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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全球化历程与英语语言霸权的形成与对策

来源:未知 作者:陆夏 周永
发布于:2020-12-16 共12486字

  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和思维认知的工具,但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特定语言性质的变化,即英语语言霸权的形成。当今的英语语言霸权不同于人类社会历史上其他语言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兴盛,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以及技术、信息和文化输出的结果。在本质上,英语语言霸权的建立和巩固是英美等国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利器。同时,基于英语的霸权地位,英美等国在全球范围内“兜售”英语及其周边产品获取了丰厚的英语霸权收益。对此,应当加强对英语语言霸权的认知,构建我国的国家语言战略,充分应对其对意识形态领域及经济领域的挑战。

  关键词:资本主义全球化; 英语语言霸权; 文化领导权; 霸权收益;

  Studies on English language hegemony on the background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LU Xia ZHOU Yong

  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Language is the tool of huma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inking cognition,but the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the specific change with the language nature,that is,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hegemony. Today's English language hegemony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osperity of other languages in a certain period and reg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It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capitalist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output of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In essence,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hegemony is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Britain and USA,etc. to fight for global cultural leadership. At the same time,based on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English,these countries have obtained rich English hegemonic benefits through the means of “selling”English and its peripheral products around the world. Therefore,strength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egemony,constructing our national language strategy,and fully dealing with its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are needed.

  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许多民族语言迅速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伴随资本全球化而迅速得以传播的语言,即现今被视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与资本交织在一起的英语获得了超出一般语言经济特性的霸权特征。正如法国经济学家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上的任何商品的需求都没有像英语这么大,这是美国的语言,帝国的语言……在商业和技术方面,不仅把英语当做通用语言,而且借用了美国大学中传播的英语观念。目前正在向全球散布的的确是一整套价值观、习俗和思维定式。”[1]因此,英语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霸权优势。

  自20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批判。如1992年丹麦着名语言文化学者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语言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的:“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是指英语通过建立与不断重构其在结构与文化上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从而确立与维持其在语言方面的主导性地位。”[2]他还全面总结了语言帝国主义的特征,即语言霸权,是让一种语言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从而造成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不平等、等级化乃至进行剥削的手段。在日本,由于英语热现象的突出存在,也曾经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批判与争论。其中,津田幸男指出,英语在世界范围构成的语言强势实际上是一种语言霸权,英语的传播已经成为“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3]。此外,国内许多学者也对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热现象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如林勇等指出,目前我国制定的第二语言(英语)的“超国民待遇”政策不仅使国家和社会一年要投入上千亿元的培训费用,更会由于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管理的误导而导致优秀人力资源的不当配置[4]。郭蔷从国际关系的视角透析了英语语言霸权从地理平台语言霸权到制度语言霸权,再到由于美英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软实力所导致的语言霸权的转变[5]。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英语语言霸权的形成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针对英语语言霸权的分析大多来自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而鲜有研究讨论它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与英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全球化的关联性,从而无法深刻揭示其内在本质。基于此,本文将从资本主义全球化视角出发对英语语言霸权现象进行探析。

  二、资本主义全球化历程与英语语言霸权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民族语言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域盛行过,如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等。之后,伴随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后崛起,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法语也曾先后获得了一定的霸权,但最终却都在大英帝国兴起后被英语语言霸权所取代或削弱,且英语的霸权地位直至现在仍然十分稳固和强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英语有别于其他语言而保持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呢?

  (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殖民扩张推动英语语言霸权的初步建立

  英国的殖民扩张始于16世纪迄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兴起,在此期间英国建立了横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的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是创造资本关系,即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6]。因此,资本家除了在英国国内通过残酷的“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将他们变为雇佣劳动者并积累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量原始资本之外,对外殖民扩张成为他们攫取他国财富进一步加速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从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到3次英荷战争和7年英法战争的胜利,英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让它迅速攫取了大量殖民地。之后,英国就在其殖民地展开了以英语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传播。这种传播分为两类:一方面,在诸如美国等移民型殖民地,由于其民众主要来自英国或欧洲陆地国家,所以其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也基本照搬了宗主国的原有制度,在他们使用的语言上毫无疑问也以英语为主,从而在这些区域基本实现了英语的传播;另一方面,在诸如印度等非移民型殖民地,英国则着力培植亲英代理人为其所用,因而采取了各种民族同化政策,如在公务员聘用上优先录用会说英语或接受过英语教育的当地人,由此导致了英语地位的迅速提升及广泛传播。1835年英属印度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马考莱在其备忘录中清晰地指出:“实行西方教育就是要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智能是英国式的。”[7]此外,为了达到其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不管是在移民型殖民地还是非移民型殖民地,英国还投入巨资兴建各种类型的学校及教会组织,通过教授知识与传播宗教信仰的方式来实现对殖民地居民思想上的同化和控制,从而进一步为英语的传播和全球化提供重要的土壤。

