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在国外又被叫做存在主义哲学、生存哲学等,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一般认为克尔凯廓尔(Kierkegaard)、尼采(Nietzsche)和胡塞尔(Husserl)是存在主义的先驱,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雅斯贝尔斯(aspers)则是存在哲学的创 始 人 ,此 后 的 马 塞 尔(Marcel)、梅 洛 - 庞 蒂(Merleau-Ponty)、卡缪(Camus)、萨特(Sartre)和高兹(Gorz)等对于存在主义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①.国内哲学界则认为生存论哲学是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系统的理论反思后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人们通常把存在主义哲学称作"危机哲学",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中那种使人感到集体归于瓦解,只有求助于个人自身的社会危机"所做出的哲学应对,反映了西方社会全面危机时期人们心理上的紊乱以及人们对新的出路的寻求[1].因此,哲学生存论关注的重点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体现了对"人的生存性发展"的哲学自觉[2].正是由于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发展极限,使得人们在生存与发展这两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严峻威胁与挑战,这就要求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自觉地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事实与人生的价值意义的统一"中考察人的生存问题[3].一般认为,现代生存论可以看作是对近代主客二分、人与世界彼此外在的认识论哲学的扬弃,它使人重返"世界之中","通过在具体生存境遇中的生命意识、生存感受来抉发生存意义,实现本真生存",始终"维系于人的生存的生命向度,以人的生存的自我创生、自我确证、自我理解为其理论坐标和视界."[4]
尽管作为一种活动方式的旅游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的旅游则产生于近代.对于旅游本质和内涵的探讨,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视角已经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时至今日对"旅游是什么"依然有一种"可以意会、难睹全貌",似乎很熟悉,却又"说不清楚"的窘境[5].我们认为对于旅游的理解,很有必要从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的层面上来把握.因此,我们需要返回到人(包括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自身的生存事实上,将旅游现象纳入哲学生存论的视域来做一番全景式的观照.
一、生存、人性与旅游
(一)存在与生存
存在是西方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始基、本原,是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根,也是从古到今人们终极的认识对象和价值追求的对象.然而,海德格尔却在《存在与时间》开篇就说存在这一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6]他认为自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的西方哲学家都没有正确理解存在,以至于被误用了2500年之久--错误就在于混淆了存在和存在者.据海德格尔考证存在是动词,表示事物自我显现的"在"起来的过程,而存在者是名词,表示实体事物的名称.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状态都必须存在于事物的自我显示的"在"起来的过程中.因此,相较于存在者、存在更为基本和原始.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Hegel)等哲学巨人都是在存在者的意义上讨论存在问题,尽管也从某一角度揭示了存在的意义,却忽视了关于存在的最根本或最本己的方面--对于存在意义的追问.要追问存在的意义必须有追问的能力,只有有意识的人才能担当起追问存在意义的重任,因此海德格尔把人规定为切入存在的入口.
生存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用于表述作为追问存在意义、领会存在的人的存在,此处的人被他称为此在(dasein),而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生存"(existenz).海德尔格认为一切存在者均有其存在,只有此在才关心其他存在者的存在,才可能成为存在问题的提出者、追问者和存在意义的揭示者.此在这种存在者具有两个重要特性:其一就是此在"这种存在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6]--其他存在者的本质已经存在着,而此在的本质则要靠自己的生存过程去产生出来,因此也可以说"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6];其二就是此在"这个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6],也即"向来我属"的性质--也就是说,此在不同于其他存在者,它不是作为类属的存在,而是作为个人的存在,从总体上讲,此在就是这里那里生存着的个人.与传统从事实性出发定义人不同,海德尔格从可能性出发,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它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去是的那个存在",或者说它要超出自己趋向存在、去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将此在从本质上规定为"超越"--超越就是在世界中存在[7].对于人来说,超越总是指向未来的,因此人总是向着未来而去存在.人的生存总是有所领悟的,生存领悟告诉我们,这个未来的目标相对于现存状态,总是趋向于更好的生存状态.因此,人的生存筹划,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就表现为谋求更好生存,这种为了更好生存的谋求也就是对存在者存在的追问的逻辑起点和主要内容之一.生存论的谋求总是"我"的谋求,是立足于个体的存在现实和个体对未来的生存领悟的那种谋求.因此,谋求更好生存总是指向未来的和向来我属的,人正是在对未来的更好生存的谋求之中,展开自己的人生,也正是在这个谋求更好生存的过程中自我显现出其本质.生存论的谋求就是为了未来的更好生存,烦忙于与物打交道,烦神于与人打交道.人作为"是其所不是"的存在,恰好是由于人谋求更好生存的生存论特征所决定.
