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科学，由于疾病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人类对医学认知的有限性和医学技术的局限性，使得医疗职业较其他职业具有更高的风险。医患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在医疗过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一切医疗活动的基础。本文探讨了医患双方对医疗职业风险的认知情况，并分析其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１对象与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通过自制调查问卷，对湖北省荆州市各级医院医患双方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向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及实习医学生等）发放调查问卷１６８份，向患者（包括患者及其亲友）发放调查问卷１７０份，最终医、患双方有效问卷分别为１６０份、１５７份，有效率分别为９５．２４％、９２．３５％。对收集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显着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
２结果
２．１基本情况
有效调查对象中，医方人员１６０人，其中男性６３人，女性９７人，年龄多在２１～５０岁之间；其中，医师占４０．６％，护士占２８．１％，医学生占２８．１％，其他医疗相关人员占３．１％；学历方面，１５．０％硕士及以上，６３．７％大学本科，１５．６％大专，１．９％高中及中专，２．５％初中，１．３％小学；家庭来源方面，４３．１％城市，２２．５％城镇，３４．４％农村。患方人员共１５７人，其中男性９２人，女性６５人，年龄多在２１～６０岁之间；职业方面，９．６％教师，５．１％公务员，２．５％律师，１１．５％工人，１９．７％农民，１０．８％无业，４０．８％其他职业；学历方面，６．４％硕士及以上，１３．４％大学本科，１０．２％大专，２５．５％高中及中专，２７．４％初中，１７．２％小学；家庭来源方面，３８．２％城市，２９．９％城镇，３１．８％农村。
２．１对看病过程中各种费用问题的认知情况
调查分析发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医患双方中一致认为目前的看病难、看病贵形势为“严峻”的 均 占７１．３％，而 医 方 中 分 别 有４９．０％、１８．１％，患方中分别有２１．０％、２９．９％认为医疗费用高、候诊时间长是看病难的重要原因。可见，患方认为看病难主要体现在候诊时间长，其次是费用太高。医患双方对看病难问题的认知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而在费用高的问题上，医患双方均一致认为，药价和检查费过高是医疗费用高的主要原因，但究其首要原因，医方（３０．０％）更倾向于检查费，而患方（４４．６％）则认为是药价。
２者在费用高问题的认知上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具体的各种医疗费用问题上，医患双方中分别有５８．１％、７８．３％的人认为“药价水平高”。在挂号费上，医患双方中分别有６４．４％、６３．１％的人认为“可以接受”；在诊疗费上，医患双方中分别有５８．８％、４８．４％的人认为“可以接受”；但患方中认为挂号费、诊疗费“高”的多于医方。在住院费上，医方中５０．０％的人认为“可以接受”，４２．５％的人认为“高”，而患方中有６３．１％认为“高”，３３．８％认为“可以接受”。医患双方在对具体各种医疗费用认知上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对医方生活工作状况的认知情况
本调查显示，在对医方生活方面，医方认为“报酬低于付出”的比重最高（５５．７％），生活状态“一般”（３５．０％）；而患方认为医方的“报酬高于付出”的比重最高（６６．７％），生活状态“良好”（４９．０％）。且从总体上看，医方普遍认为待遇低于付出，生活状态不尽如人意，而患方则多持相反看法。医方中有６１．９％的人认为“医生工作量大”，患方中只有３１．２％这样认为。医患双方在对医方待遇、医方生活状态及医生工作问题的认知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对诊治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认知情况
在对就医选择上，医方中的４７．５％、患方中的４７．１％的人虽都认为医术高超是他们的首选，但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在对治疗方案的选择问题上，医患双方中持“主要由医生决定”态度的比重最多，分别为６８．１％、４１．４％，其次为“主要由患方自己决定”的分别占２１．９％、４０．１％。
在对看病过程中进行录音录像的态度上，医方和患方则表现出相反的看法，６５．０％的医方认为这会加剧医患关系紧张，而４１．４％的患方则认为这很正常，是患者以防万一进行的取证，不应大惊小怪。
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上，医患双方持“不赞同，最终受损的是患者”态度的比重最高，分别为６３．７％、４８．４％，患方中持“赞同，可以保护患者利益”比重占第２位，为３８．２％，医方中则只有１２．５％持“赞同，可以保护患者利益”意见。
在对媒体报道医疗事件可信度的问题上，医方认为 “不太可信”占比重最大，为４５．０％，其次“一般”占２６．９％；而患方认为“比较可信”占３６．９％，其次“一般”占３８．９％。
在对医疗事件仲裁公正性认知方面，患方认为“比较有信心”的比重高于医方所认知的。医患双方在对上述问题的认知上普遍存在统计学差异。
２．４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情况
在对医患关系满意度和状况方面，医方相对患方而言表现得较为悲观，对医患关系的不满意度占４８．４％，而患方的为２５．５％，双方的认知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双方在对医患关系认知度的判断依据方面，二者多以“自身感受”、“亲朋相传”为判断依据，但也表现出了认知的差异性（Ｐ＜０．０５）；对 医 患 关 系 前 景 的 看 法 上，医 方 中４０．０％忧喜参半、２９．４％比较悲观、１６．３％比较乐观、１０．５％很悲观、３．８％非常乐观，而患方中则为３７．６％比较乐观、３５．７％忧喜参半、１７．８％比较悲观、５．７％非常乐观、３．２％很悲观，双方对医患关系前景认知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讨论及建议
３．１医患双方对医疗职业风险的认知差异及医疗卫生体制
