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杨逵（杨贵，1905-1985），一生著述活动颇为活跃，其间虽因政治因素而屡遭牢狱之苦并为此耽搁了创作时日，虽也因对政治失望而自 1962 年后作品数量锐减，但始终没有中止过文学创作活动，即使是在被囚禁 12 年的漫长岁月里，也笔耕不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了厚重的 12 本文集，无论在小说、散文还是戏剧、诗歌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体裁虽然不一，而强调文学与思想、与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的追求却呈现出一致性，并贯穿于其创作始末。在《杨逵全集》中《，书信集》是唯一一部收录了杨逵给家人友人书信的集子。它既记载了绿岛十年与妻子儿女的心灵对话，也实录了获得自由后与友人的坦诚交流；它既是文坛老兵为经济所累凄苦生活的剪影，也是”压不扁的玫瑰花“昂扬向上精神的生动彰显，同时，也透露出了杨逵的文学观点，并与其文学创作形成互文现象 .
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 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absorption） 和转化（transformation），由此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概念，即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跟现在的或以前的众多文本的对话中形成。可见，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合成有机体，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都可以在与其它文本 （ 包括历时的与共时的）的交互指涉中不断被阐发。英国学者艾略特（ThomasStearns Eliot,1888-1965） 也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可以依据它与整个现存秩序的关系加以评断。
本文即以杨逵的《书信集》为研究文本，通过对杨逵在 1954-1984 年间给家人友人书信的细致阅读，寻找反映杨逵文学观的蛛丝马迹，并与杨逵其它时期的文学主张进行互文性印证，从而揭示其文学主张的长期一致性与相对系统性。可以说，他力主的”文学的人生反映观、文学的社会功用观、文学语言的大众观“等三个主张构成了他”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并成为杨逵文学之路一以贯之的创作追求。
二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
论及作品的题材，杨逵多次强调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强调文学的写实性和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重要性。这点在他给孩子与友人的信中时有涉及。
1959 年 12 月 19 日的信中说：文艺是现实人生的写照，不是幻想，对于自己，对于社会，都应有深入的观察、体会，才能有成就。
1957 年 9 月，在与长子交流时强调：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生又这么复杂，我们不但要在文字上用工夫，更要认识人生社会的奥秘。
1960 年 7 月 22 日，为长子指导写作时认为：写些现实观察，可以促使观察的深入，也可以把零碎散乱的经验和知识整理成有条理的。为了加深了解人生，处理人生，也很有益处。与之相应的，对那些脱离现实的作品，杨逵持不以为然甚至是反对的态度。1966 年 2 月 7 日论及武雄的创作：他确有文学之才，但生活偏奇，与现实生活脱节，所表现的很多我们都看不懂。这是否是文学的正路，我很怀疑。
作家通常是属于时代的，尤其是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几乎没有一个小说创作者的精神气度，不受政治环境、文学思潮的影响。当我们回首杨逵的文学创作之路，探索其文学观形成的原因时，发现”文学是人生的反映“的观点形成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学的必然因素。
1. 社会历史因素
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必定会影响其世界观的形成，而个人命运又往往与时代风云、民族遭际紧密相连。时代、民族的烙印深深刻在杨逵成长的步履上。杨逵 1905年出生，其时，距离签订辱权丧国的《马关条约》刚刚过去十年。在这一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的杨逵如同其它殖民地人民一样，在屈辱中成长，也在屈辱中觉醒。尤其是 9岁那年发生的”西来庵事件“--日据时代台湾汉民族最后一场武装抗日行动。行动的惨像引发了杨逵强烈的仇恨之情，也形成了他在文学里一以贯之的价值判断。
