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先生的《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既是追溯文学权力之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的史著,又是窥测文学未来之命运的“占卜书”。作为史著,朱著讨论了文学权力在漫长时段中的历史演变,从口传时代,中经文字印刷时代,最后,不出所料地落实于、终了于大众媒介时代。
在可以征用的中西理论资源声援下,可谓处心积虑、睚眦必报,且算无遗策。作为“占卜书”,《文学与权力》以略带悲喜交加的口吻知会我们:虽然将来的文学在资本与欲望浇筑的场域中,很可能只拥有婢女的身价与地位,却又永不消失;在通往死亡或寿终正寝的道路上,文学将像曹植笔下那只神秘的鸟儿一样,遥望归程或来路,总是“将飞而未翔”(曹植《洛神赋》)。
没有人比朱国华更清楚,所谓史著和“占卜书”,仅仅是《文学与权力》高空飞行时需要仰赖的两只翅膀。前者揭示了文学权力一步步走向衰竭的内在原因,展示了文学权力以加速度为方式,大踏步走向枯竭的内部机制———“也就是说,文学是在何种程度上,何种意义上,以及以何种方式迫使自己成为权力的表意策略的”(《文学与权力》,第107 页)。后者则承续前者给出的逻辑遗产暗示我们:“伴随着传播媒介技术的变化,文学权力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文学与权力》,第 102页);虽然在漫长的时段中,貌似强大的政治并没有令文学权力,还有文学的合法性停摆、歇菜,甚或消失殆尽,但大众媒介时代以及与之恰相匹配的资本逻辑,却给文学及其合法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此基础上,《文学与权力》紧接着继续暗示我们:像帝国主义一样“垂”而不“死”的文学,将在尺度多大的时间范围内,保持它“垂”而不“死”的状态;有如福山认为历史将终结于全球资本主义一样,文学及其合法性将终结于衰竭和枯竭,与“将飞而未翔”的优雅造型恰相对仗———当然,只能在反讽的意义上相对仗。
明眼人不难看出,“合法性”是《文学与权力》的三个关键词之一(另外两个是“文学”与“权力”)。
国华兄从历史主义特别钟爱与宠幸的渡口出发,认口传时代、文字印刷时代、大众媒介时代,为文学权力以及文学合法性逐次递减的序列时代(或时代序列),且递减的过程,是以加速度的态势来呈现、来进行的。无论对文学权力还是文学的合法性,前两个伸懒腰、打呵欠一样的时代似乎都影响些微,仅仅是伤及了它们的皮肤与毛发,甚至说不上真正的“伤及”,至少未曾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大众媒介时代则裹挟着基本上属于它自身的资本逻辑,“越俎代庖,变成了裁决文学高下的最高裁判”(《文学与权力》,第 141 页)。在这个时代,受资本逻辑支配,受资本权力调教,文学喜剧性地跃迁或悲剧性地下坠为商品。和其他所有型号、所有体态的时代相比,大众媒介时代似乎更有理由认商品为神话,更有底气视商品为春药。精英文学曲高和寡,少人问津,冒犯了商品的尊严,无视春药绵长醇厚的药力,因此,丧失了在前两个时代曾经拥有的权力,也丧失了合法性(在《文学与权力》中,“文学”基本是指“精英文学”或所谓的“纯文学”);通俗文学离资本逻辑更近,与人民群众的小心田和小心思更是比邻而居、心心相印,因此,“在现代社会,在文学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学并不能使通俗文学俯首称臣,”(《文学与权力》,第 133页)倒是喜剧般地“剿匪不成反被匪剿”,被通俗文学赶到了媒介时代的边疆或深山,像被秘密包养的“二奶”或“小三”,偏居一隅,在读者的视野之外,眼巴巴打量读者,符号权力、符号暴力、符号资本(或象征资本)等现时代能量巨大的尤物因此与之绝缘,(精英) 文学由此失去了合法性,更不用说权力……如果剥离国华兄运用得十分精熟且恰到好处的中西理论资源,去仔细打量、细致品味《文学与权力》,便不难察觉,“合法性”的基本含义,似乎更迹近于黑格尔的著名断言:存在即合理。