(二)人性与人生
在生存论看来,人的存在就是他的生存,人之为人的本性就是在"去存在"的过程中形成的.从逻辑上讲,人要先去生存才会在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人的本性,但是人的本性一旦形成,就会反作用于人的生存,使人更为自觉的去生存.人性(humannature)最一般的讲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是人类倾向于具有的一组内在的区别性特性.人性具有四方面特征:人性是人类内在的具有的,而非从外获得的;人性是人倾向于具有的(潜在的),而不是现实具有的(现实的);人性是人自身具有的潜能的可实现性的现实可能性;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8].从本体论的角度,世界上一切事物最一般、最根本的共同规定性是存在,每一事物都是一个存在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存在于宇宙的某一空间内.人作为宇宙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生物,同时具有宇宙中无生命的事物的存在、生物的谋求生存、动物的谋求生存得好,以及人谋求生存得更好的所有的特征,而谋求生存得更好统摄了存在、生存、生存得好,因此可将谋求生存得更好作为人的 根 本 规 定 性 -- 人 的 本 性(human essentialnature)[9].人的本性和人性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前者是人之为人的最一般的、抽象的、根本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只有具有这种规定性,人才是人"[10];后者则要具体得多--人性总是特定时空环境中、特定的人自身内具有的、潜在的、可实现的可能性.生存论认为人性是人在生存过程中,通过残酷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而积淀下来的那些有助于人更好生存的潜在特性.因此,人性具有生成性、累积性和复杂化的特征,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的本性的外延缩小化和内涵丰富化.因此,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就有不同的人性.但是无论现实的人性如何变化、如何复杂,都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诠释"谋求更好生存"的人的本性罢了.人的本性是人生存的出发点,实现和复归人的本性是人生存的过程和终极目的.然而,生存得更好是一个不确定的动态目的,人不可能轻而易举的达到这个目的,更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人的一生就像是时刻都在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远处召唤,永远处于谋求生存得更好的活动之中[10].
人生就是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生在世实际的生活过程.人的生命活动过程是人性的内在人性的外在化和潜在人性的现实化,简单的讲就是"人生是人性的现实化"[9].生存论认为,人只能在世界中生活,人是世界的产物,人生是世界的构成部分,世界不仅给人提供了广阔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所需,而且给人提供了舞台、条件和机会,使人能够在世界中生存、发展和享受,展现和实现人性.
