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传播权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内涵，早在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就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然而，在现实中，政治及商业力量威胁着媒体的独立性与个人的言论自由，传播权的实践受到严重阻碍。正如学者麦克切斯尼( McChesney) 所说: “联合性媒体越富有，影响力越大，参与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这种集中强调追逐利润、媒介体系支持广告的核心趋势是: 唯利是图，玷污新闻和公共机构的正统精神。对民主而言，这是一剂毒药。”
网络兴起，传播科技发展，让传播权的实践有了新的可能，公民新闻蓬勃发展。公民新闻是承袭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发展而来的，其勃兴主要依赖于强大的技术推动力，使普通公众可以脱离大众媒体的操控，主动地、自发地运用新媒体技术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公民新闻的定义还在发展中，公民新闻研究者鲍曼( Bowman) 和威利斯( Willis) 将公民新闻定义为: “公民透过个人或集体的方式收集、报道、分析、传播新闻信息，透过积极的报道行动，提供独立、可信、精确、广泛、需要的信息，以作为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
这个定义目前被台湾学界和业界所广泛认同，成为其在探讨公民新闻时所普遍采用的定义。
杰夫豪( Jeff Howe) 指出: “让群体协作拥有活力的核心原理，就是团队较个人拥有更多的知识。”此种深信集体智慧的说法为公民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彭兰亦认为: 公民新闻的影响，往往并不是由单一的个体来决定的，而是由被集合在一起的群体来决定的。
随着网络普及，具有一定组织和规模的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成为集聚公民新闻力量，提高公民新闻传播效果的有效形式，如美国的“ProPublica”、英国的“The Guardian”、韩国的“OhmyNews”等。
近年来，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公民参与新闻产制不仅弥补现有媒体的诸多缺弊，更可提升公民意识，充实民主质量; 反对者则指出，公民未受专业训练，其所产制的新闻质量堪忧，甚至沦为谣言制造场。丹·吉尔摩( Dan Grillmor) 强调: ( 公民新闻) 这种新兴媒体的确造成或至少是恶化了可信度与公正性上的难题，而这些问题得花上数十年来解决。
1995 年，台湾高雄医学院学生陈丰伟创办了“南方”电子报，以“让商业逻辑下失去战场的理想在网络发声”为宗旨，提倡社会改革，“南方”电子报被认为是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先驱。
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台湾发展出各类具有一定规模和组织形式的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它们将公民个体的力量集合起来，有助于提高网民参与公民新闻的积极性，增强传播效果，成为台湾公民新闻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形式。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传播的含义应该是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产品或是社会关系的标志，或是它的具体表现。”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发展同样交织着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变迁等因素，成为台湾媒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析在台湾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呈现怎样的发展，又面临怎样的问题，以此了解台湾媒体改革与重构进程，进一步认识台湾社会。
二、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发展背景及概况
( 一)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发展背景
