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史就是哲学"视阈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型形态
我国学者对"该如何理解西方哲学"这个根本性问题的永恒追问，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走向"中国化"的根本动力。如同我们所熟知的在西方哲学内部永流着的形而上学之"血液",始终助养着西方哲学的自我更新。西方哲学在中国作为一种中国式发展，呈现出与西方哲学内在发展逻辑相同的特点。从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大地之始，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新鲜思想和文化便不断地经受着中国人的辨识、接受、认同、融通，中国人以何种致思方向进行研究，也就是如何对西方哲学进行描述决定了西方哲学以何种面貌得以展现。这种"形而上学"致思的外形就是西方哲学最初在中国呈现的形态，也就是在描述西方哲学自身特质下发展的"传统知识型"的西方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曾提出了一个着名的命题":哲学是理性的知识，它的发展史本身应当是合理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
"[1]13哲学史"不可能是偶然事实堆砌的历史，而是那个唯一真理借助这些事实不断自我显现的历史，也是哲学自我发展的历史"[2].在"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视阈下生动地展现了西方哲学在中国最初呈现的基本形态。五、六十年代西方哲学经历了建国之前新文化运动的引进高潮逐步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基础理论建设；西方哲学的发展在需求决定选择的指引下，大量的开始倾斜于唯物史观开掘的马克思主义视野，表达了中国哲学研究在哲学史的自我理解中的最初形态。1954年底到1955年3月，以北京为首的一批学者就哲学方面开展了8次讨论会，主题都是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仅1955、1956两年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就曾刊登过针对实用主义及中国实用主义的倡导先锋胡适思想的批判类文章多达13篇，实用主义这一长期占据中国文化核心的西方思潮遭到批判意味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发生了转型，这种转型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由于前苏联模式哲学发展的知识型建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判断。
西方哲学的最初中国化深受时代需求的影响，表现为建国初期对西方哲学研究注重知识型传授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苏联哲学由于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优势突出，成为了中国最初研究西方哲学的范本，特别是在日丹诺夫就亚历山大洛夫写着的《欧洲哲学史》进行批判之后，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历史的演化路径成为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重要选择。如1957年洪谦编写的《哲学史简编》清晰可见这种知识框架的印记。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为线索的《哲学史简编》充分地以一种易于被当时中国人所接受的描述方式展开了西方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以前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的整体梳理。
明显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划分界限的西方哲学史最早的中国版本展现的即是西方哲学中国化最初知识形态的基本特质，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纲的西方哲学知识论传播。无可厚非，哲学的发展正如其内在逻辑展现的那样，总是经历着从不断描述到不断修正的上升过程。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哲学的属性，"形而上学往往是修正的，而很少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修正的形而上学则关心产生一种更好的结构"[3]1.至于建国初期中国人面对的西方哲学，用经典的苏联哲学研究方式开展西方哲学研究是哲学内容发展的外部事实，同时也体现了哲学发展在中国这个特殊境遇之内的内在合理逻辑。因为经历了文化变革的几十年，由欧洲进来的西方哲学往往生动但未必有效，比如实用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直到现实世界中发生了理论指导现实的革命之胜利才又一次唤醒了中国人对于生动文化的实践意义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些都无疑说明了以哲学史的描述方式表达哲学自身逻辑与内涵是西方哲学中国化最初的现实路径。
但是还需要看到，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哲学的最初阶段，以"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意义理解西方哲学，已经开始注意到强调"哲学"是"哲学史"内在的根据，即认为哲学的内在精神是哲学史的源头活水，又是哲学史一以贯之亘古演变的逻各斯。在这样的思想表达之下，中国学者认为对西方哲学史上各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代表观点等"哲学"材料的占有是打开这一途径的金钥匙，这也成为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知识型形态形成的另一层原因。因此，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哲学史以及西方哲学的诸多资料性材料显现出了极大的热忱。
1960年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组织编辑出版了《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共18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组织汇集编写了《西方古典哲学原着选辑》，按照西方哲学史内在发展逻辑的顺序进行编辑，即古希腊罗马哲学、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哲学、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18-19世纪俄国哲学，基本上囊括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所需的典型的、重要的原着资料。可见在中国早期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呈现了一种以知识认识为表现方式，以哲学史内部化生哲学、把握哲学为理念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实质上，这种理论形态诉说的就是"哲学史就是哲学"这种基于本体论进行描述的研究方式。因此，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内，在"哲学史就是哲学"的研究方式指导下，很多类似"考古"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相继展开，"人物"、"典籍"、"文本"等考据工作取得了诸多进展，在知识性引介方面达到了科学和客观",确切、简洁、清通可读"[4]304,易于理解、便于掌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当时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称为"传统知识型".
但是，时至今日再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段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不难发现，这种将"哲学史"仅仅看作是大量"哲学"材料的罗列和堆砌的思维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将哲学等同为科学，以一种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哲学，剥离掉了哲学关怀人的本质属性和辩证法这一哲学活的灵魂，仅仅留下了被简单化、抽象化和绝对化之后的一堆静止的"历史事实",变成了某种"科学""知识"的"历史".因此，虽然彼时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已被引介入国内，但只能说当时我国学者对其还只是了解、认识，尚未能够领会和掌握其时代精神和思想方法，仍然以一种旧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哲学。
二、"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展开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文化比较型形态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必然会经历如同西方哲学内部发生的修正的形而上学认识阶段，这一阶段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可以称之为以"文化比较型"的新理论形态修正"知识型"的传统理论形态。
而实际上，这种"修正"与思想领域中现实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强调要恢复和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试图从根源上用辩证思维去破解知性思维的毒害。以辩证思维看待西方哲学史，少些"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终极的真理'",多些以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塑造西方哲学研究的特色成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逐渐开始接受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表达的观点："哲学史，因此：简单的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5]399以"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为原则研究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体现为人类认识有规律的历史发展。认识的背后是主体的觉解和思想的植入，"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研究原则是对主体思想的肯定，那么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开始肯定研究者对哲学史的解读。
可以说改革开放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契机，经历了几代人的曲折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了研究的主体意识，也就是以自我认识描述哲学的重要方式，比如在康德哲学研究方面，1979年以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为标志，康德哲学的中国研究进入了一种自觉认识的阶段，李泽厚在书中指出":为批判而批判是没有意义的，回顾哲学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应该注意活的康德（康德在哲学史上，特别在现代的影响），而不要沉溺在死的康德（康德学的大量文献）中。"[6]49康德哲学在新时期的研究中已经开始呈现出打破以往为批判而批判进行的政治布道，转而沿着批判的批判进行的现实生活与科学发展的重要联姻的思考方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西方哲学经历了一种"中国化"的转向，这次转变如同发生在西方哲学自身发展内部的由本体论形而上学向近代认识论形而上学转向，这种"'认识论转向'是从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省而追求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独断，转向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反思"[7]1.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存在这种从以往抛开对人类思维能力发展水平的考察而单纯追求西方哲学知识的客观性，转向对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史觉醒的内在逻辑。
比如在黑格尔哲学研究方面，以往注重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辅助研究，也在越来越深入地以主体认识的视角解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开放出新的局面。1985年王树人写作《思辨哲学新探---关于黑格尔体系的研究》一书，表达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思考的新方向。此外，王树人先生还研究了《精神现象学》中的美学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开启了国内对黑格尔美学的探讨的可能路径。还有许多学者拓宽了研究视野，从不同的层面和立意诠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比如赵林所着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具有填补我国黑格尔研究空白的重要意义；梁志学编着的《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专着；张世英先生撰写的《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也具有典型性的代表了一代学者潜心钻研学问的学术精神和自由有度的理性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