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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肖瓦尔特“女性批评”的建构与践行
【第一章】女性主义批评的“荒原”与“浮出”
【第二章】双重标准的拒斥与重构
【第三章】 “女权批判”的修正与困境
【4.1 4.2】 “女性批评”的提出及其经受的双重攻击
【4.3】 “女性批评”的践行
【第五章】肖瓦尔特批评理论的思考
【结论/参考文献】肖瓦尔特“女性批评”理论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 2 章 双重标准的拒斥与重构
早期的女性作家在试图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受到了传统批评标准的不公平对待，长期垄断话语权威的男性力量贬低、拒斥女性作品，女性作品的价值未得到应有的肯定。面对这种境遇，肖瓦尔特等一批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了重构批评标准的构想。在肖瓦尔特看来，基于男性经验和男性作品的批评标准因为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女性主体的存在而不具备作为普遍标准的资格，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应当从女性自身的作品出发，发掘女性文化传统，构建自己的批评标准。
2.1 被操控的场域
肖瓦尔特在对 19 世纪女性作家进行研究后表示，对同时代的人来说女性作家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作家。她所指的“同时代的人”显然也就是由男性操控的场域，女作家的身份标识不是由作品来划定，而是先由女性性别的预设剔除主流之外而后才被进行评价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为了避免使用较为职业化的“女作家”（woman writer）一词，而采用女作者（authoress）、女子的笔（female pen）、淑女小说家（lady novelist）等词来微妙的标识出女性的特殊身份，一些书评人甚至将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当作靶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在肖瓦尔特看来，男性将女小说家看作“从事某种入侵性阴谋的人，她们从男人那里抢夺市场，偷窃他们的题材，攫取了她们的年轻女读者”①.但是男性抵制女小说家并非是因为恐惧她们的能力出众，而是认为她们只是人数众多，并不具备写作的能力。
男性对于女性小说的否定源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男性性别优越性思想。同男性相比，女性身体被认为是不健全的、低下的，脑部的效能、神经系统的发展不够复杂，容易生病，而女性的智力出众要么是女性自我毁灭般的企图效法男性，要么是女性发展出了男性的体格特征。这种男性先天性别优势的思想不仅被男性反复强调，甚至也得到了女作家的认同，她们被迫去证明自己靠得住，在身体上也有持久力，因为她们确实在智力体力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这种看法令肖瓦尔特等一批女性主义批评颇为愤怒，她在文中指出：“有生理学依据的观点仍有相当势力，足以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在 1929 年无视一个世纪的三卷本小说传统，提出女人身体虚弱就意味着，她们写的书应该比男人写的短一些。”
①二是女人的经验阅历十分有限。肖瓦尔特指出，女性社会经验的缺失在于男性集团对于“学校、大学、俱乐部、运动、生意、政府、军队”②等社会领域的垄断，女性被排挤而无法获取经验，而小说作为一种依托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承载着对伦理道德、人情世故的感知。既然男性认为女性“不能体会激情、愤怒、壮志或荣誉的天使般的人”③,那么他们也不相信女性的作品可以充分地表现生活。在男性批评家看来，人生经验是作家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是强大的想象力与同情心都无法替代的，显然，由于缺乏人生经验，女性作家在尝试小说创作时备尝艰辛。
2.2 亚文化的处境
肖瓦尔特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品较多的强调爱和激情，正是与她们被社会生活隔离的处境息息相关的，以内在情感弥补外部经验的空缺。“缺少教育机会，与外界隔绝以及生活的无聊等种种原因已经扭曲了女性的价值观，并把她们的创造能量引向浪漫的幻想和情感上的拿腔拿调”④.肖瓦尔特进一步指出，这类女性作品实际上反映出了这样一种女性亚文化，即“在教堂与婚姻之间最具戏剧性的外部事件就是在教堂中被接纳为基督教正式成员的坚信礼；教会组织的慈善工作时家庭外的唯一活动；虔诚则是妇女与儿童的专务。”