台湾地区 1988 年1 月1 日“报禁”解除，广播、电视亦于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解禁，媒体市场由封闭的寡占型转为开放的竞争型。“戒严”时期，台湾新闻媒体基本上是用“官/党控商营”的方式经营，具有强烈的“侍从报业”性格，“解严”后，台湾政坛从国民党一党独大，演变到“蓝绿对决”。台湾媒体则陷在党派、统独和颜色政治的泥沼中各取所需，获取政治和商业利益，同样没有政治上的独立。
目前，在台湾媒体中，被归为蓝军的媒体主要包括: 《联合报》《中国时报》以及TVBS、中天、中视; 而《自由时报》《台湾民众日报》《台湾时报》以及民视、三立等则有浓烈的绿营色彩。2006 年 10 月，美国圣约翰大学学者赴台研究台湾政局后直言，台湾看似数以百计的报纸、电视台，“但细数只有两家: 蓝媒和绿媒”。
原本应扮演社会中间力量的媒体未尽其职，不断炒作党派和族群冲突，加剧了台湾社会的对立和分裂。与此同时，“解严”后高度商业化的生存环境使得经济力成为媒体发展的主控力。“报禁”解除有利于各类资本涌入媒体市场，媒体数量剧增，台湾电视台从 3 家爆增到 134 家，广播电台从 33 家增加到166 家，报纸从31 家成长到173 家。
台湾面积为3. 6 万平方米，人口约为2300 万，在这个经济规模不大的市场内过度竞争，生存成为第一要务: 新闻台只得诉诸 SNG 连线、八卦、口水、色膻腥的内容，同时降低新闻人员的劳动条件和采访编播成本，减少成本高但收视未必有保证的调查与深度报道。而且，为了抢食有限的广告收入，只好用各种“专案”“业务配合”为( 政商) 广告主做“置入性行销”。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当局实行私有化政策，许多重要产业都出现所有权集中的现象，媒体产业同样如此，媒体之间的竞争逐渐走向财团与财团的竞争。对于这些媒体集团而言，获利与盈余是其媒体营运的主要考量，由此引发的新闻制作准则是: 以尽量少的成本制作新闻，吸引最大多数的对广告商有价值的目标受众，尽量不触犯利益相关者。因此，尽管“解严”后台湾新闻自由大幅度提高，但新闻专业水平却向下沉沦，媒体“社会公器”功能弱化。2002 年《天下杂志》首次对台湾民众媒体态度大调查发现: 民众对媒体不信任度达37% ，高于信任度 22% 。民众普遍认为“媒体耸动、炒作新闻”已成为台湾社会乱象之一。
台湾“111 人力银行”2006 年的调查显示: 82% 记者坦承新闻以煽色腥为主，69% 认为媒体商业导向严重，50%认为媒体存在政治干预，仅有 1%认为媒体能做到客观报道。
公共新闻运动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美国发轫，在 90 年代盛极一时的新闻改革运动，其宗旨在于鼓励媒体更具公民参与性、避免沦为精英的表演舞台、重视公众的声音，促进公众关心公共事务并使之成为“能参与并知情的公众”。
台湾公共新闻的发展尚在摸索阶段，但亦有所实践，如1998 年台湾公共电视正式开播，根据“公共电视法”，公共电视台属于全民所有，经营独立自主，主管机关为台湾地区新闻主管部门。公共电视呈现一些独立于商业与政府的公共性特征，被认为是台湾少数实践公共新闻的媒体之一。
2004 年，辅仁大学新闻系教师陈顺孝将公共新闻学理论引入辅大的教学实验媒体“生命力新闻网”( 简称“生命力”) ，把公共新闻学视为一种新闻选材和写作标准，以此提升“生命力”报道的社会价值。“生命力”以“传递知识、探索对策、促进改革”为报道目标，以重要性、实用性、启发性作为选材和写作的指导方针。
由于台湾地区的媒体生态环境迥异于美国，台湾学界、业界对于公共新闻是否适用于台湾仍有争论。如王兴中 2002 年质疑，公共新闻强调记者从中立者转为参与者，但台湾报纸党派色彩浓厚，记者带着立场介入社区事务，甚至与利益挂钩，已经“参与”过度了。
冯建三 2003 年在“SARS 与台湾社会研讨会”发言时指出，美国地方都市几乎都是一城一报的垄断情况，报纸因为垄断，没有竞争，才敢于做公共新闻的尝试，台湾无此背景。
黄浩荣 2004 年的研究发现: 台湾岛内报纸主管虽不排除公共新闻，但也不愿明确接受; 资深政治记者则指出台湾政治新闻确有诸多弊病，有必要推行公共新闻来改良，但受制于台湾特有的社会脉络及诸多限制，他们对这个新闻改革运动固然充满期许，但对其成效持较为保留的态度。
同时，公共新闻在台湾的实践也遭遇困境，如公共电视在实际运作中未能很好地让公民参与其中，其节目被指责为精英取向严重而曲高和寡。陈顺孝2006 年也坦言，“生命力”引入公共新闻后依旧欠缺广度、深度、多样性和互动性。这些问题，陈顺孝认为到了博客普及、公民新闻兴起，才找到解决方案。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公民新闻在世界各地兴起，台湾也不例外。公民新闻的理念与公共新闻相同，同样是为发掘和传播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讯息，差别在于: 公共新闻运动主导者是传统媒体，由专职记者倾听公民心声后，为公民编采他们所需的新闻; 而公民新闻则以公民为主体，由公民自己编采新闻，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台湾大众传媒“乱象丛生”，不能发挥新闻媒体在公民社会所应承担的功能，民众对大众媒体不信任，提供了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崛起和迅速发展的空间。