历史主义的基本口吻是:历史就是这样的(请注意“就是”一词暗示的霸道性);因此,必须回到历史本身,以便历史地看待所有问题(据说这样做,能避免形而上学);因此,历史不能“也许”,也不能“假如”(它厌恶所有形式的虚拟语气)……相对于客观历史事件,“假如”和“也许”虽然符合我们内心的愿望,却不“合”历史之“法”。不需要过多的逻辑演算或心理推演,“历史就是这样的”至少约等于“存在即合理”,或至少与后者有大体量的交集。绳之以《文学与权力》的行文思路和逻辑图示,文学(此处特指精英文学)不招待见直接等同于合法性的丧失,或合法性被迫认领了它的“衰竭”状态。这个本来就“存在”,且让所有人都能直观的历史事实,在大众媒介时代,根本上就是不得不“合理”,且必须“合理”的事情,没有半点可供商量、可供讨论的余地。
面对既定的历史事实(“既定的”与“历史事实”是一回事,或者:两者在逻辑上是同义反复的关系),研究者只有对它进行如其所是的描述,才是“合法”的,否则,就是篡改历史,就是别有用心;如果没有将“历史”上快速递减的文学合法性的“历史”过程给描述出来,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事情。一整部《文学与权力》及其绵密的论证过程能够证明,国华兄对此心知肚明。
历史主义的表层结构是描述式的。面对历史事件,它号称求真,号称客观;它服膺的,是冰冷的信条:历史就是这样的;它要求它的被掌控者回到历史本身;它罢黜所有形式的“假如”和“也许”。如果历史主义仅止于表层结构,就是令人憎恶且令人望而生畏的,而它定义的合法性,则注定令人痛苦,与让人无所逃遁于天地间的必然性注定令人痛苦,在性质上恰相等同。
好在历史主义还有始终存在,却更愿意彰而未显的深层结构。历史主义的深层结构是疑问式的、反诘式的,正好以否定它的表层结构为旨归。
表层结构强调“所是”(is),深层结构倡导“应是”(ought);由“所是”肯定从逻辑上推导不出“应是”,“应是”却肯定能将自己加诸于“所是”。
在此,吊诡或充满悖论的结论出现了:历史主义必须以反对历史主义才能成就其历史主义。
就这样,历史主义具有了绕口令似的语音特征,却并不由此具有丝毫的喜剧性。
这中间的要害,仅在于人的愿望:无论客观历史事件(即 is)如何不可变更,如何拥有措辞强硬的一次性(黑格尔所谓某个历史事件在某处第二次发生的那种喜剧性,暂且不予考虑),“我”都有权不予接受,只听凭于内心,一决于内心(即 ought)。相对于历史主义的表层结构,深埋内心的愿望才是最终标准,才是力量的来源,才是唯一的加油站,只因为作为被发明出来的观念物,历史主义早已被注入了愿望的丝丝缕缕,既狂躁不安,又令人震惊地呼气若兰。
很显然,求真是科学,逐善是伦理学。历史学不可能成为(或“上升”为)科学,因为历史研究的最初落脚点是真,最终的宅屋却是善,甚至美。不用说,历史主义的深层结构赞同“假如”和“也许”,拒不承认“存在即合理”的黑心言说或强盗逻辑;它也许可以默认“回到历史本身”的信条,却拒绝承认“历史就是这样的”拥有任何性质的合法性。
合法性只能源于人的愿望,恰如《沙恭达罗》所言:如果没有外在的法律条文一决是非,良善之徒的内心愿望满可以充当标准。无论国华兄对文学合法性的丧失进行了何等精确、精彩和精辟的描述,也仅仅是依据于、驻足于历史主义表层结构的描述,仅仅自觉地停留于、受制于历史主义的表层结构,无关乎愿望,无关乎温暖,无关乎善,只关乎真,只有接近零度的、被罗兰·巴尔特称许的“道德性”书写。