⑤也就是说，女性被囿于家庭和教堂间，宗教的信仰又让她们对当前的境遇充满乐观精神，她们对自我牺牲的正当性及神灵的眷顾深信不疑，所以即使她们能够意识到女性伦理视野的狭隘性，也依然找不到突围的方式。肖瓦尔特从理论角度构想了一条出路，即书写女性自身的身体经验，诸如分娩等女性的心理动态，但是以女性从幼年起接受的教育来看，她们对这些私密的经验往往秘而不宣，并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与男性加以分享。“自幼时起，女孩们……就受到教育，不可出风头，要谦虚；受到激励，要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受到规劝，要‘隐藏’行经和怀孕等身体状况。一个中产阶级单身女子若要品尝她兄弟们有权得到的知识，就不得不说谎。中产阶级已婚女子则一直接受指示：别总拿自己的烦琐小事去打扰丈夫，要默默地忍受病痛，要谨防任何有关不雅之事的知识传入‘纯真无知的’耳朵中去。”
①根据肖瓦尔特的论述，男性将女性作品，特别是女性小说，看作是识字人就会做的事情，而女作家们显然内化了男性主导的权威，对这种批评、贬低并未发出抗议，反而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像女性情感的自发流露，以致去迎合、强化男性的缪差。肖瓦尔特还将这看成一种“策略”,尽管女性在竭力贬低作品的职业和智性的层面，但同时也描述了自我表达的强大动力。
这是女性亚文化中的软弱之处。肖瓦尔特转述了洛娜·赛奇（Lorna Sage）的话，认为其一语中的地说明了女性创作对女性生活产生的影响，她说：“在尊重男性知识和权力的同时，她们也在微妙地修正和破坏那个把她们排除在外的世界。”
②许多批评家在对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贬抑时又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调，即只有生活并不幸福的女人才会去写作，以弥补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失。肖瓦尔特援引了 G.H.刘易斯的文章来说明女性作家的这种“补偿”性质，即：“如果她的处境中有一些意外的事让她感到孤独并了无生气，或者因为她的感情遭遇挫折，把她挡在了发自整个身心所向往的甜蜜家庭与母性领域之外，这时她转向文学，好比转向了另一个领域……幸福的妻子和忙碌的母亲只有在甚至比家庭情感还要强烈的某种遗传机体倾向的驱迫下才会进入文学。”③对于这样的言论，女性作家也并未反击，而是极力证明自己家庭是幸福的。
这在肖瓦尔特看来是一种陷阱，因为女性作家原本可以团结起来，强调写作使她们比一般只是在家庭生活中存在的女性更为出色。但是她们却采取防守的姿态，并承诺仍然坚守女性传统并没有因此影响家庭生活，因而女性作家自我贬低的态度并没有得到男性的尊重而是更加受到轻视。
尽管部分评论家认可男性经验与女性经验同样都能丰富作品，但是天生的性别优越感还是令其无法改变对女性固化的印象，因而呈现出对作品的双重标准，肖瓦尔特通过解析大量的期刊评论，总结出男女作家被评判的不同标准，“女作家得到认可的是善感、精致、得体，观察入微，精通家事，严肃的道德色调，以及对女性人物的了解；所缺乏的据认为是原创性，思维训练，抽象力，幽默感，自我控制力以及对男性人物的了解。”
①而男作家“则具有大多令人满意的特点：力度，广度，独到，清晰，学识，抽象力，精明，阅历，幽默，对人性的知识，以及开放的心态”②.这种双重标准被广泛采纳，甚至一些评论家试图通过厘清作品中符合男性标准和女性标准的特质，进而确定作家的性别，或者其作品是男性因素还是女性因素占主导。当然这种标准本身在肖瓦尔特看来就是不具备可靠性的，然而即使是评论家出现了判断的错误，即将原本男性作家的作品认定为出自女性作家的手笔，他们也会抨击女性的无知而拒绝面对尴尬的处境。肖瓦尔特列举了《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评论：“另一个往往让女小说家泄露自己作家身份之秘的特点，是她们无意中玩弄最简单的物理学原理、摆布法律最基本的规则或惯例的特有方式”③,尽管该评论错误的认定了 R.D.布莱克莫尔（R.D.Blackmore）的小说《克拉拉·沃恩》的作者性别，其实他在对作品分析中看到了不同于他们所认定的女性标准，诸如“物理学原理”、法律等内容，但是他拒不承认女性可以拥有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而仅仅是玩弄一些表面的技巧。一些女性作家不得不采用使用男性笔名的策略来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肖瓦尔特以《简·爱》为例，夏洛特·勃朗特在最初发表时采用的是柯勒·贝尔的名字，一经发行这本书就在英国读书界产生很大的骚动，但是正如刘易斯向布莱克伍德解释笔名的时候所说的：“当人们终于知道《简·爱》是女人写的书时，（批评的）调子明显地变了。”