  可以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既是英国对外扩张的动力来源,同时也使得英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是语言文化垄断实力不断增强,英语逐步成为国际通用语,从而为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霸权地位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技术、信息与文化输出巩固了英语的霸权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阶段。此时,资本主义已经不满足于产品和投资输出,为了更好地进行基本矛盾输出,在全球范围内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开始了技术、信息与文化的对外输出。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改变了过去以殖民掠夺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模式,而是通过建立技术标准、出售技术设备、收取专利费以及通过信息和文化输出的方式来掠夺财富。例如,通过技术标准垄断,占领产业价值链的高地,可以获取丰厚的垄断利润。而信息和文化输出的目的是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他们加深对霸权国家的文化认同。但是,不管是技术输出还是信息与文化输出,都需要通过语言来作为基本表达要素,而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就成为这些输出形式的载体,巩固了英语既有的霸权地位。

  1.技术标准及专利语言

  美国以其经济霸权和世界科技革命中心地位为支撑,通过建立行业技术标准、收取专利费等,多方位深层次地剥削掠夺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在一半以上的主要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拥有行业标准制定权,进而在这些领域通过制定行业标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美国高通公司,它不生产手机,但拥有CDMA核心技术标准,中国的手机厂商每生产一部CDMA手机,都得先向高通交一笔费用。据华尔街市场研究机构Canaccord Genuity 2018年2月28日发布的评估报告,截至2017年第4季末全球智能手机利润份额占比中,智能手机行业领导者和标准制定者———苹果手机的利润份额占比竟然达到87%,三星手机占比约为10%,而所有的中国手机厂商加在一起,只赚到不足3%的利润[8]。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立刻激起了美国政府从国家层面的干预。这两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频繁利用其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高度依赖进口的关键核心部件进行禁售和贸易制裁,使众多中国企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例如,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在4月16日至7月12日制裁期间,美国商务部迫使中兴向美支付了14亿美元民事罚款。2019年5月16日美国又宣布将中国华为公司及其70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禁止华为从美国企业购买技术或配件,试图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遏制华为5G网络的应用。显而易见,美国政府的目的就是试图维持对技术标准的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此外,美国还通过专利或专有技术的垄断来获取巨额转让费和使用费,这在汽车、新能源、通信、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尤为突出。

  然而,在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对外输出中,我们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专利的研发都是以英语作为基本工具和表述载体。毫无疑问,由英美等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所掌控的技术标准及专利越多越强大,英语的应用范围就越广,由此导致非英语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不得不在英美掌控的技术标准下、在专利的使用中学习和使用英语,从而在技术标准、专利与英语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也就是说,英美等国借由对技术标准和专利的垄断提升了英语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英语语言霸权又使得其他非英语国家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的新技术研发与专利获取受到语言的限制。世界着名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在他的着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就曾指出,人类技术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9]。在工具使用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但当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时,文化就投降于技术。也就是说,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在技术垄断背景下,有可能成为技术的附属品。

  2.信息传递语言

  从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到1969年互联网雏形———阿帕网的出现,美国一直是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引领者,是公认的网络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包括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提供商微软公司(Microsoft)、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Intel)、服务器提供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数据库软件提供商甲骨文公司(ORACLE)、存储设备提供商易安信公司(EMC)、网络基础设备商思科(CISCO)以及全球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GOOGLE)都属于美国顶尖高科技公司,且几乎垄断了整个全球网络信息系统。因此,在计算机程序编写、网络传输协议、终端产品开发、主板设计、芯片生产等领域中,英语成为最基本的设计和传输语言。另外,英语还是互联网信息传递中的主导语言。从新闻网页、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到电子商务、网络视频、网络游戏,英语都是网络使用率最高的语言。白燕琴在《互联网与英语语言霸权语言地位的形成》一文中就指出:“互联网对英语的推动价值在于互联网将英语的全球普及与英语信息的使用纳入一个良性循环:平台用户越多,信息引用率越高;信息引用率越高,则平台越具有信息权威性,继而越有利于吸纳新信息;吸纳的信息越丰富、越权威,用户就会越多。其他所有语言若想追赶,几乎都需从零开始。”[10]因此,不管是网络信息技术还是网络世界的信息传递,都推动了英语霸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3.文化载体语言