在日据时代，杨逵一直不懈地坚持抗日爱国运动，虽先后被捕十次，亦绝不屈服，绝不退缩。”我是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亦不向日本的蛮横低头“.强烈的民族意识也促使杨逵在日据时期后三十年的生活和创作自觉地与人民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一次次的反抗遭到血腥镇压，无法实现赶走殖民者的愿望时，一如鲁迅寻求的”文学救国“之路，通过文学手段达到启蒙和宣传、教育的作用是当时台湾知识分子们在大陆五四新文学启发下寻找到的一条民族自救新路。
1924 年杨逵离台赴日，虽有逃避父母包办婚姻的原因，也有扩展思想领域的愿望和为寻找民族出路的历史责任。刚到日本，过的是半工半读的艰难生活，不仅使杨逵深刻了解了日本底层人民的生活，在同日本进步学生、工人的接触中，他超越了民族意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深受其影响。1927 年，加入台湾留日学生的”社会科学研究部“,希望以此唤醒台湾留日学生的社会意识。
“文艺是宣传车”、“文艺是播种机”,利用文艺达到宣扬政治理念是特殊历史时期必要的宣传手段。由此，以文艺为手段宣传群众、启蒙群众，使他们能够清楚自身受压迫受奴役的处境，了解被剥削被压榨的事实真相，抓住人民的想象力，进而激发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引导他们走上革命抗争之路是海峡两岸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危亡之际达成的共识，因为集体记忆可以依靠这些媒介的增强来更好地发挥效应。因此，坚持现实主义手法”,以民族统一阵线出发的，反日意识高昂“的写作趋向为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所认同。
与同时代作家相较，杨逵又有其特殊性。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成长为一名作家。虽然是因为”对于文学有了深厚的兴趣，才赴日专攻文学“的，但也如其所言：到东京”除了学写文章之外，我还想解决许多人生问题，特别想要解决，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民族问题。“当在社会活动中解决”特别想要解决“的问题受挫后，文学活动被赋予社会活动般的神圣意义和社会功效”.文学是向人传达作者的情感的媒介“,基于此，在”1931 年，左倾分子遭大检举，社会运动受挫，杨逵以笔代戈，把写作视为社会运动的另一战场。“在这”最敏感、最能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天地里继续探索、实践其社会活动之路。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打上了写实、抗争的时代烙印”.他的作品，显露了他对台湾土地的温暖关怀，也表现了他对岛屿上弱者的爱与同情。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从不保持沉默。他以行动去支持，以文字去抗议，“在社会活动中实践自己的思想，在文字中阐释自己的政治信仰，杨逵因之赢得了”台湾文学的良心“之赞誉。
在被释后，回到台湾投入农民运动达 7 年之久，后因社会运动受阻，杨逵选择了文学，以写作的方式继续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诉求。七年实际的革命活动成为作家面向人生，观察人生，服务社会的实践。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他不仅深入体察农民的疾苦，了解了农村中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对立，也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这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也促成了他”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文学观念的形成。
2. 文学因素
“面向人生，服务社会”是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一直被强调的文学主张。这一主张直接促使现实主义发展成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而”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受到当时世界性的民族自决风潮及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因之”,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念自然也影响到台湾文学的发展。
小学时即阅读过大量帝俄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现实主义作品的杨逵，后来的文学创作取向也受到了这些作品的启示，启蒙了他发现社会问题，正视社会问题，进而表现社会问题、最终改造社会的创作思路。留日期间，杨逵又汲取了日本普罗文学”站在劳动农民的意识上，描写其生活的文学，以打倒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支配的社会为目标“的营养，提出了”文学原本就是作者的心声或倾诉的具体表现，为了栩栩如生地表达这些心声和倾诉（主题），才需要结构和描写。……从历史的使命来看，普罗文学本来就应该以劳动者、农民、小市民做为读者而写“的为大众服务的观点。
