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研究主要探究在新的政策背景下，青年的生育意愿是否会有显著提高，进而了解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担忧和迫切需求，对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生育现状及人口变动趋势做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判断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提出有益建议，推动形成最适宜的人口规模。
一、指标权重评价体系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本文在研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的方法，构建了《"单独二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评估指标体系设计方案》。首先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收集和整合青年生育意愿在不同影响因素下的数据情况，再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层次分析基本指标的结构如图1 所示：
（1）一级指标权重
在一级指标中，依据数据统计结果当中青年生育意愿所受影响的情况可以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依次为；非政策因素比政策因素更为重要.根据层次分析法，在一级指标中，政策因素指标、非政策因素指标占的权重依次为0.1429、0.857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因素对青年的生育意愿因素很小，而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非政策因素是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
（2）二级指标各子指标权重
在二级指标中，同样的，也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指标的重要性依次为：育儿成本、当前收入、养老压力、性别偏好、政策认知、政策放开期望、受教育程度、收入预期、家庭传统、政策满意度、生育文化、非原发性因素.
【1】
在政策因素指标下，政策放开期望所占的权重最均为0.4000,说明接近半数的青年对国家的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仍然怀有期待。在文化因素指标下，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权重最大为 0.5584,家庭传统所占权重为 0.3196,生育文化所占权重为 0.1220.在经济因素指标下，育儿成本所占的权重最大为0.6708.
调查数据显示，育儿需要花费的经济成本似乎更加成为中部欠发达地区婚育家庭首要考虑的问题，是也是现代生活的显著特征之一.在社会因素指标下，养老压力所占比重最大为0.5819,性别偏好次之所占比重为0.3568.
二、研究结论
（1）当前收入对青年的生育意愿影响显著，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强.高收入者的生育意愿低收入者明显要高，高收入者往往有经济能力承担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费用.
（2）青年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强.文化程度高者，其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有经济能力剩余和抚养孩子.
（3）育儿成本对青年的生育意愿影响显著，成本高的地区青年生育意愿相对较弱.育儿需要花费是生育孩子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它涉及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等许多方面，据调查结果显示，育儿成本相对较高的武汉、长沙、郑州等省会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较弱.从长期看来，经济水平的压力约束着人们的生育行为.
（4）养老观念逐步转变、但青年的养老压力并没有显著减少.
三、完善生育政策的相关建议
（1）继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目前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以维持生育家庭基本生活为根本目的，实际执行中对因生育而造成的家庭经济损失补偿较少，而根据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发现，生育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课题组建议，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良生育保险制度.1）改良生育津贴制度.课题组建议各省根据自身情况提高生育津贴的额度，同时针对"单独二孩"发放特殊的奖励性津贴，一方面降低生育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奖励形式鼓励生育.
2）完善产假制度.课题组建议，适当延长休假时间，明确带薪休假，同时让生育二孩的女职工享有和单独一孩一样的产假和男方陪护假.
3）积极营造公平女性就业法制环境。根据课题组的调查结论，现代女性更加注重家庭之外的自我价值提升，注重个人事业.对众多打算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来说，劳动权益保障是她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眼于相关制度的完善与执行.但现行的劳动权益保障的相关制度，尤其是禁止就业歧视的相关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因此，课题组建议制定类似《反就业歧视法》的法规条文，修改完善晚育假条例，完善《就业促进法》，并对女职工生育率或缴纳生育保险费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以减少企业对生育女性的歧视行为.（2）明确禁止对婚姻状况和对孕妇就业歧视.
课题组建议，明确将对女性婚姻状况，对孕妇歧视写入相关法律法规.1）扩大女性劳动者保护范围。2）落实现有法律法规的实施.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只有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才能解决广大青年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生，敢生，生的起。
参考文献：
[1] 陆杰华，傅崇辉。关于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4（1）。
[2] 李若建。性别偏好与政策博弈：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时空变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