人在世界中生活,就是在世界中活动,人性是通过活动在世界中实现的,活动是人生的基本规定性之一.人在世界中活动总是会有所作为,因此人生既是活动的过程,也是作为的过程,人生只有作为大小的问题,不存在作为有无的问题.人性的现实化是通过活动及其作为来实现的,而活动、作为又总是人自己的,因此人是自己人性在世界中现实化的主人,是人生舞台的导演,自编自导了自己的人生,而这恰好是人生最根本的规定性.如果说人性是抽象的、潜在的、共同的、稳定的,那么人生则是具体的、现实的、各不相同的、变动的,因此,人生相较于人性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生存论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类的生存实践而日益丰富化.人性的丰富化直接导致作为人性现实化的人生的丰富多彩.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一种或几种生存方式被选作最能体现这个时代最好生存的方式,并以此和其他时代相区分.随着时代变化,新的生存方式出现,那些原来已有的生存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历史来看,旅游作为人的一种普遍生存方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出于谋求更好生存的人的本性的需要慢慢生成的.旅游作为人所独有的一种活动和生存方式,一经在人类历史中产生,便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存在和发展下去,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最佳生存方式.在现代社会,旅游更是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和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成为现代人区别于前现代社会人的主要特征之一.换句话说,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旅游生存与人性
生存论认为,作为人在世界上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旅游,不过是人在从事一种被人自己命名为旅游的空间移动,由"在旅游"的人和旅游过程中的与他人、他物的"烦"所构成的.旅游现象中的所有关系都是由"在旅游"的人在与旅游过程的他人、他物发生关系而构成的.旅游者是旅游意义的赋予者和旅游这种生存价值的追问者.旅游者所追问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就构成了旅游的价值和意义,也即旅游的内涵和本质.因此,旅游研究的"根"就在人的存在和存在意义的追问上.我们认为从人性的视角切入,对旅游做哲学生存论的批判,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旅游的本质和内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旅游作为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生存方式,在漫长的人类生存史中先后经历了迁徙、旅行和旅游三个阶段.旅游从古代社会中少数的奢侈享受,发展到现代人人可以为之、愿意为之、必须为之的生存方式,充分体现了人谋求更好生存的本性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往往是通过和迁徙、旅行活动相区分,来把握旅游的内涵.如果把人的本性界定为谋求更好生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分别用一句话来界定迁徙、旅行和旅游:(1)迁徙是人们为了谋求生存而进行的谋生性移动生存;(2)旅行是人们为了谋求生存的好而进行的谋生性移动生存;(3)旅游是人们为了谋求生存的更好而进行的非谋生性移动生存.从出现时间上看,迁徙活动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一种生存本能性的空间移动活动.但是,由于人相较于动物更具"自由自觉性",突破了动物性的季节性、固定地方的本能性的空间移动活动,而改变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空间移动,故而称呼人和动物共有的这种谋求生存性的空间移动为迁徙.旅行活动的出现要晚于迁徙.尽管旅行活动中也有许多类似于非谋生的旅游活动,但是由于旅行者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享乐性的游览活动,而是出于贸易、战争、致仕等,所花费的时间依然属于马克思(Marx)所说的劳动时间而非自由时间,只是相对于迁徙而言是更高的层次上的谋生活动.旅游则是最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通常被人们通俗的解读为"旅行+游览".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旅游就是以非谋生性的游玩为目的的旅行,旅游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旅游本身就是目的.在这一点上,旅游和以谋求生存、积累生活"必需"的旅行不同--旅游是满足生活"必需"之后的对生活"自由"的享受.马克思曾说过人类具有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等三大需要.如果要找一个对应关系的话,迁徙一般对应于生存需要的满足,旅行对应发展需要的满足,而旅游则是享受需要的满足,这也是人们把旅游成为享乐型旅行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这三种空间移动方式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地位和独立性都是不同的.
