论坛会议论文集..上海: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7.
[9]叶欣梁.旅游地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研究-以九寨沟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