明眼人不难看出:文学在最根本的维度上,在骨子的最深处,更关乎命运———个体的与种族的命运。否则,当文学在历史主义的表层结构处丧失合法性后,就应该立即死去,顶多在等待安葬或火化,不值得学识渊博的国华兄洋洋洒洒十数万言加以谈论,更不必劳他大驾,把《文学与权力》的一小半弄成“占卜书”。“占卜书”不是博尔赫斯笔下稍纵即逝的“沙之书”,而是未来之书,拥有必不可少的韧性、倔强和近乎于愚蠢的勇气。
与实证主义者的看法刚好相反,命运不是虚幻或虚拟的概念,既不玄奥,也不神秘,仅仅意指“我”或“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关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相比,命运似乎更关心“‘我’或‘我们’往何处去”。
所谓愿望,就是对命运的深切审视,就是审视过命运的诸多侧面与可能性后,继续保持对美好、善与德的热切吁请———“往”良善或美好的地方“去”,不是“往”更有钱、更有权或更有“搞头”的地方“去”。
在此,最为渺小的生活常识,反倒最能够给出铁证:即使是真小人,也不希望其他人是小人,虽然他很可能佩服某个小人;真流氓绝不会爱流氓,虽然他很可能佩服某个流氓,只因为被佩服者,在流氓的程度上段位更高。和真拥有的属性大不相同,美、善似乎更有机会通过直观,得到直接性的论证或判断。在历史主义的表层结构“那”里,文学有可能丧失合法性;在历史主义的深层结构“这”里,文学的合法性将永存天地之间,虽然很可能会丧失文学权力。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在返回历史主义特别宠爱的港口前,国华兄有一个不无忧虑的追问:“对文学意义贫困的展示并不能拯救贫困的意义……在既然已经存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媒介的今天,文学何为?”(《文学与权力》,第 154 页)不用说,国华兄的忧虑建基于历史主义的表层结构;在表层结构权倾一时的地盘上,包括命运在内的一切情、事、物、人,都可能成为消费品,都必然性地成为了消费品,文学实在没有理由以文学自身的意义存在,除非它愿意接受商品、戏子、玩物或弄臣的头衔与身位。
但即便如此,相对于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学权力与文学的合法性,关心和守望命运的人依然存在;这些为数极少的稀缺人群,组成了隐秘的现代遗民集团,像寻找圣杯的骑士,暗中往来于商品和大众媒介组成的场域,以他们充盈而不竭的愿望,拒绝命运被派定的商品或弄臣身份。
命运不能被消费的强烈意识,既构成了遗民的愿望 (愿望具有自我证明的能力或特权),构成了遗民们彼此辨识的口令或接头暗号,也充当着国华兄返港前那个追问的答案:遗民既是文学面对死亡之路能够“将飞而未翔”的真实原因,也是“占卜书”的真实含义。
考虑到历史主义的深层结构,国华兄给予文学的未来命运,无疑显得过于悲观。
布尔迪厄略带揶揄地说:自哥白尼、达尔文到弗洛伊德之后,文学艺术成为人类保存自身虚荣心的最后一个自恋情结(《文学与权力》也征引了这个观点)。
看起来,求真意志过于强烈的布尔迪厄很是缺乏同情心。
你想想:达尔文宣称人由猴子进化而来,但“进化”二字既无力阻隔人与猴子的耻辱性关系,也无力阻止动物本性进驻于人身,却废除了人跟传说中的高贵品质间仅存的一点点瓜田李下之嫌;弗洛伊德宣布人的所有理性行为都受制于非理性的力比多,人因此距离动物最终又有几毫米远呢?从此,“禽兽不如”不再是修辞,不再是詈言,是真实之人真实的存身状态。“衣冠禽兽”则是对禽兽的侮辱,“他真像个人”恰好是对人的赞美式讽刺。万古不易的公理是:真实的就是令人痛苦的,因而虚假与虚幻之物拥有心灵维度上的合法性。在这种紧要的关头(或“严重的时刻”),文学艺术成为人类最后一个抚慰性的自恋情结,又有什么不好,或不可以的呢?自恋情结或许能够从辅助线的意义上,为文学在当下的合法性提供力道不大,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