30 年代以后，台湾的新文学伴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而迅速发展，一批新的作家也应运而生，杨逵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杨逵能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恰是受到了被他称为”是台湾关心大众生活的文学元老“赖和（1894-1943）的点拨和提携。在赖和指导下，杨逵阅读了大量的台湾本土文学作品，拉开了文学生涯的序幕。成名作《送报夫》即是经由赖和修改并在其负责的《台湾新民报》上署以”杨逵“笔名发表的。赖和所承继的大陆五四新文学的写实传统，倡导的”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以民众为对象“,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的文学主张也影响到杨逵的文学创作。
当社会历史与文学的几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已经拥有丰富人生经验和斗争经历的青年杨逵，怀抱把文学活动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相结合的理想，以”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为创作指导思想，投入到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洪流中。1935 年，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在《台湾文艺》宣告停刊的情况下，独自支撑起台湾文学的天空，延续着台湾文学 20 世纪 30 年代的命脉。台湾光复后，又积极参加台湾新文学论争，并提出建立现实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台湾新文学主张。从书信中，我们看到，绿岛时期和重获自由后仍然一直坚持、推行着”文学是人生的反映“的文学观念。
3. 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的互文
在”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创作思想指导下，杨逵以创作剖析社会问题，以文学践行自己的文学观。他的处女作《送报夫》即是实践”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创作主张的佳作。被誉为写出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真相并具有文学质量的第一篇小说。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以”我“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和叔父的来信，从一个侧面生动图解了殖民者疯狂掠夺殖民地资源的本质，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为发展本国工业，在台湾穷凶极恶掠夺农民土地发展庶糖种植业的历史事实。日本殖民者勾结封建势力，强取豪夺乡人的土地，导致一出出人间惨剧不断发生。父亲因拒绝出卖土地，被骂为”支那猪“而拖到警所被迫害至死，弟妹也先后死去，最后母亲”在 × 月 × 日黎明的时候吊死了“.然而，这种遭遇并非”我“之一家不幸，从母亲自杀前留给”我“的信中，”我“看到了台湾的乡村在殖民者统治下日益凋亡的事实：乡里人的悲惨处境，诉说不尽。自你去东京后，跳到池子里淹死的已经有好几个，也有用绳子吊在梁上死的。最惨的是阿添叔，阿添婶和他们三个儿子，全家死在火窟里。
在农村农民已经没有了生路”,我“只好继续流落日本，希望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然而，一份送报纸的工作，也把”我“逼上了生活的绝路。起早贪黑干了二十多天，只挣了四元多钱，还被扣了五元保证金。小说通过”我“的家庭（台湾整个农村）和”我（“外出寻找出路的个体）的两种不同的遭遇暴露了殖民者对台湾人民残酷欺压的事实。
更难得可贵的是，小说从”我“联合不同国度的穷兄弟，反抗日本老板到最后决定回台湾寻求道路的抉择中，体现了杨逵超越民族意识的阶级思想。也是杨逵成为”‘具有丰富运动经验的’文学家“的表现。同为送报夫的日本人田中君的所为，使”我“意识到日本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一个是田中，他甚至节省自己的伙食，借给我付饭钱，买足袋，听到我被赶出派报所了，连还给他的钱他都不拿而推回了……，另一个就是人面兽心的派报所老板，他对走投无路的失业者，竟用‘征募送报夫’的美饵骗走我们的保证金，驱使我们为他工作后，竟一钱不付地赶出来。
