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勒克莱齐奥对文学的思考(2)

　　然而，在西方文学和文化中，勒克莱齐奥并未找到发现自我存在的出路。勒克莱齐奥家庭渊源复杂：祖先阿莱克西-弗朗索瓦·勒克莱齐奥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离开法国，来到毛里求斯，后英国殖民者替代法国殖民者占领此岛，家庭成员被迫获得英国国籍。几代更替，家族破产导致家族成员背井离乡，流散于世界各地。勒克莱齐奥的父母分别是英国籍的拉乌尔·勒克莱齐奥和他的表妹、法国籍的西蒙娜·勒克莱齐奥。因此，勒克莱齐奥的出身就伴随着文化身份的缺失。勒克莱齐奥深远的家庭历史原因造就其个人身份的无根性，反倒易于其将视野拓展到世界范围，开始全球文学的历险。年轻时，勒克莱齐奥钟情于亨利·米肖、加缪和安托南·阿尔托等法国作家的作品，尤其关注其中的异质性：米肖的东方道家色彩，加缪的阿尔及利亚背景和阿尔托的墨西哥经历等。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勒克莱齐奥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关注西方社会完全转向关注他者文明，其阅读资源也得到极大丰富，表现为地理横向的延伸和时间纵向的追溯。其实，勒克莱齐奥从十六、七岁起就开始阅读异质文学，对印度教吠陀和《道德经》中的“无为”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法国东方哲学研究专家勒内·盖农（RenéGuénon）对印度教、道家思想和伊斯兰苏菲主义的深入研究，对勒克莱齐奥的影响尤其深远。随后，勒克莱齐奥在墨西哥服兵役时，接触到大量西班牙语的美洲印第安历史文献，并与巴拿马森林里印第安土着共同生活，接触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神话世界，这些经历均帮他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迈向全球文学的视野。在作品中，表面上以家族溯源和个人身份追寻为主题，而深层实则在探索异质文化，呈现集体记忆，尝试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时至今日，勒克莱齐奥也终于在中国发表演讲时感叹：“打破宫廷文学和精英文学的谎言，正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成就之一”（勒克莱齐奥2016:31）。因此，文学应该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不能停留于个体的抒情呻吟或是民族的集体记忆，应该是世界多元文化和相互融合的呈现。
　　
　　2文学动机与功能之思
　　
　　中国传统文学讲求以文载道，而法国文学在审美、认知和教育功能之外，也注重创新与颠覆。“文学是一种历险”不仅强调探索的过程，其实也暗含勒克莱齐奥对于文学的目的与功能的思考，其中个体历险和集体历险分别对应写作的内在和外在动因。内在动因与法国新小说作家布托相似，用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即写作是个体探索与世界和他者的关系，肯定自我存在的方式。正如勒克莱齐奥受杰克·伦敦笔下人物的启发而认识到的，写作并非编造故事，设置人物，让读者发现传奇世界，“小说家首先是在寻找自己是谁”（Bollon1991:4）。勒克莱齐奥早期的作品其实是其精神危机的产物，因此语言极具攻击性；在后期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勒克莱齐奥则重拾童年记忆，“我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那些面孔，那些话语，那些气味都藏于我内心深处，以难以置信的复杂方式深藏其中，只有写作，通过考量，通过其近乎魔法的神力，才能让它们重现。这便是我需要写作的唯一理由”（勒克莱齐奥201632）。因此，写作是他的一种“存在方式”（Ezine1981:50），用以解决个体的生存危机。
　　
　　写作的外在动因则极具复杂性，要讨论作家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勒克莱齐奥对萨特、加缪、多斯·帕索斯和斯坦贝克等作家介入社会生活的勇气和能力推崇备至。他虽然深知当前时代是一个思想与图像大爆炸的时代，甚至作为作家应该承担批判与提供解决途径的责任（许钧2016b:79），但是自感无能为力，尤其在政治领域：“当代文学是绝望的文学”,只能“反映这种大爆炸”（Chanda2001）。勒克莱齐奥认为作家是时代的见证者，作品应当如实地记录现实，反映日常生活，一如《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是各自时代的百科全书。然而，正是在勒克莱齐奥对写作主题和立场的选择中，可以看到其伦理倾向和呐喊的威力。
　　
　　法国学者加瓦莱洛（ClaudeCavallero）曾问勒克莱齐奥作家是否要承担严肃的伦理任务这一问题。勒克莱齐奥认为，作家的任务不在于主动提出一种具有实用性的道德意义，但是作家的作品本身具有道德价值。而且，作家并非置身世界之外或世界之上，必然会有其伦理选择。他本人给出的伦理判断非常明确，建立在美洲印第安经历之上，不伤害他人、迈向真正自由的即为善，应受谴责的即为恶。这一判断看似幼稚，但是，与他具有相似复杂背景的毛里求斯超现实主义作家、画家夏尔莎（MalcolmdeChazal）认为，勒克莱齐奥的革命性认识极具价值，他是“欧洲此刻唯一理解诗学，并且通过自我认同达到诗学这一人之解放的人”.勒克莱齐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人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更不是超道德的，而是“纯粹的诗人与孩童”（deChazal2006）。另外，勒克莱齐奥多次强调，他的作品不是新小说，他反对新小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形式革新，与文学的美学功能相较，他更为偏重文学的实际效用（praxis），与他对哲学的看法一致，这正反映出他对文学伦理功能的肯定。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质疑现代西方都市城市化、消费社会和机械社会，反对现代奴隶制、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种族主义与歧视，尤其憎恨社会不公，并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他选择法语写作的原因在于其反殖民立场的选择，反对毛里求斯的英国殖民统治（LeClézio1985a）。另外，尽管勒克莱齐奥从不提生态一词，甚至在1995年的访谈中表明：“生态不是一种政治，而是一种情感”（Giesbert1995:10C），但是其早期作品中，大量描写过封闭都市空间中自然之物的匮乏和异化、被城市化摧毁并被人工之物替代的边缘状态，后期作品则直接描写纯粹的自然、与神话相关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即重新魅化的世界，其中蕴含借自然之物冥想、启蒙的过程，重构个体以感官迷醉为基础的存在之真。事实上，勒克莱齐奥对“生态作家”这一标签有所保留，因为最初在科学领域使用的生态概念如今在政治领域成为党派之争的戏码，但并不妨碍勒克莱齐奥在作品，甚至是介入行动中为生态出力。最好的例证是其唯一的戏剧作品《巴瓦纳》（Pawana）的写作缘起于墨西哥诗人奥米罗·阿里迪斯（HomeroAridjis）向勒克莱齐奥求援保护当地灰鲸，希望政府对日本三菱集团建坝采盐工程不予批准，因为建坝的海湾是灰鲸历年产子之处，堤坝的建成会造成灰鲸无法繁殖，甚至大量死亡。《巴瓦纳》在墨西哥上演，最终总统下令停止工程，灰鲸的生存环境得以保护。这也可视为勒克莱齐奥以书写介入社会与政治的无心插柳。
　　
　　相对于个人的救赎和集体意识的唤醒，对多元文化的拯救和融合则是勒克莱齐奥毕生的努力目标。他与墨西哥印第安文明接触之后，作品呈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功能，这是对世界各大洲、多文明的重新发现，并且往往与其伦理价值共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