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多元化发展，新闻自由大幅度提高，网络普及和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激发公民的传播能量，自发地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台湾各种社会团体、个人以及大众媒体创建了各类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提供便利的传播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良莠不齐、数量众多的公民新闻信息进行聚合、筛选、整理。同时，台湾一些公共新闻的倡导者或实践者也都继续成为公民新闻的推动者与思考者。如 2006 年陈顺孝将“生命力”改造成网络公民新闻媒体，不仅发表实习记者采写的新闻，也编选符合公民新闻精神的博客写手的作品。在新闻标准上，在延续公共新闻目标的同时，考虑博客写手大多不是新闻专业人士，因此不坚持第三人称报道、事实与意见分离、倒金字塔写作等新闻规范，只要求所选文稿必须: 内容真实( 至少是作者确信为真的事) 、议题具有公共性( 至少是个人经验和公众利益的交集) 、接受检验( 所写事证应注明出处) 。“生命力”从原来每天报道一两则自制新闻，转变为每天报道十几则自制和编选来的新闻，网站流量从 2004 年夏天每天八十几人次，跃升到 2006 年 5 月每天两千人次。
同时，陈顺孝也是台湾多个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是台湾公民新闻的主要推动者。2007年 4 月 30 日，以公共电视为主要核心的公广集团成立了“PeoPo 公民新闻平台”( 简称“PeoPo”) ，是台湾第一个以“公民新闻”为号召的，以大媒体机构为依托成立的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公广集团力图通过“PeoPo”来突破其在公共新闻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困境。台湾公民新闻在公广集团的推动下有所突破，公广集团也借由“PeoPo”增强了公民的参与，扩大受众基础，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
( 二)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发展概况
根据主题的不同，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可分为“专题类”和“综合类”两大类。
1． 专题类
专题类长期关注某一些特定议题，主要代表性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有:
1997 年创办的“苦劳网”，由《台湾立报》前教育组组长孙穷理创办，以劳工与社运议题为诉求，整理社会运动简报资料，组织社运公布栏与行事历，针对社会运动提供新闻报道、评论，进行社会动员，将自身定位为“运动的媒体、媒体的运动”。1998 年，台中发生统联汽车客运公司罢驶事件，为反制主流媒体对“罢工”的污名与扭曲，“苦劳网”开始第一篇现场报道，之后持续报道“核四”建造发放抗争、中华电信工会反释股、美浓反水库、“九二一”震灾、保护乐生疗养院等新闻，关注弱势族群处境，提出不同于大众媒体的观点。2006 年开始，“苦劳网”与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合作，出版《工运年鉴》，截至 2014 年已连续出版三本。2005 年开始，“苦劳网”举办《铁马影展》，将世界各地专注于弱势者处境与抗争的记录片引介入台湾，至 2014 年已举办 5 届。
2000 年，环保运动参与者陈瑞宝创办“台湾环境资讯中心”，以私人积蓄架构网站，整合台湾分散各处的环保资讯，2004 年 4 月发行电子报，两个月后成立“台湾环境资讯协会”作为编辑中心。
“台湾环境资讯中心”关注环境议题，进行台湾环境事件的历史记录整理工作，规划各类环境资料库，报道台湾岛内外环境新闻，补充大众媒体的遗漏，同时借由台湾环境资讯协会，推展环境教育，推动环境信托。目前“台湾环境资讯中心”网站每日流量人次已超过 1 万五千人，所发行的环境资讯系列电子报，订户已超过 7 万人。
2009 年，由新闻学界、业界人士、参与灾区重建的工作者以及关注灾区的热心民众发起成立“莫拉克独立新闻网”，关注莫拉克风灾之后重建过程，其宗旨是: “透过报道、整理，让更多人了解、参与莫拉克灾后的重建工作，形成公民社会的‘互助’力量，共度难关。”该网站用“限制性专案募款”来支持独立记者工作费用，同时搭配新闻采访志工。2013 年 8 月 27 日，“莫拉克独立新闻网”
