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小论文精选范文10篇之第五篇：河南安阳修定寺塔与祆教文化
摘要：河南安阳修定寺塔造像龛是中国传统佛教造像的特例，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研究认为，修定寺塔造像龛居中的不仅是未来佛弥勒，还兼有祆教的光明神（火祆佛）身份。安史之乱后大量粟特胡人聚集在安阳地区，为祭祀"光明之神"和战乱中死去的粟特亡灵，对修定寺塔进行改建，使其成为具有祆教光明祭祠和佛教宝塔的双重属性的独特建筑。
关键词：修定寺塔； 粟特人； 祆教；
一
修定寺塔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三十公里磊口乡清凉山村修定寺旧址上，是国内现存唯一的塔身全部用模制花砖装饰的单层亭阁式佛教砖塔， 此塔也因独特的建筑构造艺术而被世人誉为"中国第一华塔". 除严饰塔身的模制花砖外，修定寺塔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塔门上方的"三世佛"石刻造像龛。此造像龛形状为半圆形，高0.98米，宽1.95米，边缘装饰有二周连珠纹。龛中刻三尊佛像，两侧为两弟子、两肋侍菩萨、两天王。
造像龛居中的佛像善跏趺坐于须弥宝座上，左手置膝，右手施无畏印，双脚自然下垂于两朵莲花上。善跏趺坐又称"倚坐",西方人称European Style.弥勒与善跏倚坐的关系，在北魏时即已确定，盛唐時期则为弥勒佛的标准造形。[1]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收藏了一尊雕刻于大唐神龙元年（公元705）的倚坐佛陀造像，造像铭刻记载主尊为弥勒佛，动作姿势和修定寺塔的造像龛主尊一样，可判断修定寺塔造像龛居中者为弥勒佛。与一般的"三世佛"不同，修定寺塔这种弥勒佛居中的"三世佛"形制非常特殊，这是一种独特罕见的三世佛造像形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摩崖三佛就是以弥勒佛为主尊、两坐佛为夹伺的特例。这种独特的造像和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有关。唐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僧怀义与法朗等造《大云经》言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做阎浮提主，唐氏合微。[2]武则天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自称是弥勒转世。摩崖三佛就是在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开凿的。修定寺塔独特的造像龛是否也与武则天有直接关系？ 据记载，贞观十年四月，唐太宗为了给久病不愈的长孙皇后祈福，下令修葺山水形胜并建有宝塔的破旧寺庙，以为功德，修定寺也在此次修缮之列。武则天进宫时为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应排除武则天对修定寺塔进行有目的的修缮。
二
荣新江先生说："任何一个宗教图像刚刚到一个新的地区，总是会被误读的，就像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后，浮屠的形象是借助黄老的形象而传播的。"在粟特祆教美术东渐过程中，一些祆教神的图像宗教功能逐渐转换，从祆神变成了佛像，或者说是被看作为佛教造像了。[3]根据修定寺塔独特建筑风格，我们不妨做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修定寺塔的"三世佛"中间端坐的不仅仅是佛教弥勒佛，也是祆教的火祆佛（光明神）。
这个假设的成立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修定寺塔需要进行大规模维修，并有相关的记载佐证；二是大量祆教教徒聚集于安阳地区，并形成一定的宗教信仰氛围；三是这些胡人教徒必须有强大的政治、经济支持做后盾；四是此次修复当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做出弥勒（火祆佛）居中的"三世佛".
