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变化范围一般在 103 ～ 107 间。
1950 ～ 2005 年，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出生性别比都在 104 ～ 106 间。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前，虽然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有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但总体而言还是围绕着正常范围而上下波动;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却出现持续升高、偏高的现象，2012 年达到 117. 7 的水平 ( 见图 1) 。而且，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从东、中部逐渐蔓延到西南、西北部，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省份逐渐蔓延到大城市，到 21 世纪初大多数省份的出生性别比结构都已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难题。【图1】
本文将从现代化理论出发，把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与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联系起来，将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置于全球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将其视为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而形成的产物，为人们理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已有研究中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转变关系的论述
一些人口转变先行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为此从欧美等国人口转变实践经验中得出的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中并没有关于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或其规律的论述。
于是，一些学者从亚洲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出发，试图从中总结出有关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和人口转变关系的普遍性规律，以此来扩展和丰富原有的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有学者总结了亚洲人口转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出生性别比转变的 “两阶段”规律: 在前一个阶段，由于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性和自由流产的合法化、社会对性别选择行为的逐渐接受以及低生育率的挤压，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渐升高; 在后一个阶段，男孩的过剩使未来整体环境对男孩逐渐不利，人们主动自发地减少对男孩的偏好，而社会经济的进步将削弱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内外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导致出生性别比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国内的研究者在近些年来也开始关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模式: 逐渐升高且在高位徘徊一段时间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他们结合该变动模式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基础上进行扩展，构建了亚洲人口转变模型。他们对于这种变动规律的解释是生育率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挤压了生育的空间，快速下降的生育率与亚洲 “男孩偏好”文化传统的强大阻力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而随着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改善和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出生性别比将重新回归正常。还有学者总结出了中国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 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生育水平快速降低，迅速压缩了生育空间，所以人们实现男孩偏好的方式只能从多生育转向了性别选择，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偏高虽然是发生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特殊现象，但是其实质是人口转变在全球演进和扩散过程中结合各国具体国情而形成的产物。根据前面所提及的几项研究成果的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之所以会产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 ( 主要是生育转变过程) 的 “快速性”和强大而特殊的 “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但是，本文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生育的快速下降并不局限于中国，强烈的 “男孩偏好”文化传统也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具备相同两个条件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充分说明这两个条件并不足以阐明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发生的一般规律。
三、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和数据
针对已有研究成果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将从现代化进程特殊性的视角去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之所以产生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是由于它们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了农业文明缓慢解体和迅速工业化过程同步进行，所以支持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男孩偏好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并存。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假设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点: ①生育率的快速转变和 “重男轻女”文化传统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根本原因; ②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的迅速工业化和农业文明缓慢解体并存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 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过程逐步完成，男孩偏好的文化就会失去支撑的根基，出生性别比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本文采用了历史/比较研究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历史/比较研究法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分析，对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综合影响的问题进行研究，特别适用于重大社会过程和宏观问题的研究。本文将采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比较和分析欧美国家、日本等国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特点，分析为什么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了特有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升高现象。