伊藤的话更让”我“明白了阶级对立问题：日本的工人也反对日本政府压迫台湾人，糟蹋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就像骗了你的保证金之后又把你赶出来的那个派报所老板一样的人。到台湾去的日本人，多数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们不仅对于你们台湾人如此，就是在日本内地，也是叫我们吃苦头的人呢……与《送报夫》相似，创作于 1937 年的《模范村》，以”七·七事变“为背景不仅再现了日本人在台湾农村建立”模范村“的故事，也揭露了所谓”官民一心，协同建设“”模范村“过程中，台湾农民在殖民者和封建地主阶级双重夹击下被欺诈的史实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反映出一部分台湾人已具有鲜明的阶级对立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又如《鹅妈妈出嫁》，童话般的富有戏剧性的标题下讲述的却是殖民地人民生的艰难和挣扎。以一家日本医院院长对养花卖花者”我“的百般刁难，揭露了日本殖民者贪婪自私、巧取豪夺的本性和台湾人民在侵略者经济榨取下苦苦挣扎的生活困境。
由上，杨逵的文学创作自觉承继了大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在”文学是人生的反映“艺术追求下，提倡并力行现实主义，集中表现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所受到的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上被奴役的苦难及不屈的抗争，在创作实践中贯穿着”反躬自省的主体的一些零星的观感、情绪和见解“,努力使自己作品融入唤醒台湾人民民族意识和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洪流。
不过，杨逵并不仅仅只是对台湾人民的苦难人生进行真实描绘，而是始终燃烧着理想的光芒，以浓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昂扬起人民追求解放、自由、平等的希望。可以说，他的创作”是揭示历史道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源于杨逵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
三、文学的社会功用观
因其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杨逵被视为充满昂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文学斗士。基于”真正鉴赏艺术的是大众，只有少数人理解的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是虏获大众的感情、撼动他们心魂的作品“的认识，杨逵非常强调文学作品的”精神对大众的影响力量“,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坚信”真正的写实主义是要捕捉真实状态下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关系“,坚持以文学反映社会人生，通过文学媒介真实记录台湾人民辛酸的现实生活、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殖民者政治的高压、经济的压榨、文化的征服，”重写台湾历史“还历史以真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既是杨逵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也是其走向文坛的初衷，是决定他面向人生选取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必然。如其所言：
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1. 文学的”控诉“与启蒙价值
以正视听，还历史以真相本乃杨逵踏入文学之路的初衷。以写实的文学作品，揭示社会生活的真相，使民众觉悟，真正了解社会、认识自己，进而揭竿而起进行阶级斗争，争取光明未来，实现文学的启蒙意义是杨逵文学活动的永恒理想和努力目标。赖和终其一生追求的让文学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忠忠实实地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9的文学理想在杨逵的身上得以承继。
1948 年《台湾文学》创刊号上刊出的征文原则中明确表达了重文学社会功利性的倾向：本刊欢迎反映台湾现实的稿子，尤其欢迎表现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创作，报告文学，生活记录等。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空洞梦幻的美文不用。这应该说也是杨逵本人文学主张的反映。
文学既然是表现生活的手段，那么台湾新文学运动应革除”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致力于文学的”控诉“精神，排除自然主义文学那种绵密的黑暗层面描写，追寻光明，唤起人们心底深处的”希望“.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是针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类的文学游戏而产生的，对文学的第一要求是”呐喊“.