  二战后建立起强大经济霸权的美国同时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主要渠道有三条:一是通过图书与影音作品等传播美式文化。以中国为例,在包括图书、影视音像制品等在内的引进市场中,美国长期居前。而好莱坞电影更成为美国的名片,从20世纪初就主导着世界电影市场。据美国电影协会的数据[11],2016年,美国影视产业在全球的出口额为165亿美元,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是贸易顺差,顺差总额高达122亿美元;从全球电影票房来看,在累计381亿美元的全球总票房中,美国好莱坞收入289亿,占比76%。看美剧、看好莱坞电影成为很多国家青少年的时尚选择。图书与影视作品的全球输出,使得英语作为其语言载体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二是麦当劳、可口可乐、沃尔玛等代表美国特色饮食与经营模式的跨国公司遍布全世界。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显示[12],美国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共上榜121家,零售巨头沃尔玛凭借5 144亿美元的营业额成为榜首,另外35家企业进入前100。这些美国跨国企业也不断影响着世界各地对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追求。美国品牌、美式生活成为时尚、品质的代名词。三是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主要由英美主导,从而控制了全球学术话语权。在这些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通常需要用英文写作,因此这些期刊的权威性成为提升英语语言霸权的又一重要工具。世界公认的四大顶尖科学学术期刊———《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细胞》(Cell)以及《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除《自然》由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行之外,其余3种皆来自美国。这些承载了各国最优秀的原始研究论文、综述、书评的顶尖杂志都是以英语作为语言载体。乌利希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学术期刊出版量约占世界总量的40%,而以英语作为单一语种出版的学术期刊数量却超过55%,说明有很多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学术期刊选择英语作为学术交流语言。可以说,英语几乎成为全世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的通用语言。

  综上所述,英语语言霸权的建立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英国的殖民统治到以美国为主导的技术、信息与文化输出及垄断,使英语的传播覆盖全世界,并将英语全球化推上了顶峰,造就了今天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最终也成为服务美国对外扩张的工具。

  三、英语语言霸权的实质

  (一)英语语言霸权是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的利器

  霸权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本意指个别大城邦对其他城邦的支配和控制。英文中的“霸权”(Hegemony),指的是一种不平衡的政治支配状态。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其着作《狱中札记》中首次赋予了这个词独特的政治思想涵义,即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意识形态优势。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斗争的胜利方就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乃至霸权。列宁也曾深刻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13]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即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软统治”或“软权利”的体现。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又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二战后伴随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两大对立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不但没有弱化,反而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采取诸如“郁金香革命”“玫瑰革命”等颜色革命方式,兜售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而“颜色革命”成功的关键正是西方国家的文化操纵,即通过传播各种文化符号改变人的政治文化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霸权优势。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毫无疑问正是实现这种“软统治”的不二之选。因此,英美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语言优势,将其“兜售”到全世界,让学习英语成为其他国家民众的必修课。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其他非英语国家的民众潜移默化地被西方价值观所浸染和蒙蔽。“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各种文化性的民间机构对市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控制,这些机构包括宗教、教堂、学校、报纸、出版社等;它们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与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融为一体。”[14]当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从一国扩展至全球范围后,作为国家之间民众沟通交流的国际通用语,英语恰恰具备了与普通社会成员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特征,且依靠上述诸如宗教等各国文化性民间机构的传播,从而使英语成为英美等国在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重要利器。

  因此,从本质上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英语语言霸权是西方在国际上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工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英语与技术标准、网络信息传递、文化交织在一起,更加强化了英语的霸权地位及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控制。另外,语言的霸权也提升了国际上技术霸权、信息霸权与文化霸权的势力,进一步扩展了英美等国在世界上整体的霸权地位。马克思指出:“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全球范围内英语语言霸权的建立,正冲击和毁灭着其他民族、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英美等国不断利用英语培植亲西方亲美的群体,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的文化、思想渗透,最终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英语语言霸权的根本特征之一。

  (二)英语语言霸权是英美等国获取霸权收益的工具

  在语言经济学看来,语言具有经济性,主要体现在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基本属性,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所以它通常包含了投资性、收益性等特点。但是,作为霸权语言的英语,则不仅具有一般语言的经济特征,还可凭借它的霸权优势获取经济收益,而这种收益的来源就在于语言的垄断商品化。英美等西方国家及其资产阶级也正是利用英语语言霸权优势获取了丰厚的经济收益。