从古到今,旅游活动都是人类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古代社会只有王室贵族等有钱有闲者才有能力为之,无论是帝王将相"观国之光"(《周易·观卦》)的观光游幸之游,还是文人士大夫的"游宦""游学"之游,僧人道士闲云野鹤般的"游方""云游"之游等的记载,在古代汗牛充栋般的文献中比比皆是.到了现代,旅游更是成为搅动全球、蔚为壮观的一种社会现象,并产生出一个意味着人人参与式的"大众旅游"(mass tourism)的概念.无独有偶,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已将节日等休闲活动看作是诸神对"生来就劳累的人们"的怜悯和恩赐,从而使"人身心获得滋养"[11];亚里士多德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某些章节中阐述他对休闲与快乐、幸福、美德的理解,认为"人唯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因此他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1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优越于劳动,并且是我们通过劳动来找寻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时间去"获得知识和经验""进行探索和沉思"和"发挥出一位好公民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能力",使美德和幸福成为可能,毕竟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沉思是最好的活动."[12]
到了近代,更有学者将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象征,并提出了具有批判意义的"炫耀性消费"①的概念.近年来,"休闲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的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的观点日益被人们接受[13]."成为人"就意味着要追求摆脱生活"必需"后的自由、和谐状态,此时人的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都实现了统一,人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由此可见,旅游是人之向往、人之为人、成为人的一个生存方式,是人生的理想和人性的构成部分,经由漫长的生存进化早已成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二、旅游只对人发生
(一)旅游是人的旅游
旅游是人的旅游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旅游是人的一种需要,只有人才旅游,动物只有空间移动而没有旅游;第二层含义是旅游只对人发生,人让旅游成其为旅游;第三层含义就是只有人才旅游,旅游让人成其为人.
1. 只有人才旅游
在生存论看来旅游活动是人的诸多生命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不同于动物的空间移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能把生命活动和动物本身区别开,动物本身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但是人和动物不同,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4]
旅游之于动物只能是一种空间移动的生命活动,而对于人来讲却可以是一种独特的、令人向往的生存体验,并将其命名为旅游.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旅游,能够成为人意识的对象,所以只有人才会产生对于旅游的需要意识.需要一般被认为是由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而引起的要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对于人而言就是指人们因缺乏某东西而产生的一种"想得到"的心理状态.根据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旅游需要是一种高于生理需要的更高层次的需要,较多的体现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几个层次上,而这几个层次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需要,这种需要只能在社会中通过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够实现.马克思认为关系是人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征--"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此,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5]由此可见,旅游只能是人的一种需要,只有人才旅游,动物只有空间移动而没有旅游.
2. 人让旅游成其为旅游
旅游不仅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更是人诸多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之中的一种,并且旅游这种生存方式也只为人类所独有.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空间来看,旅游相对于日常生活具有时间上的暂时性和空间上的异地性两大基本特征.在大自然中,只有动物界也有类似的活动,比如动物季节性的迁徙活动等就和旅游很相似,但是这种沿袭了数万年的行为只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直接和生命合一的本能活动.人类早期也有类似于动物的迁徙活动,但是只有人会追问这种活动的意义,并将其形成话题:原始社会人们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往往举家四处迁徙,形成了流浪文化的主题;前工业化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方式落后,迫于生存压力而不得不离家外出谋生,于是便有了充满艰难、痛苦色彩的旅行主题;工业文明扫除了阻碍人们外出旅游的内外约束,使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旅游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可见,在旅游的发生上,人与动物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6]
尽管对于"尺度"的理解有诸多分歧①,但是在生存论看来所有的"尺度"都不过是人为了生存的更好,在生存实践中通过与世界打交道所掌握的生存技术和智慧[17].人的生存实践表现为一系列的活动,而在所有活动中生产活动是最重要的,人类早期和动物一样也是按照动物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后来逐渐发展为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最终生成了按照人之为人的"内在尺度"进行生产.马克思认为只有这种"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自由的"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因此,这种内在尺度必然是"谋求更好生存"的人的本性体现.人在"谋求更好生存"的内在尺度的指引下实现了空间位移活动从服从于"肉体需要"的生存必需的迁徙、"谋求生存的好"的旅行,向"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非谋生性的旅游的转变,而动物千百万年以来依然只能停留在迁徙的层次上.因此,旅游只对人发生,人让旅游成其为旅游.
3. 旅游让人成其为人
旅游作为一种人类所独有的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话题存在于人类的思想意识当中,经过漫长的时间发酵,终于在现代社会形成一个为世人瞩目的主题--旅游已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划界作用:一方面旅游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旅游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第一,为人类和动物划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因此动物只有为了谋求生存和生存的好而进行本能的迁徙活动,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能够在意识中把握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为了谋求生存得更好,人能够将迁徙活动进化到旅游活动.