结束运营，四年多时间，共写下 1545 篇相关的新闻报道。
2011 年，由媒体专业、农业耕作、生产制造、工艺创作等领域的人士发起创办“上下游新闻市集”，它关注农业与食物议题，是台湾第一个串联农业“上下游”的网络平台，由“新闻”与“市集”组成。“新闻平台”自聘记者进行农业、食物安全等公共议题的独立报道，并鼓励各界人士在此平台发表文章，交换多元讯息。从 2011 年 9 月 3 日至 2012 年 9 月 2 日，该“新闻平台”共刊登 983 篇新闻，其中自聘的记者撰写专题 76 篇，275 位普通民众贡献了 907 篇。
2． 综合类
综合类的主题较为多元，主要代表性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有:2005 年 7 月，由台湾“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 简称“青辅会”) 筹建“青年公民新闻平台”，定位为“青年社会体验与公共参与”，“青辅会”是该平台的拥有者与管理者。“青年公民新闻平台”是“自上而下”由当时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主导，有较多政治介入的迹象。民间社会质疑该平台的官方色彩，公民记者不愿投稿; 民进党高层和“青辅会”忌惮公民记者批评民进党，对该平台的支持有限。该平台发展 9 个月后，平台咨询顾问陈顺孝和陈丰礼皆承认“青年公民新闻平台”失败。
2007 年，公广集团成立“PeoPo 公民新闻平台”( 简称“PeoPo”) ，强调“开放”“行动”“分享”。
“PeoPo”不只提供博客影音服务，让使用者可以迅速发表自己的文章与新闻，更提供一系列实体教育训练给 NPO/NGO 和社会大众，是台湾目前架构最完整、参与者最多的公民新闻平台。笔者查阅该网站，截至 2014 年 8 月 5 日，该平台已累积了 93724 篇报道，共有 7756 位公民记者。同年成立的“公民行动影音数据库”原是台湾“国科会”数字典藏计划第四分项子计划的公开征选计划，由当时的台湾中正大学助理教授管中祥担任主持人，并与“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及“记录片工会”等团体合作。“公民行动影音数据库”具有“数据库”与“另类媒体”双重特质，其宗旨是: “透过摄制及访谈的方式，使各种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从 2007 年到 2014 年，“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已累积了近2000 则影音，记录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行动，内容多元，并针对近年台湾重大社会议题制作一系列专题报道。
2008 年，联合报系的“联合新闻网”创办“iReporter”( “我是记者”) ，强调“博客来到联合新闻网，小网友也能变大记者”。联合新闻网主管指出，设立“iReporter”的目的，并不在于提升整体网站的点击率，而是强化多元资讯的搜集能力。
截至2010 年7 月，“iReporter”已登录约750 名公民记者。
同年，今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办“WEnews”，以“敢说、敢做、敢当”作为网站诉求标语。截至 2010 年 12 月，登录“WEnews”为公民记者的人数已超过 2000 人。
2009 年，由一群资深媒体工作者，结合社会各领域人士所设立的先驱媒体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新头壳”，定位为“有思考能力的独立媒体”。“新头壳”采取两项创新机制，一是“开放编辑室”，即每天中午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向大众公开它的议题选择与讨论过程，并随时接受网友提出的问题或建议; 另一个则是邀请学者出任“公评人”，听取网站使用者的申诉，并对相关新闻进行评议。
2011 年，传播学者、资深媒体人以及各领域人士所设立的优质新闻发展协会创办“weReport 调查报道公众委制平台”( 简称“we Report”) ，为台湾首个非营利调查报道公众委制平台，“期望透过大众的资助及参与，为台湾的调查报道扎根，为新闻业的重建铺路。”
笔者查询该网站，截至2014 年 8 月 5 日，累计捐款 8891 人，共有 51 个提案。