本文又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0 年 5 ～11 月在湖北、浙江和河北三省开展的以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育、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调查取得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对现代化进程后期农业文明解体的发展趋势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未来出生性别比发展趋势的判断。这次调查在全国选择了三个实施相同计划生育政策的省份 ( 浙江、湖北和河北) ，在每个省份中分别选取两个县 ( 县级市) 进行重点调研。它们分别是湖北的大冶和洪湖，浙江的瑞安和嵊州，以及河北的定州和文安。六县 ( 市) 在调查时点实施类似的生育政策 ( 即都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第一胎生女孩的农村户籍夫妻，在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胎) ，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性别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 ( 见表 1) ，这使得调查能够尽可能地代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性别观念的地区。比如，嵊州和瑞安在经济上最发达，大冶和洪湖具有中等发达水平，而定州和文安则属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且，尽管瑞安和嵊州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但经济结构却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嵊州是从集体经济转变过来的私营经济，其主要产业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是越剧之乡和着名的中国围棋之乡、领带之乡、竹编之乡、茶叶之乡、建筑之乡。这样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女性就业，从而也有利于形成性别平等的观念。
与此对应，瑞安县的经济结构则主要是从家庭作坊式发展而来的私营经济，家族观念依旧十分浓厚，传宗接代的思想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在这六县 ( 市) 中，文安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正常水平; 瑞安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偏高水平，并没有发生下降趋势; 其他四地都经历了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过程，特别是嵊州，出生性别比已降至正常水平近 10 年。课题组在这六个调查地都进行了问卷调查、各级计生干部小组座谈和妇女深入访谈。共调查了 2078 位农村育龄妇女，召开小组访谈 18 次，并对 90 位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的调查对象是育龄妇女，在抽取最终抽样单位时，以全国 2009 年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为标准，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使样本年龄结构与全国育龄妇女结构相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1】
四、结果与分析
1． “重男轻女” 文化传统和生育率快速转变不足以解释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在世界较早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中，不乏有着强烈男孩偏好文化传统和经历快速生育率转变的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这说明，生育率转变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重男轻女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同样严重。在古罗马，妇女地位低下到没有姓名权，只能依靠父亲或丈夫来进行身份识别，按照古罗马的传统，人们迫切地需要男性子孙来实现姓氏永存的目的，在婚姻中妇女永远处于次要的地位。直到中世纪的欧洲，妇女在大多数时间还是被看作毫无价值的物件。在日本，家制度的建立将妇女置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女人被称为 “借腹之物”，唯一的作用只是生育子嗣。在江户时代就曾经出现过对子女性别甚至出生顺序理想模式的各种说法，比如 “一姬两太郎”、“卖物、迹取、用心棒”等，主要意思是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卖给人家的了，所以第一胎最好生女孩，在出嫁前可帮家里分担家务，第二胎一定要生儿子保证有人继承，最后还要多生一个儿子来保险。这些国家男孩偏好文化传统的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但是在它们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同样，快速的生育率下降过程同样不能保证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在日本，生育率的转变也是非常迅速的。从 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日本生育率一直维持在 30‰以上。二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一下子下降到 1950 年的 28. 1‰，1972 年进一步下降到 19. 3‰，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至今一直保持在 10‰以下的水平。在日本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时候，性别鉴定和选择技术已经问世，而且日本在封建时代就有堕胎、溺婴、弃婴的做法，1948 年制定的 《优生保护法》和 1952 年制定的《母体保护法》也大大放宽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所以在技术可得性和社会接受程度方面都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是，在整个生育率急速下降的过程中，日本的出生性别比却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 见图 2) 。这充分说明了在强烈的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下，在技术水平和社会接受程度都具备的条件下，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偏高。【图2】
2． 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出现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国家，他们共同的国情特征是什么呢? 答案是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它实现了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 ( 工业文明) 逐渐确立的过程。这是一次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性的、深刻的历史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在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工业化是在农业文明自然解体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当工业化引发生育率下降的时候，重男轻女的封建文化传统也失去了支持的基础( 农业文明的瓦解) 。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还有亚洲的日本可以说是几乎全盘照搬了欧洲的现代化模式，所以情况也是类似的。但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一直是不断得以巩固，登峰造极，后来在欧美国家殖民侵略的冲击下开始瓦解，才被动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所以农业文明的解体和工业文明的生成是同时进行的。而且，这些地区对现代化所持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承认工业文明的先进性，迫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对源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有所保留，害怕因此丧失本身的民族特性，所以农业文明解体的进程缓慢，现代化过程变得相当复杂。
在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使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支持生育率下降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同时存在、互相交织，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具体来说，在欧洲，农业文明彻底解体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逐步淡化。农奴制的废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将人们从封建社会对人身自由、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地理大发现增强了商业精神，农业成为了商品生产，封闭的庄园经济被打破，开始变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农业市场。新的职业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取得了各种职业必须的才能; 妇女的平均寿命增加，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时间相对缩短，她们的作用不再限于生养子女; 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和政治地位提升，拥有财产权、选举权等各种权利。