可见,从生存论的角度旅游将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第二,为人与人划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旅游首先表现为作为个体的人的旅游,由于旅游的时空特征,可以去除掉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笼罩在人身上的各种遮蔽,还原出一个活生生、自由自在的人,使人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和自由选择.在旅游过程中,可以像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5]
这种状态恰好是席勒所讲不受强迫、不受限制的自由活动游戏状态.在席勒看来,只有游戏时候,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和完全的人,旅游和游戏的过程就是人的真实自我的自我显现的过程--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旅游方式,以及如何去旅游恰好反映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旅游的过程就是自我去弊,成为自我的过程,旅游活动将人与人区分开来.
(二)旅游是更好生存的一种方式
旅游学研究认为有闲(闲暇时间)和有钱(可自由支配收入)是旅游的必要条件.闲暇时间是指人们在用于谋生的劳动和工作时间之外,再除去满足生理需要和家庭劳动需要等生活支出后,所剩下的可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可自由支配收入则是指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收入中扣除日常生活必需消费(衣、食、住、行等)和社会花费(个人所得税、健康和人寿保险老年退休的预支、失业补贴的预支等)以及预防意外开支的储蓄(突发事故所需费用)之后,剩下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部分.在现代社会中闲暇和收入往往表现出对立统一性:在现有的社会分工体系下要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往往需要牺牲掉一部分的闲暇时间,要想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必须要放弃一部分收入,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张力中博弈前行.时间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放弃闲暇、忙于工作赚更多的钱,还是放弃劳动享受清闲,每一天对于任何人而言都只有24小时,因此我们可以把收入与闲暇转化成劳动时间(收入)和自由时间(闲暇)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并且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劳动时间的缩短将为全体社会成员腾出更多的自由时间,用于自身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多,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人本身素质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使他的劳动时间的质量也更高.有学者研究指出,马克思经典着作中所说的自由时间内的自身发展主要有四种类型:(一)参加多样性的个体和群体文化活动,学习和自我教育,如阅读、参观博物馆等;(二)参加各种业余兴趣活动,如体育运动、旅游等;(三)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如聚会、游戏等;(四)休息[18].因此,马克思断言"那时(共产主义社会,笔者注),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6]
在所有休闲活动中旅游对时间和金钱的要求都更高,要求足够长的时间去实现空间距离的跨越和非惯常环境的体验,这一方面意味着直接损失更多的劳动时间和收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旅游前需要更高质量和数量的劳动时间,来弥补这种损失.因此,旅游活动在任何时代都是更好生存的一种体现,在前工业化时代旅游只能是贵族和富人等少数人的特权,以至于旅游可以成为一种炫耀性的消费.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将旅游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但是旅游依然有一种显示、表征不同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特征,例如旅游界关于基础层的观光产品、发展层的休闲度假产品和提高层的专项旅游产品的划分都将一次旅游花费量的大小作为划分标准.撇开这些外在的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旅游作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成为几乎所有人都想之、为之,非得旅游一番才可罢休的个人"强迫症式"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出现了《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将旅游强调为"应是人人享有的权利",而不仅是一国政府"发给公民的福利"[19].国务院在2013年2月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第一条提出了"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旅游休闲作为"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为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的发展目标.2013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旅游法》第一条开章明义将"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旅游法》的根本目的.由此可见,国内外普遍将旅游作为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来看待,并从国际公约和国内法的角度从制度上给予保障.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更加证明了在现代社会旅游是合乎人性的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是人很值得去过的一种生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三)旅游的必然发生性
1. 人类的历程就是一部旅行史
一般认为,旅游是由旅行发展而来,是对旅行的扬弃,因此研究旅游,必须先研究旅行.从人类进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进化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旅行史.目前,人类学关于人类的起源主要有两种假设:其一是以分子生物为依据的单元说--"走出非洲说"(out of Africa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人类祖先在十几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到各洲,由于对不同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造成了人类不同的体质特征;其二为建立在古猿和古人类化石的证据之上的"多元说",考古学发现地球上除了大洋洲和美洲之外,都有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它们的存在表明在数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前,便有古人类居住在这些大陆之上[20].然而,无论人类的起源是单元说还是多元说都和旅行脱不了干系.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类历史的90%以上的时间里,人都是食物拾取者(food collector)--在人类历史早期,我们的祖先为了追寻生存所需的动植物而不断迁徙,过着名副其实的"旅居"(dwelling intravel) 生活.