弊端是目前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内因医患认知差异是指医方与患方在医疗实践中对同一事实和现象认知的差异、矛盾与对立，包括对健康的观念、对疾病的认识、对痛苦的感知、对医术的期待、对死亡的态度等各个方面之间的不协调和差异［１］。在诊疗过程中，由于医患双方专业分工、专业知识背景、医疗信息的拥有及各自权益的不同，从而对医患关系的理解和态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医疗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就会出现分歧［２－３］。本调查结果发现，医患双方在对医疗相关问题的认知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目前医患关系仍有诸多不融洽之处，究其原因：从医方角度来看，一是医方对自己的待遇及生活状况方面不太满意，本调查发现，医方中有６１．９％的人认为“医生工作量大”。自改革开放以来，医院进入市场化轨道，成为差额补贴单位，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增加医方工作量，减少投资，使得医方承受较大的压力，也由此出现了以药养医的局面。较大的工作量及对工作状态的不满意，造成了医方对患方服务质量的分散，从而使医患关系紧张。二是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也同样如此，在保护患者利益的同时，也会无形增加医方心理压力，使医方变得特别谨慎，在对某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非常确切时，有时为维护自身利益，为排除医学疾病的复杂性、不可预知性，不得不通过增加相关检查、使用广谱强效药等措施为自己举证，以备突如其来的医疗诉讼。
从患方角度来看，一是一些患者及其家属因对医疗工作的科学性、高风险性、复杂多变性等缺乏了解，而导致对医疗的期望值过高，一旦预期诊疗结果不满意，就多对医方持怀疑态度，医患矛盾也就悄然产生；二是患者维权意识增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更高，一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就会提出维权主张，导致医患纠纷的发生；三是当患方认为利益受损时，往往不会通过法律法规等措施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医闹”等不正规手段来获得补偿，这样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从社会角度来看，虽然公立医院医改政策仍在推进，但进展不大，医疗卫生投入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社会媒体误导、医闹横行等问题仍是目前医患关系不融洽的重要原因［４］。比如，患方认为“候诊时间长”是看病难的首要原因（２９．９％），其次是“费用太高”（２１．０％）。在门诊看病过程中，患方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各种排队等候之中，使本来就身体不适、心情焦急的患方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也随时可能产生。就医流程的复杂，实质上是医疗措施、医疗体制的不完整性。其次是由于媒体作用，近年来，媒体舆论对医疗行业的评价日趋严苛，如有调查发现个别医生收受红包的现象，媒体就会夸大报道，这无形中给整个医生群体罩上阴影，有时甚至歪曲了医疗事件事实，这严重影响了广大医务人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挫伤了医务人员的自尊和积极性，使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５］。
不同的认知决定不同的心理，从而产生行为差异，所以上述医患双方认知的差异，无形之中会成为医患之间顺畅交流的障碍。故而医患双方对医疗职业风险的认知差异和医疗体制问题，成为目前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内因。
３．２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
３．２．１从社会方面
应减少医疗纠纷，构建和谐融洽的医疗环境。首先，需要医患双方以及整个社会人群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及其危害，并共同致力于缩小医患之间的差异。其次，医患双方均一致认为，药价过高和检查费过高是医疗费用高的主要原因，但究其首要原因，医方（３０．０％）更倾向于检查费，而患方（４４．６％）则认为是药价。政府应落实各项医疗政策与法规，降低药价水平，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保证医务人员的合理待遇，使公立医院从追求经济利益逐步转移到依靠技术劳动获得收入的轨道上来。最后，必须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保证信息的公开，保证新闻媒体舆论的公正性，以发挥积极作用。
３．２．２从医患双方角度
现今医院的大型义诊、患者的医闹事件、社区卫生宣教活动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类民营专科医院，这些在医学模式发展过程中萌发的新生事物，其本质都是医患互动的具体体现［６］。医患之间缺乏交流会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因此在医疗过程中双方应多换位思考，争取互相理解和配合。从医方方面来说，首先要做到关注患者的心理，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医方在诊疗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患者的生理问题，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７］，这样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好更人性化的服务；其次，本调查发现，医方中的４７．５％、患方中的４７．１％都认为“医术高超”是他们选择就诊医院的首选意愿，所以医方应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认知和判断能力，使双方均充满信心。从患方方面来说，患方也要正确看待和理解医疗行为的特殊性，理解医方在医疗过程中提供的是一项复杂且具高风险的服务。
医患关系是一种复杂且特殊的社会关系，只有使医患双方的认知程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能在更深层次水平上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才能使人类的医疗卫生事业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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