这一切都造成这些国家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也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在这些国家并没有表现出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的现象。
同样，日本在人口转变开始前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它不仅适时完成了对国家政体的改造，而且通过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大力发展现代经济并取得成功，初步创造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型民族国家。在非白人社会中，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日本那样 “脱胎换骨”式地迅速实现现代化。明治维新以后，压抑个人人性的家族制度和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开明政策使西方文化、技术和生活方式传入，人们的家庭观念发生变化，以夫妇为中心的新家庭理论开始出现，蓄妾制被废除。贤妻良母主义逐渐形成，它将在一夫一妻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有教养和知性的女性作为理想形象。产业革命后，西欧资产阶级的女子教育论引入日本，女子教育的必要性逐渐为世人接受，到日本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的1907 年，女子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 96%，几乎适龄女子全部入学。战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最终完成，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彻底瓦解，男子优先、父子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转变为男女平等、夫妇关系为基础，妇女代替家长成为主管家计和安排生活的 “一家之主”。妇女从男尊女卑和封建家长制中彻底解放出来，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姓氏权、离婚权、财产权等。妇女参政议政的意识大大增强，婚姻观也发生巨大变化，对妇女而言结婚不再是终身的从属和唯一的选择，晚婚、不婚、离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逐渐淡化，从表 2 可以看出近 30 年来，日本家庭已经没有强烈的男孩偏好，甚至更偏好生育女孩。【表2】
但是，在中国等大多数亚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则显得滞后与复杂。第一，现代化的进程姗姗来迟，不仅距离先行国家差距大，在地理位置上与先行国家相隔甚远，这也使民众在心理文化上对现代化的认同力很低，这些特点都要求这些国家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了，而是变得非常复杂，至少两者是同时进行的，人口转变并不仅仅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反过来人口转变也对现代化过程产生了影响，为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创造了条件。第二，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自古以来整个机制都是为农业文明服务的，发达的社会结构功能以巩固农业文明为宗旨，典章制度为农业文明设置，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形态为农业文明辩护; 它不像欧洲，还有一个半独立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很早从农业主体结构中分离出来，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展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 西欧社会越发展，背离农业文明的离心力就越大，而中国社会越完善，农业文明就越巩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农业文明的解体与工业文明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特别是在中国、印度这些亚洲的国家，一度曾是古代文明的中心，现代化过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剧烈冲击中被迫开始的，它们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过程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从技术、经济发展手段、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都是一点一滴地慢慢接受改变，完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农业文明的解体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也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取得了迅速、巨大的成功，加之人口政策的作用使生育率发生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农业文明还处于缓慢解体的过程之中，被包裹在最核心位置的思想文化更是改变甚少，男孩偏好的根基还未瓦解，两者矛盾作用的结果导致人们对孩子的性别进行选择，在宏观层面上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3． 现代化进程推进背景下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终将逐步完成，男孩偏好就会失去支撑的根基，出生性别比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当然，农业文明解体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政策的强度都将使各国在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方面表现出不一样的速度。韩国是亚洲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最早发生逆转的国家，出生性 别 比 在 1990 年 达 到 峰 值( 116. 5) ，之后就处于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中，目前已处于正常水平 ( 见图 3) 。有学者认为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以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升，从而弱化男性为基础的社会传统和习俗是导致韩国性别偏好观念的淡化和消失、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的原因。而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文明逐步解体的标志性表现之一。这充分说明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终将完成，而出生性别比也将随之恢复到正常水平。【图3】
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同样已经开始表现出这样的趋势。2008 年后，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逐步下降，从 2008 年 120 左右的水平下降到 2012 年 117 左右的水平。这同样是由于现代化进程推进所导致的农业文明逐步解体所带来的结果。根据欧洲的发展经验和现代化理论，农业文明的彻底解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在国家层面，农业生产力高度发达，为社会提供充裕产品，使得大量工业人口的生存成为可能，导致人口和资金最终大规模向工业部门转移，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 在家庭层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都市化倾向明显，原有家庭功能极大削弱，社会功能逐渐增强，形成一套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包括住房、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功能体系。上述趋势在中国已经有所体现，而且这种农业文明逐步解体的趋势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0 年 5 ～11 月以育龄妇女家庭生育、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调查取得的数据，对现代化进程后期农业文明解体的发展趋势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未来出生性别比发展趋势的判断。