在现代信息传递技术和手段出现之前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信息的传播和获得更多的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通过直接接触,人们便可以相互交流学习.按照文化传播论者的观点,在特殊地方产生的发明或发现,如驯化技术和种植技术,通过人员的旅行相互接触,传播到不同地方,从而极大的推动了人类自身生存能力,导致了由食物拾取者向食物生产者(food producer)的身份转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实现了"旅居"向定居的转变.人类进入定居时代之后,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旅行无法、也没必要成为大部分人的日常行为,于是"旅居"生存方式就逐渐从一种所有人都过的普遍状态,逐渐转变成为只有一部分人才过的特殊状态.从这时候开始,人类多是出于商品交换和外出征战而旅行,丝绸之路和十字军东征便是最典型的代表.此时,人们同外界接触、获取信息的方式依然只能通过旅行.由此可见,在前工业化时代,作为旅游的前身的旅行,对于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肇始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其直接动机就是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于是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航海家,如哥伦布、达伽马、迪亚士、麦哲伦等.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自由贸易主义与殖民主义也开始出现,欧洲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走向繁荣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旅行在人类历史上发展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旅游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必然性
如果说处于"食物拾取者"阶段的人们为了更方便的获取食物谋求生存而到处迁徙,处于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状态的话,那么前工业化时代的"食物生产者"们为了交换物品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生存得好而离家外出旅行,则多少有了在外漂泊、有家难回的意味.在这两个阶段表现为迁徙和旅行的类旅游活动,旅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如获取食物、收集信息、交换物品等.因此,旅游(行)对于人的生存只具有手段价值,不具有目的价值,但是内在的旅游精神、外在的旅游形式以及众多的旅游经验却大量积攒下来,为后来的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人类生存史发展到工业化时期,资本和技术深刻的改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性在于增值,即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增值是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不断增长的,资本增值的背后隐藏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技术的发展改进了人类的劳动方式,从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则是为资本服务的,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以追逐更大的剩余价值,加重了对工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削,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与阶级利益挂钩,是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伪技术"[21].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促成了资本和技术的联姻,造成了人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把人的生命活动由目的本身异化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让人感觉不到在生产劳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感觉的全面丰富性,对此马克思精辟地论述道:"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14]
异化"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14]也就是说,异化劳动是外在于人自身的,不仅无助于人谋求更好的生存,反而牺牲人自己的存在,使人"变成了畸形".尽管在后来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作了很大的调整,但是由于受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理性逐渐蜕变为单一的工具理性,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不断侵蚀,导致单一向度的理性的负面扩张,造成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和官僚化的行政管理行为对"生活世界"的侵蚀,也就是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所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21].
他所说的系统则是指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制度或组织,在现实生活中系统和生活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现代社会的市场机制和官僚制的权力侵蚀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非市场的和非商品化的行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后果就是:对现代人来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22]
舍勒(Max Scheler)也认为现代社会中人生存的整体性不复存在了.工具理性的过渡扩张和人类生存社会的碎片化导致了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的所说的"单向度性"的人和"单向度性"的社会.这种社会恰好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统治的社会,"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这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6]常人以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共处方式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在常人社会中"此在首先总已从它自身脱落,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6]
可见,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理性精神使得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技术的进步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现代人在较短时间内积累的财富比以往在任何时代都要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增加了人们自由时间.然而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极大地侵蚀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使人个体的独特性和全面丰富性被平整化为平均状态的常人,处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也难于幸免,不再是理想中温馨的家园,生活的意义缺失和虚无化笼罩着现代人.