也许题材和技巧会因时间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它的内容绝不应是无病呻吟。我觉得，文字的游戏和华丽辞藻的堆砌 , 都和文学的本质无关。
因而，在我们同情《送报夫》中深受民族压迫、阶级剥削之苦的农民境遇时，也为杨逵信心满满回归台湾准备发动工人运动而振奋；从《模范村》中启蒙者阮新民的出走暗示和陈文治与村中十几位年轻人共同学习《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书籍看到了社会活动者杨逵文学写作的目的《。春光关不住》结尾固然有直白说教的意思，但确也彰显了殖民地人民压不垮打不坏的坚韧质量。从《种地瓜》中”清辉连头也没回地回答着，蹦蹦跳跳地跑向田园“的身影，看到了殖民地人民生的坚强；《萌芽》中花圃里种子由发芽到慢慢生长带来的快乐与美好希望，分明表达出了殖民地人民乐观坚毅的生活态度。控诉现实的压迫，描写生活的苦难，在逆境中生出希望的火花，引导人民该以何样的态度去生活，以何样的方式去抗争，从而获得民族的解放是杨逵改革社会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动演绎。
2. 文学的精神疗养与美育功能
除了强调文学有控诉社会黑暗，燃烧起理想之火的社会功能外，在对子女的教育引导中杨逵还提出了文学乃一剂精神疗养良药的观点，可以使人注意力集中，帮助解除个人精神上病苦。1958 年 1 月 4 日在给长子的信中谈到：你每天看到、听到、做到、学到的事情，详细写来给我，你就会把你散漫的精神集中，整理地有条理，要解决便容易了。这是医治神经衰弱最好的办法，也是开拓你的出路最坚实的基础。
当然，文学的美育功能也不容忽视。他认为文艺是美的，善的，可以起到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心灵的作用。1956 年 9 月的信中说：无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看看文艺作品以陶冶心性是很要紧的；练习用文字来充分美满地表达自己情感与意思，更是必要的。
杨逵一直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尤其是精神上的引导，也没有忘记发挥文学利器的作用。从绿岛时期的家书中，他对子女谆谆教导：专爱看动情的小说，也许是造成你这样任性、感情冲动的原因，暂时下苦功夫做一些培养理性的工作，如把翻译专心贯注做一段时间，对于你也许是有益的。文艺是现实人生的写照，不是幻想，对于自己，对于社会，都应有深入的观察、体会，才能有成就。
总之，文艺在杨逵这儿不是脱离人间，不食人间烟火的尤物，而是贴近生活，具有民间性、现实性的精神创造。它既有杨逵的文学理想，也是杨逵创作经验的外现。日据时期，文艺当是富有控诉力的战斗书，是点燃胜利信念的星星之火；和平时期，文艺则是修身养性、去除心理疾苦的良药。
四、文学语言的大众观
日据时期，日本政府对台湾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压迫、剥削，而且在文化上也推行同化政策。日语的极力推行即是其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
1. 语言的殖民化
通过语言的学习不仅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而且也利于政令的推行，进而达到奴役被征服地人民的目标。1895 年以后，台湾逐步强化了日语教学的规定。“卢沟桥事变”后，更是变本加厉推行”皇民化运动“,如废止汉文书房 （ 私塾 ） 、报刊禁用汉文、禁止使用汉语等。日据时期的大多作家势不得已地”自然也无奈的倾向日文写作“,如此显著的第三世界的汉语言就”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因为他们不能像赖和那样娴熟地驾驭国语，纵使心有余而往往力不足，他们以异国的语言宣泄本民族的情感：我早期曾以日文著作 !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想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写作，但我自幼便一直接受日文教育，根本没有中文的基础 !
不容否认，杨逵即是那些”自然也无奈的倾向日文写作“的创作者中的一位，其生活”风格与方法都受了日人很深的影响,“只是”到台湾光复那一天为至，我一直都是与一部分日人的错误观念斗争过来的，因而也吃过了十次日人给我备办的牢饭。
2. 文学创作的国语化。
为了达到宣传民众，让讲台湾话的台湾民众能看懂、听懂作品的内容，明白作品的主题，使文学作品真正走向大众化，杨逵也曾积极以民族精神挑战语言，尝试用闽南话写作，但终因假借字太多，不得不放弃。对于本民族语言，杨逵一直充满热情和敬意。台湾光复后，年届四十的他，中止了日文写作，零基础学习中文《。我的小先生》一文即生动再现了杨逵夫妇在光复后向次女素绢学习国语的情景：我们的课堂是写字间、厨房、洗脸室、餐桌旁。上课的时间没有硬性规定。
从”ㄅㄆㄇ“开始，学到日常用语--如洗脸、洗手、吃饭、上学去……等这一类的日常用语。
付出总有收获，1948 年刊登在《中华日报》《台湾文学丛刊》《力行报》《新生报》上面的”民谣诗“即是杨逵尝试用国语写作的有力明证。
绿岛时期，虽身陷囹圄，但杨逵仍以其一贯的达观的人生姿态，”不忧、不惑、不惧“地坚持自学国语，并视之为是自己正式学习国语的开始，学习、读报训练和写作实践齐头并进”.辛勤学习国语，竟能以通畅的国文写出了许多心声，为杨逵文学的后期，做了锦上添花“.