据现存的《大宋天城山修定寺奉敕存留记》碑刻记载："自隋历唐有会昌之难，佛像虽降，宝帐弗圮".唐会昌灭佛给修定寺塔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这为后来大规模修缮修定寺塔提供了第一个必要条件。
《安阳修定寺塔》一书认为："作为大功德主在塔上题铭，不仅可推断该塔为唐代建筑，而且题铭时间应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以前，唐肃宗'乾元'元年以后".[4]另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修定寺塔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之间重新修建。但无论那种推测，都为安史之乱后，咸通十一年前。
安史之乱前，安禄山为河朔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是康国出身的康姓粟特胡人，伊朗学专家亨宁（W.B.Henning）认为禄山，荦山，为粟特语Rokhshan光明的意思。[5]安禄山自称是'光明之神'的化身，"每胡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余下，邀福于天。"[6]安禄山通过主持祭祀祆神的活动，使自己成为粟特胡族的宗教领袖。[3]（P327）粟特胡人所信仰的宗教为祆教，在中国也称为火祆教、拜火教。认为火是光明之神化身，把拜火作为他们的神圣职责，以拜火为崇尚神的表现。
安史之乱前，大唐胡风盛行。安史之乱后，当时社会环境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排斥胡人的现象，甚至整个社会全面否定胡化。大量的胡人纷纷向河朔三镇转移。当时的安阳称相州，属于魏博节度使管辖，河朔三镇多为安史旧部。且"魏博各级军将中，俱有一定的粟特胡人充任，他们构成了粟特节帅的统治基础",[7]这使得河朔三镇对胡人采取了优容、庇护的政策。南北朝时期安阳地区就有大量粟特胡人聚居，大量胡人迁居河朔三镇后，不仅增加了河北藩镇的力量，更加重了三镇的胡化倾向。在这种环境下，胡人也把他们的宗教信仰--祆教带到这一地区，使之成为一定范围内的普遍信仰。这就满足了必要条件之二。
粟特胡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经商民族。史载西域胡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8]粟特胡人多豪商大贾，富比王侯。这满足了第三个必要条件：这些胡人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河朔三镇中魏博节度使最为骄横，为增强自己的力量，使更多的胡人归附自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曾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并尊称为"四圣".1后虽迫于朝廷的压力将四圣祠捣毁，但是胡人私下建祠祭祀活动却没有完全停止。史载唐穆宗长庆年间，幽蓟一带的老百姓还称呼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时任卢龙节度使张弘靖为杜绝民众崇拜安禄山等人的风气，下令扒开安禄山的墓并毁其尸，引起百姓强烈不满。 2
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介绍修定寺塔模制花砖时，认为修定寺塔在公元576年毁于灭法，为了安息中亚战争中阵亡者的灵魂和寄托对阵亡者家属的哀悼而重建。此说虽不一定准确，但也认可修定寺塔是具有中亚风格和祭祀属性的建筑。由此推断修定寺塔或许是祭奠安、史二人和在安史之乱中战死的胡人的祆教祭祠，而修定寺塔的一些雕砖图案也确有祆教祭祀意义。结合当时北方三镇的情况，这些粟特胡人既有藩镇节度使的支持，又有雄厚的金钱资本，遂将原本就充满西域波斯 "密体"风格的修定寺塔重新修缮，并进行了巧妙的增减排列，从而使修定寺塔具有了祆教教义上的祭祀功能，成为祭祀安史之乱中战死的粟特胡人亡灵的祆教祭祠。
历史上，佛教曾一度认为祆教是佛教中的火祆佛。修定寺塔塔门上的"三世佛"造像龛是在唐武宗会昌灭法后，粟特胡人为祭祀祆教神圣和在安史之乱中战死的胡人，用假托沙门的方式将修定寺塔改为祆教祭祠。虽然只是将"三世佛"居中端坐的佛陀改为垂足倚坐的弥勒（火祆佛），将遍布塔身的砖雕重新增减排列，表面上似乎还是佛教宝塔，但其中蕴含的宗教含义却发生了改变。这满足了第四个必要条件：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做出弥勒（火祆佛）居中的"三世佛".