旅行真正转变成旅游是在工业化时代完成:工业化社会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财富与闲暇时间,解决了旅游中的交通问题,为旅游的产生做好了外在的物质准备;另一方面又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分工,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为旅游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的思想准备.因此,有学者认为旅游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既"爱"又"恨"的矛盾纠缠心理,是现代生存条件下"好恶交织"的产物,是人们对现代生存条件下的异化、生活程式化、都市环境的劣质化等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负面后果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的逃避和解脱"[23].对于在现代社会旅游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方最为流行的理论有科恩的旅游"精神中心"理论(该理论认为旅游体现了人们"对中心的追求",这里的"中心"是指个人的"精神"中心,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文化的,比如对于某一个人而言象征着终极意义的那一个中心)[24],旅游本真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旅游是源于对他者真实性的追求,围绕着对本真性理解的不同,又有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和存在主义的本真性)[25]和旅游仪式理论(该理论将旅游看作一场"神圣游程"(sacred journey),认为"旅游是人们需要使自己'再造'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26].无论是寻求精神中心、神圣游程也好,还是探访他者本真性也罢,在生存论看来都不过是现代社会的人因谋求更好生存而去旅游,通过旅游实现更好的生存.于是,现代人借助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要走出家门到外面旅游,去寻找理想的家园,相对于旅行的"有家难回",现代旅游更多了份"有家不归"的意味.现代旅游的触角已伸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普遍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旅游之于人的必然发生性.
三、旅游对现实的超越
旅游活动和人的存在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人的存在状况,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有精彩的描述.他说此在生存着,此在在世向来是为它自己之故而存在,但是"这个自己首先与通常是非本真的,即常人自己",因此"在世总已沉沦".海德格尔又说尽管此在在它"所具有的一种特定存在方式中被带到它自己面前来,并在其被抛向它自身展开",这种被抛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向来就是它的种种可能性本身,其情形是:它在这些可能性中并从这些可能性出发来领会自身(把自己筹划到这些可能性上去)"[6],但是现实的在世之中"我们本身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论上是最远的"[6].这种沉沦的和最远的在世恰好是"最本己的能在本身"--"寓于上手之物的存在"和"共他人存在"[6].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此在存在的人,在世的本质就是"烦":沉沦着的存在寓于世界之中的最近的便是与他物发生关系而烦忙,与他人发生关系而烦神,如此构成了"周围世界".旅游作为人在世界上生存的一种方式,是"在旅游"的人和旅游过程中的与他人、他物的"烦"所生成的各种关系所构成.旅游现象中的所有关系都是"此在"--"在旅游"的人在与旅游过程的他人、他物发生关系而构成的.旅游者是旅游存在意义的赋予者和价值追问者.旅游者所追问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就构成了旅游的价值和意义,也即旅游的内涵和本质.目前"旅游的本质是体验,旅游体验的目的是获得愉悦"[27]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表明旅游研究越来越关注旅游者的心理和精神感受.但是,又失于局限于心理学研究的狭小范围内,将旅游体验的目的落实为情感上"愉悦",还提出了功利主义色彩的"快乐-痛苦"两极情感模型对旅游情感体验进行分析.这些研究方式比较实用主义,能较好的解释现实中产生的许多问题,但是这种过于关注旅游者心理体验的研究趋势,使得旅游对于人、人生的意义,旅游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价值,旅游自身应该如何提升等更为深刻的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多.如果我们以哲学批判的眼光来对近代旅游的产生进行历史分析,必然会问:为什么大众旅游会在近代产生?为什么说旅游会是人们生活的必需?为什么从人类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的自然观光到了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的21世纪依然流行?我们的旅游需是不是就像教科书告诉我们的那样,是人有闲、有钱之后的一种必然选择?我们通过旅游到底想得到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需要回归到"存在"意义追问者--"人"的身上来找答案.