台湾公民新闻的兴起引发了各类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设立，有利于将分散的公民新闻信息聚合起来，提高了公民新闻的社会影响力，许多网民由抱团取暖到找到温暖的家，即获得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社会归属感。各类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出现，反映了台湾公民新闻的多样化。目前，推动台湾公民新闻媒体兴起及发展主要有三股力量。其一，资深媒体工作者、传播学者、社运人士、环保人士、关心公共事务的热心民众，他们一般是具有公共议题性质的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 其二，政治力量，借由网络公民新闻媒体传播政治主张; 其三，商业媒体，将网络公民新闻媒体作为拓展影响力的方式之一。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蓬勃发展，并逐渐得到肯定。2007 年开始，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每年与公视合办“公民新闻奖”。2007 年，林靖堂作为公民记者首次获得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发出的记者证，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也于 2008 年开放网络媒体记者申请入会。一些网络公民新闻媒体获奖: 如 2008 年“PeoPo”获台湾“网际营活奖”首奖和金手指网站奖铜指奖。2008 年、2009 年“苦劳网”“台湾环境资讯中心”分别获第一届、第三届卓越新闻“社会公器奖”。2013 年“上下游新闻市集”的《揭开假米粉真相系列调查报道》荣获第 12 届卓越新闻奖平面类调查报道奖，及 2013 年度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评审团特别奖。这些肯定及相关推动举措有助于引导台湾公民新闻健康发展。
三、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实践困境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尽管已取得初步成果，但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 一) 如何避免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沦为蓝绿阵营的传声管道
Sunstein 的研究认为，网络或博客的实质发展并非提供民主政治运作良好的表达自由机制，公民事实上只拥有或追逐与自己相同的声音。这种自己人说给自己听的现象，被 Sunstein 形容为回音室( Echo chambers) ，并没有因为网络新科技的发展而得到改善。
“报禁”解除以来，蓝绿阵营间的政治斗争逐渐成为台湾岛内政治生活的主线，对台湾媒体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主流媒体分化为亲蓝与亲绿。一些民众在参与公共活动时常陷入非蓝即绿的思维困境，议题讨论一旦涉及政治就易引起非理性的臆测甚至谩骂。台湾政治势力也看到公民新闻的力量，创办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来传播政治主张，如 2005 年“青年辅导委员会”为解决当时民进党执政困境，争取民众支持，创办“青年公民新闻平台”。2007 年 11 月，支持“绿营”的政治漫画评论者鱼夫召集相同理念的网民成立“台湾玉山长昌台”，辅选其支持的 2008 年最高领导人选举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该网站的文章多为讽刺对手马英九，一些攻击马英九的选战议题( 如马英九竞选短片由国民党党工担任临时演员的事件，马英九“把原住民当人看”的失言风波，以及马家曾在美国置产等消息) 都是该网站的网民率先挖掘、传播、炒作。谢、苏败选之后，“台湾玉山长昌台”更名为“台湾玉山时事台”，其报道依旧有浓厚“绿营”色彩，创办者鱼夫表示该网站不会出现“拥中护马”的相关议题。
2009 年吕秀莲创办“玉山公民网”，利用网络公民新闻媒体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
不同民众如能借由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就公共事务发表独立、理性的看法，有助于多元意见的发声，促进民主社会发展。然而，当各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存在激烈的政治对立，民众不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来报道或发表言论时，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同样会被有心人士利用，借由意识形态的口号或语言来煽动民众，加剧社会分裂。而且，政治力量过多介入网络公民新闻媒体，不仅使其公信力受质疑，也使得普通民众的媒体接近权再次无法落实。如何让网络公民新闻媒体避免重蹈台湾主流媒体分化为蓝绿阵营的覆辙; 如何让民众能借由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冷静、客观的发表不同意见，而不是简单地被蓝绿政治立场所左右，这是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 二) 如何实现独立、可持续运营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 民众小额捐款、非营利组织支持、政府部门支持、商业媒体支持、广告经费等，其营运模式主要包括公部门补助模式、社会企业模式、公共委制模式、商业媒体支持模式。