  首先,语言的商品化使得“兜售”英语本身就可以获取直接语言收益。所谓商品化是指原本不属于买卖流通和通过货币实行交换的事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化或变异为可以进行买卖和货币等价交换的状态,其重要前提就是市场需求。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历程中英语成了国际通用语,使世界各国民众对英语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除了国际间基本的交流、交易需求之外,英语还能带给掌握这种语言的人额外的收益,如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预期收入等,因此人们对英语的需求越来越大,英语逐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英美等国通过“兜售”它们的母语就可以赚取丰厚的收益。这些收益主要包括:

  一是英语语言教育和培训收益。英语语言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语言培训市场,而这个市场被英美顶尖的教育与出版集团所垄断。全球最着名的十大教育集团培生教育(Pearson Education)、劳瑞特(Laureate)、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贝纳塞教育(Benesse Education)、卡普兰(Kaplan)、圣智学习(Cengage Learnings)、柯林斯大学(Corinthian Colleges)、霍顿·米夫林-哈考特(Houghton Mifflin Harcout)、麦格劳·希尔全球教育(Mc Graw-Hill Global Education)及新东方教育与科技公司(New Oriental Education&Technology)中,除劳瑞特、阿波罗、贝纳塞教育和柯林斯大学外,其他六大公司都是以英语语言培训及教材出版为主要业务。其中,排名第一的培生教育2018财年年报归属于普通股东净利润为5.88亿英镑,同比增长44.83%;营业收入高达41.29亿英镑[16]。在中国,包括朗文少儿英语、华尔街英语、戴尔国际英语、上海乐宁教育以及环球雅思等都属于培生教育旗下品牌。另外一家以英语国际教育闻名的卡普兰公司(Kaplan)年收益高达30亿美元,在全球6个国家开设近40所Kaplan国际英语学校。它们除了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直接提供语言培训之外,还与各国国内的英语培训机构合作来共同获取英语语言教育和培训的收益。如霍顿·米夫林·哈考特与北京瑞沃迪国际教育合作成立的“Rise瑞思学科英语”、卡普兰与上海ACE教育公司(上海楷博)的合作等。

  二是英语水平测试收益。基于英语语言霸权优势,英美等国将英语推进为美、英、澳、加等国的顶尖大学的必备语言。在此基础上,它们专门设立相关教育考试中心推出雅思、托福等考试科目,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巨大的英语测试市场。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共有2 300多所院校规定,凡是外国学生申请到该校入学学习的,必须提供托福(T0FFL)或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经企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中的某一项或两项标准化考试证明。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都充分认同托福成绩的效力,因为它已成为反映学生英语水平的主要指标。除此之外,在公司招聘、国际组织职员能力测试等领域,托福成绩也备受推崇。另外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测试即由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外语考试部、英国文化协会及澳大利亚教育开发署共同管理的雅思考试(IELTS)。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所有院校以及3 000所美国院校和机构,都承认该测试的效力。基于此,仅全球每年报名托福或雅思考试的报名费就给这两大考试机构带来了巨额收益。测试费用通常包括考试费、逾期报名附加费、转考费等多项费用,且各国的收费标准不一。伴随英语语言霸权地位的逐步提升,测试费一直水涨船高。以在中国的测试费为例,从1981年底引进托福考试至今,报名费从最初的19美元增至2006年实行网考的140美元(折合人民币1 160元),再迅速涨至2019年的281美元(折合人民币1 985元),且平均每年涨价一次,中国学生考试人数从最初的732人次剧增至现在每年超20万人。而据教育部考试中心IELTS考试报名网消息,雅思考试费用2020年调整为2 170元;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费用调整为2 220元。相比去年,分别上涨了150元、50元[17]。2018年全球雅思报名人数更是首次突破了350万,其中中国考试人数超过60万[18]。这些权威英语测试为英国和美国的考试机构带来了巨额收益。正如英国委员会主任所说的:“英国真正的黑金不是北海石油,而是英语语言。”[19]