④而爱略特的《亚当·比德》（Adam Bede）出版时，评论界尽管承认它没有娇柔造作，故作优雅，而是讲出了朴素的真实，但是也认为这不可能是女人写的故事。一些女性为自己及其作品受到双重标准的批判抗议，诸如勃朗特姐妹，但直接的反击便是出版社禁止其在前言中抨击评论家，她是这样告诫《经济学家》（Economist）的批判者：“对你来说，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只作为作者出现在你面前。这是你有权用以评价我的唯一标准--也是我接受你评价的唯一理由。”
①事实上，真正像勃朗特这样反抗男权中心对女性创作压制的作家并不多，肖瓦尔特也指出，“实际上只有乔治·爱略特独自在探索女性经验对小说结构和内容所产生的心理和道德影响”②.许多女性作家在面对评论家对因其性别身份加以批评时，采取内化男性风格的方式，拙劣的模仿以至于脱离真实。但是爱略特相信女作家有一种女性独特的情感特性，这是不同于男性态度和男性经验的。肖瓦尔特在评判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家时，尽管指出了她们创作受到双重批评标准的压制，但放置在整个历史社会环境中去，长久的文化价值熏陶及伦理教义的布道使她们面对压制逃避反抗甚至内化标准的态度是有其合理性的。她们从事的创作生活有别于一般被困囿在家庭生活中的妇女，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承认她们自身也潜移默化的发生了变化，获得劳动报酬的女性逐渐不满足于做过去那个“幸福”的平凡女人，而是变得“更有条理，更讲实效，更固执己见，更富冒险精神，更灵活融通，并更好地管理着自己的生活”③.肖瓦尔特看到了这种不平等的双重批评标准，因而提出了性别双重标准需要修正的呼唤。
2.3 重构标准的呼唤
女性主义批评在看到了双重批评标准的问题后就一直在探索，是否可能构建一种新的标准。肖瓦尔特认为这个标准应当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可以确定文本的特殊性并构建女性文学传统。二是不依赖于任何亲历，而承认女性之间的个体差别。三是利用当代阐释文学的手段。
肖瓦尔特同大多数批评一样，都认为文学理论是关于文本性的，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需要依托女性文本。然而这一研究受到两方面的质疑：一方面黑人批评家质疑白人批评家将她们的研究视为垫脚石。另一方面，是后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按照陶丽·莫依的观点，声称关注那种赞成一系列令人怀疑的“经验的和非文学的”影响的文化就是明显地拒绝关注“作为意指过程的文本”.对此，肖瓦尔特的观点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构建应当两者兼具，即既不割裂 “文本的形式主义方式与‘非文学的’语境，又不脱离性和文化来看待解释、阅读以及性别问题。”
①肖瓦尔特认识到，“标准重构（canonformation）即曾作为理解特定的文学史和文学传统的中心而出现的某些作家与文本现在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奠基过程，而不是对美学价值的维护。”
②也就是说，通过“贬值人物的强有力的重新评价”和“揭示从未被注意的妇女作家之间的互文本关系，并阐明了不是来自基本的女性意识而是来自种类共有的规约的有关影响和修正的传统。”
③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构建批评标准这个命题是一大批批评家共同的呼声，肖瓦尔特作为其中的一位，她与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有共识也有分歧。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女性批评必须放弃所有的标准，肖瓦尔特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她引用陶丽·莫依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陶丽·莫依主张，写作的目的不应当是放弃权威，而是把权威传授给另外的人。肖瓦尔特与莫依的观点一致，认为批评话语是一种权力，放弃批评标准的建构就意味着将权力让给他人。文学标准的建构“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non-conspiratorial）文化网络。”
④肖瓦尔特坚持标准重构，而且指出女性批评的进步在于不再执着于建立绝对和永恒的丰碑，而是能够放在具体语境和背景中呈现，在历史的和社会的相对性中看待审美标准问题，女性批评的种类也不局限于小说，应扩大到所有女性创作的领域，诸如从前被忽略的日记、书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