公部门补助模式主要由台湾当局或政府机构资金支持。如“PeoPo”由主要依靠台湾当局拨款的公广集团创办;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数据库”最初运行经费来自“国科会”的数字典藏计划; “台湾环境资讯中心”大部分经费透过“政府标案”获得。“青年公民新闻平台”由“青年辅导委员会”筹建; “小地方新闻网”由“新闻局地方新闻处”创办。对于公部门补助模式来说，其最大的难题在于:
如何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维护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独立。如“青年公民新闻平台”因其官方色彩浓厚，备受民间质疑，运行不久即停滞。“台湾环境资讯中心”因其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标案”，引发内部员工及外部人士对其环境新闻报道独立性的质疑。此外，行政部门的更迭和支持经费的变化也会影响网络公民新闻媒体运营，如“小地方新闻网”因其主办机构“新闻局”调整，而于 2010年 12 月31 日停止运行。“公民行动影音记录数据库”也因数字典藏计划于2012 年10 月结束而失去“国科会”经费支持，改向公众募款。社会企业秉持企业精神创作，追求具有公共利益的社会目标。“新头壳”“上下游新闻市集”是采用社会企业模式运营的代表。“新头壳”由先驱媒体社会企业创设，公司章程明定“矢志尊重新闻专业、培育优秀记者、推动媒体改革及促进民主深化”。“上下游新闻市集”由社会企业“上下游”创办，“上下游”有“新闻”和“市集”两个项目。前者通过招募“共同办报人”维持运营，不足资金由后者通过商品行销提供支持。对于社会企业模式来说，如何通过有效的企业运营来持续支持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发展是其最大挑战。如“新头壳”初创资本为 2000 万元新台币，至今仍未达到损益平衡，处于小幅亏损状态。
公众委制模式的核心在于纠集群智群力，最大限度地生产与流通关系到公共和小区利益的优质新闻，并使公民参与决定资金的流向与报道的主题。
“weReport”采用公众委制模式，公民记者可在该平台上提出调查报道方案，寻求公众赞助; 公众可赞助某一调查方案，或赞助该平台; 公众还可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及提供协助。但“weReport”也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包括: 平台知名度还不够，提案数量不多，普通人的提案较难募集到所需资金、民众捐款风气还不兴盛等。
①台湾商业媒体也设立了若干公民新闻平台，以“iReporter”和“Wenews”为代表。“iReporter”的公民记者作品会被冠以广告短片，借以增加联合新闻网的广告收入。“Wenews”会提出新闻主题供民众去“追新闻”，并评选出最佳报道，给予奖励。不过，此类“追新闻”有很多是艺人造势或政府与企业所办宣传活动，商业气氛浓厚。刘亮君研究发现: “PeoPo”的“自然生态环保”议题与“公共议题”最受受众认同，“Wenews”则是“娱乐性议题”最受受众喜爱。
如何使公民新闻独立于商业媒体商业利益之外，保证其公共性，同样引人关切。
除商业媒体支持模式外，台湾许多网络公民新闻媒体都是非营利性的，不以广告为主要财源，试图摆脱资本的控制。然而非营利性模式，尚无法产生能足够养活自己的经费，需要不断获得多渠道的资助才能维系，因此其生存根基不稳固，面临如何独立、持续经营的发展困境，许多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发展往往呈现出阶段性绽放，然后悄然消亡的特征。
( 三) 开放性与特殊的“新闻把关”制度如何并行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在公民投稿和“新闻把关”方面，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接受公民记者投稿，编辑是主要“守门人”。如“iReporter”和“Wenews”鼓励公民记者投稿，一经专业编辑审查录用即支付稿酬。第二种类型，编辑与受众都是“守门人”，但各有分工，最典型的代表是“PeoPo”。“PeoPo”采用让使用者自行决议的淘汰机制: 一篇报道被检举三次，则自动下架; 首页“最多浏览”“最多讨论”区反映的是每则新闻的网友浏览量与被回应次数。另一方面，“PeoPo”的重要内容仍由管理团队“把关”，主要有: 对公民记者实行“身份证实名制审查”，以便确认消息来源; 首页最显着位置的新闻是管理团队所选取，以议题性、时间性为判断标准，侧重影音新闻;加强公民记者培训，制订《PeoPo 公民新闻平台使用规范》和《公民记者自律公约与新闻伦理》。
