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形象学研究已经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经过后现代的学术推动，形象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不论是早期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还是吸收了文化研究、话语研究以及媒介研究的当代形象学，其形象系统中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比较容易区分，但是形象和再现形象之间有时就很难区分。究其原因，一是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促使形象研究的相关范畴具有拓扑性质，二是形象研究的复杂性不容忽视。基于此，在跨域形象研究过程中，形象之间的映射研究非常重要，其主要表现方式为： 糅合、截搭和连通。
一、形象研究的相关范畴。
形象的相关范畴与形象学作为学科的概念密切相关。与形象最为相关的三个学科概念分别是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形象学。
（ 一） 相关学科发展。
就文学形象学的概念来看，其核心是肯定了社会与文学的联系，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派。例如，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认为：“文学形象学的定义是研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异国”,主要研究“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直接描绘异国，或涉及到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一个异国的总体认识”（ 孟华 17） .在另一篇学术论文里，莫哈进一步指出，与比较文学一样，文学形象学是相当古老的研究领域，其核心是研究文学的深层区域，研究各种象征所构成的网络，文学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象征得以产生、汇合或区分（ 孟华224） .
就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概念来看，仍然是法国学派贡献杰出。1977 年，法国学者胡戈·狄泽林克首先将“形象学”这个分支学科引入比较文学，使得比较文学形象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狄泽林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 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 狄泽林克 方维规 153） .
就形象学的学科概念来看，作为一个学科，形象学最早产生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文学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形象学研究不断扩大到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基于形象学的跨学科性质，法国学者卡雷将形象学定义为： “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孟华 19） .与此同时，形象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影响研究转化为形象认知研究。法国学者巴柔进一步将形象学研究提升到权利话语的层次。巴柔认为： “形象学应该注重研究支配了一种文化的所有动力线，研究一种或者各种价值体系。在这些价值体系之上，可以建立起描述的机制，研究一个异国的不同形象是怎样写出来的”（ 孟华 123） .
从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形象学三个学科概念来看，与形象范畴密切相关的学科发展是： 从文学的内部研究逐渐拓展到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而发展到文学、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即从早期的文学研究逐步上升到国家文学研究，进而提升到价值体系和话语权利研究。
（ 二） 相关范畴。
形象研究的相关范畴主要包括： 形象、幻象、文化形象和集体想象物。
（ 1） 形象： 形象的获得与主体对形象客体的认知模式有关。就形象的定义来看，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论，代表人物是巴柔。他认为形象是“在文学化但同时也是社会化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总体认识”（ Pageaux 135） .二是再现论，代表人物还是巴柔。他认为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揭示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空间”（ Pageaux 135） .这一形象“源自一个宽泛且复杂的总体： 整体想象物。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整体想象物”（ Pageaux 135） .三是表现论，代表人物是布吕奈尔。他认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 孟华 113） .此外，巴柔还认为，形象是一种假设，一种对文化现实的描述（ 孟华121） .由于形象的这种假设意义，所以在形象研究中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幻象。
（ 2） 幻象： 形象具有假设性，所以，形象与幻象在概念意义上比较接近。由于形象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跨域差异，特别是主体对异国形象进行分析时，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所做的表述有可能表达的是主体在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空间所塑造的那个基于客体的幻象。例如，欧洲历史上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的菲各主义就是幻象的一个典型个案。菲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白晋、傅圣泽等。菲各主义者提倡用一种新的手段去处理有关中国的信息。他们的想法是：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或经典着作中找到可以证实基督教真理的符码结构，这并不是为了深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是为了深化其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而是要证实基督教的正确性。他们试图在中国的经典着作中找出一些形式和符码，从而证明早期的中国思想家们都是基督徒，至少是早期的基督徒或者很像基督徒”（ 史景迁 33） .这种带有先入为主的形象塑造其实是一种幻象。法国学者狄林泽克在进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时，也把“形象”和“幻象”放在一起加以论述。他认为： “’形象‘和’幻象‘因其对读者的影响而对民族文学在异国的传播起作用。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 孟华83） .
（ 3） 文化形象。在形象研究中，研究者中都非常注重文化形象。罗马尼亚学者杜图认为： “借助形象而鉴别出的文化模式，揭示了在一个地域中或彼此相距遥远的民族之间交往的坐标”（ 孟华 97） .文化形象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关于一个社会的传统知识的储备，是不断积累的由社会建构的部分共享的形象。文化形象实际上是凝聚着各个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一种文化符号。可以说，在形象学研究中，“形象学研究与人种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态史家的诸多研究相交汇。这些研究者的工作涉及到了文化适应、脱离文化传统、文化异化等问题”（ 孟华 120） .换言之，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形象。在正常情况下，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个体，通过整合他们的经历来构建他们对异国形象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在每一种文化背景下，人们都是首先通过把个人经历与一套共同观念作对比，从而构建自己对异国的认识。因此，形象研究者可以利用自我建构的形象来解释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的异国形象。
（ 4） 集体想象物。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互相联系中，想象的作用非常突出。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有时候，想象往往比知识重要（ 史景迁 16） .史景迁在论述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这一主题时也提到了想象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一个文化史、文学史乃至社会史来说： “历史既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又是叙述过去这些事件的故事”（ 张隆溪 246） ,因此，“真实和想象之间、客观叙述和主观推测之间、现实和虚构之间，从来就有一种紧张而又密切的关系”（ 张隆溪 246） .在这种真实和想象之间、事件与叙述之间就产生了集体想象物。奥利认为，社会想象物与文化生活范畴很接近，“是对一个社会（ 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等） 集体描述的总和，既是构成、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 Olivier 7） .莫哈进一步将社会集体想象物分成三个层面： 舆论层面； 精神生活层面； 象征描述的层面。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形象学研究领域，通过分析社会集体想象物来描述异国社会群体是一条主要途径。
除了上述主要的范畴描述，与形象研究相关的范畴还有很多。这些范畴都与形象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形象的文化惯例与文化实践，以及再现形象的信息表述方式相关。形象研究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形象研究的复杂性。
由于形象研究在本质上是研究支配了一种文化的所有动力线，文化本身是个复杂的概念，所以形象研究的复杂性也非常突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一） 想象的复杂性。
形象的假设性质增加了其想象的复杂性。我们以西方对东方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为例，分析一下想象的复杂性。在西方对东方的想象研究方面，萨义德的研究非常突出。他的研究指出：
“在东方知识这一总标题下，18 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庇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 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革命、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
此外，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的基础上，首先依赖的是谁是东方或什么是东方的一般性观念，然后依赖的是具体的逻辑，这一逻辑不仅受制于经验的现实，而且受制于一系列抽象的欲念、压抑、内置和外化”（ Said 6） .
与此类似，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也极为复杂。美国学者史景迁用了“从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这一标题来描述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他认为： “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利用是极其复杂的，它不仅体现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间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两个不同民族间思想和意愿的微妙的交流中”（ 史景迁 13） .这就需要我们不要把思想看作对我们所研究的事物的反映，而是要认识到想象性思考是组织我们的知觉、感觉和印象的方式（ 史密斯 1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