1956 年起始在监狱内的《新生活墙报》《新生月刊》上发表作品。虽然杨逵也承认”我的文章里有些句子带点儿台湾调，不够国语的标准，“但杨逵是努力进取虚心学习的，1957 年 4 月给孩子的信中还说”:我现在写文章，还时常为了几个语句要到处去请教人家呢。“而且针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他也以一向的乐观和永远充满希望的自信说”:时间会解决一切。“敬重国语，热爱国语，但又不墨守成规。杨逵以一种发展的、开放的语言观坚信”:国语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将来还会变的，它变化的一种方式是，时刻在接受融会外来语与方言，而愈变愈美愈丰富。可见，无论是外来语或是方言，只要它是含义正确，含蓄丰富的好语句，我们就应该尽量采用它，才不致贫乏。“3. 文学语言的通俗性。
无论是用日语还是中文写作，杨逵都一直强调语言的通俗性。这或许与其对普罗文学的认识有关”.从历史的使命来看，普罗文学本来就应该以劳动者、农民、小市民作为读者而写。“为大众而写的使命感决定了杨逵的书写语言必须选择群众性的通俗语言。早在 1934年《评江博士之演讲--谈白话文与文言文》一文中，针对江亢虎反对白话文的谬论，杨逵反驳道：使用最容易普及，最容易被大众理解的文字，而且是能够最完整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白话文，才是达到文学的最高目的之快捷方式。力挺白话文，该与白话文”最容易大众化“,通俗易懂的特征密不可分。
在坚持文学语言的群众性、通俗性方面杨逵从来没有动摇过。台湾光复后，在论及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时，即曾概括说：在思想上所标榜的是”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在表现上所追求的是浅白的大众形式。这”浅白“应该不仅指表现手法还应包括语言的通俗易懂，即陈芳明所言的”民间的、群众的“的特点。
亦如他所言：文学不再是贵族式的专利，要平民化，希望小学生都懂得浅易文字，写出最深刻的文章，这是我的目标。1957 年他的”常常从无学文盲的农人、老太婆、小娃娃们听到比书本上得来的语句更美更有含蓄的语句呢!我们岂可以忽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通用的活生生的语言吗？“的意见依然是这一观点的体现。1982 年，杨逵仍强调：内容上，第一要言之有物，第二要真实，在表现上，文学应该尽量浅白，技巧固然要研究，但不必要太多的文学花招。
可以说，语言的平民性、大众性的自觉选择是其文学社会性、人民性追求在语言上的体现。
不过，文学语言的浅白并不代表文意的一览无余，所以杨逵在强调文学语言要浅白、通俗易懂时又追求以平实的语言表情达意，他反对以汪洋恣肆的语言遮没文意的深刻。之所以反对”以情感来淹没了理智“的做法，是因为认为那太孩子气。通过理性的沉潜节制蓬勃外溢的冲动的感情，使感情凝练、含蓄，进而产生留白的空间，在增添作品本身韵味的同时引领读者不经意间的深思，从而提供一种反复把玩、推敲的可能，达到主题深化的效果。
五、结语
通过对杨逵绿岛时期家书和 20 世纪 60-80 年代书信的爬梳，联系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文艺思想，结合杨逵创作的互文性参证，我们发现，无论是日据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是绽放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现实主义作家杨逵文学观中最为凸显也最为基本的内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语言的浅白通俗等艺术追求建立在”为人生而艺术“的观念之上，后二者是前者在实践中的推行，前者是后二者的行动指南。站在本体研究的角度看，文学是人生的反映观关注的是作品的内容，文学的社会功用观关注的则是作品的教化效用，而文学语言的大众观则关注作品的形式，三者组构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内容、功用、形式“三位一体的杨逵的文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