我们现在看到的修定寺塔基本上就是唐会昌灭佛后经胡人改造重修的样子（下文将此次重修称为"唐中期大修"）。之所以称"大修"是因为省文物部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对修定寺塔塔基进行勘察清理时发现：塔基外表同样用模制花砖饰面，但图案与塔身的花砖图案和风格有很大不同。这似乎也证明了修定寺塔除塔基保持原貌外，塔身现存砖雕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在《安阳修定寺塔》一书中也有这种猜测："塔身四根角柱下的覆莲柱础，显然早于全塔其它雕饰，尤其东北角柱础覆莲之下尚雕一周忍冬纹饰，至迟应为北齐所作。这是需要对塔身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确定的".在塔基周围发掘清理出的残缺雕砖，"券楣、栏板多用忍冬纹图案，蜀柱上雕砖饰束莲，都可肯定是北朝的形式""从石塔座基中清理出的大量残石造像看，皆系缺首断肢，显然是人为破坏。其时代除有北朝及隋代的遗物外，还有很多唐代造像。据此推测，修定寺塔除在北周武帝灭佛时曾被毁外，在唐代贞观以后，至少还遭过一次大的破坏" [4]（序言2）。
根据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实验室对塔身910块花砖标本进行的热释光测定，其标本年代均距今1300年±10%,这与推测的唐中大修时间段基本吻合。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修定寺塔在唐中晚期曾遭受过一场破坏。
三
唐中期大修是粟特胡人在保持修定寺塔原建筑装饰风格前提下，对砖雕图案重新布局，赋予了修定寺塔更多的内涵。这次修缮非常巧妙，在今天看来，修定寺塔给我们的感觉体现了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融合。从修定寺塔现状来看，还是能看到此次"唐中期大修"的些许遗留痕迹。
（一）宋朝志磐在其编撰的《佛祖统记》中记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由此看来外来夷教虽假托沙门进行传播，但其教义却认为"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修定寺塔 "三世佛"造像龛居中者不是释迦摩尼，也未必是弥勒佛，应是祆教的光明神（火祆佛）。修定寺塔独特的三世佛是经会昌灭佛后，粟特胡人"假托沙门",将其光明神改为佛教中佛的形象的实物见证，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二）从塔基考古发掘发现的残缺塔砖看，原塔砖应该是青砖的原本色彩。但修定寺塔上现存原雕砖均为赭红色，结合唐安史之乱前的塔身均无红色的记载，应是唐中期大修时根据祆教对光明和火的崇拜，烧制塔砖时施以红釉，从而使整个修定寺塔变成红色，如同熊熊燃烧的圣火。
（三）粟特墓葬多出现四臂守护神的形象，如洛阳登封告城镇的安备墓、西安龙首原的北周萨保史君墓、西安北周安伽墓等都有高浮雕的四臂神形象。修定寺塔塔门两侧的四臂守护神形象与通常所见的佛教人物题材略有不同，火焰背光于其肩部而生，或属祆教的天神。也许是因为粟特人进入中国之后，逐渐融合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原初的信仰也逐渐有了改变，久而久之，祆教的诸多神祗就仅有其表。
（四）值得注意的是塔门两侧的龙、虎砖雕背部皆有一对羽翅，每根羽翅没有鳞羽，直接由三根翎羽组成。这与一般的绘画、雕塑中的羽翅明显不同，祆教象征意味甚是明显。龙的形象在祆教教义中象征光明神具有的光明、生命、创造等德行，虎是天则、秩序和真理的化身。三根翎羽则象征祆教教义中的善思、 善言、 善行和无限、 有限、 永存的"三时"教义。
（五）修定寺塔出现了大量龙、莲花和连珠纹图案，这些图案即是佛教中常见的图案，同时也是祆教光明崇拜符号。祆教教义中崇尚日月，表示光明；龙纹代表水与权威；联珠纹，也称摩尼珠纹。摩尼，梵语中译为"宝珠",意思是（无限）光明。[9]许多考古发掘出的祆教墓葬中多有此图案，其祆教的宗教象征意义明显。
（六）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祆神是一种状若饕餮的神兽形神像。形象为巨口内有尖齿横牙，两巨眼上眉毛成纹饰，额头中央有"逗点"形，其两边为"句点"形，鼻孔巨大极具特色，下有浓须。祆神祭祀是祆教的一种特殊风俗，中古时期东来中原的粟特部落常悬挂于驼背上，是可随处随时祭祀的"祆神".修定寺塔塔身铺首第二层的衔环兽面符合这些特征，当为祆教的祆神。加以莲花和连珠纹，为祆神护佑，光明永继之意。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记载"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氈为形，乘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修定寺塔口有衔环，下垂团花织物的祆神形象，无疑是这类祀神道具"系之竿上"的功用体现。