  其次,“兜售”与英语有关的图书、影音制品及吸引外国学生到英美等国留学以获得巨额间接收益。

  一是与英语培训及测试有关的图书、影音制品的销售收入与版权收益。在中国市场上,包括培生、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卡普兰在内的知名英语教育机构与国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东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出版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大量英语教学书籍。伴随英语学习热潮的不断攀升及中国英语语言培训与图书出版市场的扩张,这些教育巨头也从中国获取了巨额图书出版收益。如培生教育下属朗文出版公司20世纪70年代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合作先后出版了《核心英语》《Follow me(跟我学)》《走遍美国》《新概念英语》等经典学习教材以及朗文系列英语词典,将其英语教育资源输入到中国国内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大众培训机构,几乎成为所有中国学生的必读英文读物。此外,托福、雅思等英语语言测试的火爆使得以提高英语测试水平为目的的教材、书籍与影音制品格外受到欢迎。例如,在英语测试资料中,销售量排名第一的是官方指南(Official Guide)。其中,托福官方指南由美国ETS授权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Mc Graw-Hill Education)出版,该指南以提供备考资料与指导(包括题型分析、模拟样题、备考策略、计分体制、写作题库等)为主,从2005年新托福(托福网考)以来至今已更新至第五版,价格不断上涨。而且,美国ETS通常将其版权出售给多个非英语国家的语言培训机构或出版公司以出版、销售该指南或其双语版本,从而赚取了巨额版权转让收益。除了书籍,各种学习英语的影音资料以及原版英文电影、电视剧也广受欢迎,被高价售卖或获得高额版权收益。

  二是英美等国本土语言学校及其他各类学校赚取外国留学生大量学费及其他附加费用。毋庸置疑,英美等国已经成为外国留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区域。虽然留学生的学习层次和领域各不相同,有的是从语言学校学起,有的是直接攻读大学和研究生,但是在英美等国留学很显然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语言优势、教育优势等。每个留学生在留学期间都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费等基本费用。甚至家庭为了孩子的学习,会采取家人陪读或举家搬迁的方式予以支持,从而为这些留学目的国带来了大量收入。据凤凰网报道,2019年北美TOP 50大学学费普遍上涨,平均学费高达每年49 169美元,4年总费用接近20万美元,其中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费最高,达到每年59 430美元[20]。而其他附加费用,如住宿、饮食、书籍文具、交通以及综合医疗保险等费用,虽然各在不同区域且差异也较大,但是在美国平均每个学生每年的支出约1万美元。

  综上所述,英语语言霸权既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来争夺和扩展其全球文化领导权,以加强其“软统治”从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利器,同时也因为其语言霸权优势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这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历程中,英美等国通过殖民地扩张以及战后技术、信息及文化输出构筑英语语言霸权优势的根本目的所在。

  四、结论与对策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它一旦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全球化过程相结合,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就形成了一种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语言霸权。它在形式上是英美等国有意采取语言扩张战略,通过语言与文化的交织捆绑,将其输出到殖民地及全世界的结果。这种英语语言霸权的建立既来源于又服务于资本不断扩张的本性。从本质上看,伴随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殖民地的纷纷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原来通过战争、暴力等手段进行掠夺的方式有所削弱。相反,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新的斗争场所。英语语言霸权的形成与强化就成为英美等国传播西方价值观、构建全球文化领导权的工具。同时,正如文中所述,英语语言霸权与英美等国的全球教育集团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英语教育和培训、英语测试、图书和影音资料销售与版权出让等方式,疯狂聚敛财富,成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借机获利、实现“剥夺式积累”的重要手段。这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英语语言霸权现象的根本特征。

  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这一特殊现象,一方面我们应当继续加强从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充分解析它的本质、未来发展趋向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另一方面,也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紧迫性出发,充分构建应对英语语言霸权及其所捆绑的文化霸权“软统治”或“软权力”的具体策略,加快我国国家语言战略的规划与实践,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争取主动权,借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社会主义在文化领导权上的胜利。具体对策如下:

  第一,我们应理性看待并反思过去在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对英语过度崇拜乃至迷信的状况。在语言教育上采取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模式,防止过度将英语作为升学考试、职称晋升等领域的学习科目,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在更加努力地学习和传播汉语文化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多种“关键语言”教育计划,鼓励国民学习和使用多国或多民族语言及其文化。

  第二,资本主义全球化裹挟了语言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化,其核心目的是提高英美等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左右世界文化与意识形态导向,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知,要时刻警惕各种形式的语言和文化侵略。基于此,我们要采取措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从而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及国际话语权,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实现新型全球化的中国“引领”。

  第三,努力打破英美等国在技术标准、网络信息传递以及文化产品上的垄断,切实改变英语语言霸权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长久以来英美等国在这些领域的垄断地位,由于以英语为载体语言,造成了英语霸权地位的稳固发展。因此,在科技领域,我们应当加大科研投入,鼓励科技创新,抢占技术标准制定的优先权,打破技术标准载体语言的垄断。在网络信息传递领域中,我们既要采取“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策略,开辟新的信息传递技术或平台,同时也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和控制,防止有害信息和观念的输入,净化网络环境。在文化领域,要积极鼓励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突破诸如美国“迪士尼”动画电影在文化市场的垄断,打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元素,阻止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和文化的渗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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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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