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年龄在 16 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以往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许多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安徽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有着众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据有关部门抽样统计，安徽省常年从农村流出到县域以外城镇务工的所谓农民工有一千万左右，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超过 60%.本研究通过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获取这一群体心理健康的现实资料，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为减少农民工心理问题甚至自杀的发生率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的选取及其一般情况 按安徽省地理分布，在皖北、皖中、皖南、皖西四个地区，通过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2012 年春节返乡的 16 ~30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842 份，回收842 份，有效问卷788,有效率93. 6% .
1. 2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调查员为本研究者所在学校的学生，通过招募的方式选取，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填表前，调查员向农民工说明本调查的目的与意义，以消除其顾虑，并给予统一指导语。然后由农民工匿名填写问卷，当场收回。调查工具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SCL-90 分为 9 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评分采用 1 ~ 5 分 5 个等级，得分越高表示其心理问题越严重。量表筛选阳性的标准为总分超过 160 分或任一因子分超过 2 分。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及 u 检验。
2 结果
2. 1 安徽省春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基本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39. 8%（ 314/788） ,各因子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强迫症状39. 6%、敌对30. 7%、人际关系敏感30. 5%、焦虑25. 4% 、抑郁 24. 6% 、偏执 24. 4% 、恐怖 22. 8% 、躯体化 20. 8%及精神病性 18. 5%.其中中度以上心理问题（ 即 SCL-90 任一因子≥3 分） 者 122 人（ 15.5%） .
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症状自评量表的9 个因子和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P <0.01） （ 见表1） .
2. 2 安徽省春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2. 2. 1 不同性别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SCL-90 总分及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因子分均高于男性（ P <0. 05 ~ P <0. 01） （ 见表 2） .
2. 2. 2 不同婚姻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 SCL-90 总分及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分均低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 P < 0. 05 ~ P <0. 01） （ 见表 3） .
2 . 2. 3 不同文化程度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躯体化、敌对及恐怖因子分均高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P <0. 05 ~ P <0. 01） （ 见表 4） .
2. 2. 4 不同年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不同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 P <0. 01） .其中 16 ~20 岁组与 21 ~25 岁组在总分及 9 个因子分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P < 0. 01） ; 16 ~ 20 岁组与26 ~ 30 岁组除了躯体化因子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外，2 组 SCL-90 总分及其他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21 ~ 25 岁组与 26 ~30 岁组 SCL-90 总分和各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 见表 5） .
2. 2. 5 不同月收入者心理健康比较 不同月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因子分和抑郁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 01 和 P < 0. 05） .其中，月收入 3 000 元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因子分及抑郁因子分均较月收入 3 000 元以下的降低（ P <0. 05 ~ P < 0. 01） （ 见表 6） .
3 讨论
安徽省春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较高，达到 39. 8%,其中有中度以上心理问题者 15. 5%.SCL-90 得分较高的因子分布在强迫39. 6% 、敌对 30. 7% 、人际关系敏感 30. 5% 、焦虑25. 4% 及抑郁 24. 6% ,说明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且强迫症状、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及抑郁问题比较突出。与中国成人常模进行比较，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平均水平，这与贾凤琴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张复俊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受尊重，心理体验敏感，他们更注重的是人格的尊重和机会上的平等，渴望得到理解和支持。但事实上，其农民身份及较差的工作环境和较低的收入又使他们产生了失落、自卑等心理表现，他们想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却又难以完全融入，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从而产生心理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各种心理问题。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中，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性，女性SCL-90 总分及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因子分均高于男性（ P < 0. 05 ~ P < 0. 01） ,这与张慧琴对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一致，与闫凤武对齐齐哈尔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相近。女性农民工以其生理与心理上的特殊性，加上就业选择面较窄及社会上对就业的性别歧视，可能造成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和收入较低，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不理想，缺乏有效的放松身心的方式和方法等，以致她们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黄小妹等对深圳市 1 390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调查也发现，女性心理压力明显高于男性。说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更应该受到重视。
婚姻对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来说可能是一个保护因素。蒋善等在对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发现，已婚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非常显著好于未婚者也显著好于离异者，主要表现在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及偏执因子上； 并且已婚农民工在各症状上的平均值都处于低水平。张慧琴的研究也发现在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敌对、偏执 5 个因子的得分上，已婚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均明显低于未婚和丧偶的，未婚与离婚/丧偶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通过对已婚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发现，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分的平均值都处于低水平，但各因子中焦虑、恐怖与精神病性因子分均低于未婚者（ P <0. 05 ~ P <0. 01） ,这与蒋善和张慧琴的研究有差别，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年龄层次不同有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正处于新婚或新婚不久，婚姻的保护作用属于刚起步阶段，再加上婚后育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初为人父人母，生活及育儿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些无疑会降低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但本研究仍证实了婚姻对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焦虑、恐怖及精神病性症状的出现具有一定作用，这可能与婚后来自伴侣的心理支持以及人际交往面相对增宽、收入相对增加有关，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好转。
不同文化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在躯体化、敌对和恐怖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 P < 0. 01） ,文化水平较高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文化水平较低者。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症状上的平均值都处于低水平，与贾凤芹等的研究相近。文化程度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相对较窄，收入相对较低，工作环境相对较差，工作时间相对较长，他们受歧视的概率也较大等都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文化程度低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出现躯体化、敌对及恐怖等心理问题。
本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与 16 ~20 岁组比较，21 ~25 岁组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较低（ P < 0. 05 ~P < 0. 01） ,21 ~ 25 岁组偏执因子分高于 16 ~ 20 岁组（ P <0. 01） .16 ~20 岁组与 26 ~30 岁组比较，除躯体化因子分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外，SCL-90总分及其余各因子分均较高（ P <0. 01） .21 ~25 岁组与 26 ~30 岁组 SCL-90 总分和各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说明年龄较轻者心理适应能力较低，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其中 20 岁以下年龄组得分最高的前三位因子为： 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及敌对因子。这可能与 20 岁以下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身心还不成熟有关，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面对压力的方式。另外，本研究中，21 ~25 岁组偏执因子分高于其他 2 组，具体原因不明，可能与这一年龄段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较大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中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又有下降趋势，表现在 SCL-90 总分及大部分因子在 26 ~30 岁年龄组中略高于 21 ~ 25 岁年龄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本研究中，月收入 3 000 元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月收入低于 3 000 元者人际关系和抑郁因子分均降低（ P <0. 05 ~ P <0. 01） .说明收入越高，人际关系问题和抑郁问题越少。与蒋善等的研究不同。蒋善等研究认为重庆市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焦虑水平存在非常显著差异。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年龄层次不同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出生环境比父辈要好很多，他们又成长在经济社会中，因此金钱观和价值观与父辈有很大不同。收入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以及更愿意和朋友交往，他们的倾诉机会也相对较多，心理压力更容易疏泄出来，因此心理相对更健康。
本研究结果与刘衔华对春节返乡农民工心理健康调查的结论有很大差异，刘衔华认为性别、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打工时间对春节返乡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而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影响，这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一是取样的范围不同，本研究取样仅限安徽省，样本更集中； 二是年龄层次不同，本研究仅限 16 ~30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三是样本数不同，本研究的样本数更大。当然造成不同结论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