西方启蒙运动使得理性精神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理性精神的伟大胜利表现为使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达起来,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一方面极大地提高物质文明程度,使人的生存空间更大、生存状态更好,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更强;另一方面也造成各类社会冲突加剧和人类精神危机的出现.诚如舍勒所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22],对于现代人而言有种家园不在、精神空虚、虚幻无根的感觉.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现代社会中社会世界的殖民化成为一个可怕的、然而又是无可否认的现实.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消费主义、占有式个人主义、竞争、获得权利的动力成了支配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东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化世界的荒芜,震撼心灵的艺术再也找不到了,形成于启蒙时期的'理性乌托邦'则在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的同时,蜕变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22].旅游者首先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员,对于被"殖民化"的日常生活的不满,对精神、文化生活向往和对完整、有机生存状态的追求大概是西方社会将能满足人多元需要的旅游作为生活必需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种分析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旅游是一种超越性活动--要超越被资本和技术"殖民化"的生活世界、超越角色化的现实生活、超越贫乏的精神生活、超越对象性思维方式、超越功利主义生活、超越支离破碎的世界.旅游可以使旅游者在旅游世界中满足超越的需要,哪怕这种超越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甚至是一种痛苦经历.其实作为一种更好生存的旅游本就是一种超越,是对内在精神、心理世界和外在物质、自然世界的双重超越,从而趋向于一种更好生存的可能性.
四、旅游是人性的实现
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的旅游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早期为了谋求生存而四处迁徙,表现出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那种哪里适宜生存哪里便是家的四海为家的生存方式(其实质是无家可归的状态),发展到中世纪为了谋求生存的好而拓土开疆的战争和互通有无的商贸活动,表现出了一种"有家难归"的凄苦与豪迈的旅行生活,再到近现代普遍兴起的、为了调剂日常生活、平衡身心、寻求生活意义而进行的,日益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现象的大众旅游,则更多的表现出谋求生存的更好的鲜明倾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家不归).由此可见,旅游(行)活动一方面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旅游的发展,使其向更广、更深的维度发展,日已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现代社会将会成为一个由旅游所创造的"移动文明"①的新时代的观点[28].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旅游就是生活,并且是与日常的、静态的定居生活相对应,处于移动状态的动态的生活.旅游生活和日常生活刚好表现出一种"一张一弛"动静结合的具有内在张力的生活美.
再从个体的人来看,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完全具备了外出旅游的外在条件:劳动时间不断缩短,自由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以及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空间距离的障碍.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技术理性的过度发展,造成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异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全球化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使得社会碎片化、人单极化,生活意义虚无化等所谓现代性问题,为人们外出旅游提供了内在动力.因此,对于人而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成为人"的旅游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某种宗教朝圣的救赎的意义:曼内尔(Mannell)和艾索-阿赫拉(Iso-Ahola)的"逃避 - 追寻"[25] ②理论以及苏瓦托拉(Suvantola)的"家与到达"[25]③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出这一层含义.相对于现代社会的大众旅游,前工业社会时期旅游只能是少数的特权,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只有王公贵族、富商大户、文人墨客才可以进行现代享乐式的旅游活动.现代社会所赖以开发出来成为旅游景区景点的名山大川、名刹古寺、名胜古迹等都是由于这一小部分人的旅游而日渐积淀下丰厚的人文内涵,从而更加具备可旅游性.因此,从早期少数人才可为之的精英旅游发展到现代的人人皆可为之的大众旅游,表明旅游生活本身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存方式.我们认为这种生存方式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内在的尺度"进行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也只有此时人才成其为人,才是我们本身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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