（七）九姓粟特胡人为祭祀安、史二人和安史之乱中战死的粟特胡人亡灵，通过"唐中期大修"将修定寺塔改为祆祠。这一推论可以从修定寺塔南壁的中心位置，塔门上方的一组胡人做胡旋舞状参拜转轮宝的图案得到佐证。
胡旋舞具有较为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在很多粟特墓葬和工艺品中多有发现。如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发现的一座墓葬，其中M6有两扇石门，上面各雕刻一位胡人在翩翩起舞。这种舞蹈形象从南北朝到隋唐陶制扁壶或棺床上曾反复出现的图像，从动作到舞者的胡人装束等判断，当为粟特人所擅长的胡旋舞。[10]这同虞弘墓浮雕宴乐图中间的舞者形象、舞蹈动作基本相同。修定寺塔上的胡人雕砖动作与之极其类似，除脚下没有小毯外，均为胡旋舞状。
但是，结合上方的轮宝中的石榴纹样来看，修定寺塔四壁砖雕图案所表达的中心为佛教中的七政宝。就某种角度而言，能同佛教七政宝、众神并列且占据主要位置的胡人，身份必定特殊，非神即圣。左侧胡人的放射状背光是其尊贵宗教身份的一种暗示。结合史料记载，在当时能被称为圣人的胡人，或许可以推断修定寺塔上这两名跳胡旋舞的胡人形象为安、史二人。历史上安禄山以善长胡旋舞而闻名，且自称为'光明之神'的化身。
（八）在修定寺塔塔门上方，塔壁的中心位置，有一菱形雕砖，中间为一圆形车轮图案，周围云雾萦绕。车轮中心有莲花状轴心，八根辐条围绕轴心呈放射状排列，外侧有形状类似刀锋的齿轮状装饰。此图案位于修定寺塔的中心显要位置，是整座宝塔砖雕图案重点要表达的意思，下方有两个跳胡旋舞状的胡人左右舞蹈拱卫，更显得轮宝地位独特，无比尊贵。七政宝是未来佛弥勒的标志，修定寺塔作为慈天宝帐，出现七政宝也属正常。但轮宝内充当辐条的物体是石榴果实，此外从修定寺塔角柱旁的三角形花砖中也能看到同样造型的石榴花图案。在祆教文化中，石榴是密特拉大神手持之物，具有接引和净化灵魂的作用，象征丰饶、多子、兴旺，是祆教特殊的净化仪式中经常用到、不可或缺的植物，在祆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二胡人面向石榴组成的轮宝翩翩起舞，似乎有娱神、祈祝、接引和净化之意。
如果修定寺塔中的轮宝中的的石榴图案象征鬼子母的多子，则和整个塔图案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些格格不入，或许应该结合修定寺塔存在的祆教因素，更多的考虑其在祆教中的含义。
综上所述，修定寺塔"三世佛"造像龛居中者应为弥勒佛（火祆佛）。修定寺塔是粟特胡人为祭祀祆教圣人和在安史之乱中战死的胡人，将原本的佛塔改造为祆教祭祠，是当时祆教"假托沙门"的实物见证。塔身的诸多砖雕图案充分体现了多种文化风格的融合，其中多种图案都是祆教独有的宗教象征符号。
同其他发现的祆教墓葬一样，修定寺塔砖雕图案总体风格在表达其祭祀之意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汉文化、佛教和祆教多种文化交汇融合。这种融合的装饰风格兼有西域波斯装饰美术特点、佛教艺术特点和中国传统装饰特点，承载了非常珍贵的历史信息。虽然修定寺塔曾一度成为祭祀祆教圣人和安史之乱中战死的粟特胡人亡灵的祆祠，但自北齐建塔至今的一千五百多年时间里，修定寺塔绝大多数时间是作为一座佛教建筑存在。历史上所有的修缮、改建不仅没有对修定寺塔造成损害，反而增加了其历史的、宗教的、美学的价值，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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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注释
1《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记载"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上令内侍孙知古因奉使讽令毁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2《新唐书》卷一二七，列传第五二，《张弘靖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