本文采用了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察了一些代表农业文明瓦解的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是男孩偏好，在问卷中通过询问已婚育龄妇女是否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一定要生育男孩”进行测量，为二分类的名义变量，模型中转换为虚拟变量。自变量是体现社会农业文明解体的因素，根据现代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提炼，包括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否以农业收入为主、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家庭的居住方式。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民族、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家庭收入、家庭已有的孩子数量、地区。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 3，回归结果见表 4。【表略】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并结合对深入访谈资料的研究，本文发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文明的逐步解体确实对人们性别偏好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转变为非农业收入为主、未来选择自己养老和自己独立居住等因素都能显着降低人们的男孩偏好。首先，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优化，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这使得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劳动力的体力，所以男性在生产劳动中具有很大的优势，甚至有的生产劳动必须由男性劳动力来完成，所以人们更愿意生男孩。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生产力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劳动逐渐不再依赖于劳动力的体力，对劳动力性别的要求也随之放宽，所以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优势也逐渐消失，人们生育男孩的偏好也因此降低。
其次，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进行转移，因此，非农收入逐渐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代非农经济部门中，男女在取得收入能力方面的差异与在传统农业经济部门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缩小，这也会削弱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的妇女产生男孩偏好的发生比要比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的妇女低 12%左右。
再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养老功能的承担者逐步从家庭转向社会，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逐渐建立和完善。这导致人们对子女养老的预期下降，养儿防老的观念也随之逐渐淡化。具体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未来经济上选择依靠自己养老的妇女与选择依靠儿女养老的妇女相比，存在男孩偏好的发生比降低了 25%左右。
最后，现代化背景下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父母、子女分开居住模式的普遍化趋势，使传统的 “女方嫁进男方家庭，成为男方家庭中一员”的观念逐渐失去支持，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男女双方一起平等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的现象。所以，不与公婆居住在一起从一定程度上把女性从 “夫家人”的身份约束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地照顾双方父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对男孩的偏好。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不与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妇女和与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妇女相比，男孩偏好的发生比下降了 10%左右。
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男孩偏好就越弱，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妇女男孩偏好的发生比比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妇女下降了 45%。家庭已有的孩子数量与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一方面是由于男孩偏好越强烈，妇女为了实现这种偏好，就会倾向于多生育孩子; 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随着生育孩子的增加，妇女可以生育孩子的空间逐步减少，所以一定要生育一个男孩的意愿也会越来越强烈。
总之，通过韩国和中国的案例可以发现，现代化过程继续推进，农业文明解体过程会逐步完成，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出生性别比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如果国家能在此过程中采取保障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地位和打击性别选择行为等方面的措施，这个过程将更为顺利和迅速。
五、结论和讨论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其实反映了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而并不是这些地区文化传统的强大和生育率下降迅速。因为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还是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滞后与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它们需要依靠强大的外力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且，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这些国家大部分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向始终是农业文明得到完善和进步，而且对工业化也持有部分保留的态度。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欧完全不同。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实现完全替代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缓慢解体和迅速工业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 它不是农业文明自然解体，并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做好充分准备的由内而外的过程，而是农业文明被迫缓慢解体与工业文明逐步形成同时进行的自外向内的转变过程。这种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两种矛盾发展的力量，导致了支持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工业文明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农业文明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并存。所以，无论是生育转变过程的快速性或者传统文化的强大性都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生育转变的快速性和男孩偏好的持续也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特殊性的表现之一。那么，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业文明终将解体，支持男孩偏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会逐渐削弱，出生性别比也将回归正常的水平。当然，农业文明解体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政策的强度都将使各国在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方面表现出不一样的速度。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去考虑，发生在亚洲的特殊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对其他地区也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亚洲这些发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现代化进程特点，而其他地方之所以没有产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情况，是由于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并没有像部分亚洲国家一样出现两极化的作用力量 ( 迅速的工业文明生成和缓慢的农业文明解体) 。当然，这些亚洲国家形成这种特殊的现代化过程是由其发展历史和地域特色所决定的，这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但是，如果未来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影响生育率下降和维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共同存在的情况，那么无论其形成原因是什么，都很可能会发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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