然而，这种由非专业记者所做报道的专业性受到质疑。何国华的研究显示: 多数台湾传统媒体的现职采编人员认为“人人都是记者”会降低新闻专业。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这种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把关方式，如何杜绝虚假新闻或有私人意图的新闻，又该如何防止这些“坏新闻”的影响及扩散，目前尚未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同时，公民记者与“把关者”也存在冲突，这在 2008 年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上表现得最明显。此次辩论会由公视与四大报和“中央社”合办，经过十一次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从 456 则公民影音提问中挑选出 20 则，到现场直接向候选人提问。但辩论会当日，有一些团体到场外抗议，凸显两大问题: “什么样的机制选择了公民提问?”“什么样的问题被排除?”这反映出公民记者与专业媒体人对公共议题看法的差异。
新闻专业主义在 19 世纪末期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使得新闻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也使得新闻业建立起了自己的门槛。自媒体时代，各类信息满天飞，更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评判标准，为受众提供准确、可信的新闻信息。如何通过特殊的把关制度，在维持开放性的同时，保证公民新闻的公信力; 如何让公民参与新闻把关，而不是简单地让专业者筛选，这些都是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境。
( 四) 草根性和公共性如何兼容
公民新闻包括了“公民”与“新闻”两个面向，前者指的是公民自主采写新闻，从草根立场展现公民观点，后者意味着公民所报道的新闻应能反映公共议题。然而，草根性和公共性如何兼容，又是一大挑战。
台湾媒体的乱象激起民众集结的改革力量，公民记者队伍相对多元，如“PeoPo”注册的公民记者: 台北县市合占 51%，其余县市合占 49%; 学历以大专居多，硕士次之，高中职再次之; 职业以学生居多，其次为教师、传播业者，还有家庭主妇、农渔牧工作者、商业、科技、医疗、建筑、服务业、文化艺术界人士。
“上下游新闻市集”作者群的背景，来自各地的农友、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关心农业的各界人士。
截至 2014 年8 月5 日，“weReport”有51 个提案，笔者统计该网站上显示的这51 个提案者的背景，32%来自台湾高校的学生及学生团体，22% 来自独立媒体人，20% 来自普通民众( 如退休公务员，一般工作人员、“PeoPo”的公民记者) ，12% 来自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15%没有在提案中标明自己的身份。公民记者的多元背景能为主流媒体提供许多值得挖掘的新闻线索。
网络是复杂的多级传播，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明显存在且作用强大。公民新闻传播，更是进一步促成了意见领袖的产生。传播过程中各种意见领袖或显或隐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台湾的一些媒体记者和各界知名人士也参与公民新闻传播，借由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会发布许多被主流媒体扭曲或忽略的具有原创内容的草根信息，通过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推动信息的多级传播，借助群体力量对一些事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其中以 2010 年的苗栗大埔农地征收事件最能体现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草根力量。2010 年 6 月 9 日，苗栗县政府为拓展新竹科学园区，强行对区内被强制征收的即将收成的稻田执行整地施作工程，引发抗争。公民记者“大暴龙”于 2010 年 6 月 13 日在“PeoPo”报道标题为《当怪手开进稻田中》的新闻，揭露这个事件，几天内，光是点击就超过 13 万，此外还有各类不同层次意见领袖的转帖、转寄和议论。“PeoPo”报道之后，民间团体发起“反对科学园区扩大征收联署”，数千人参与此项活动，“新头壳”“小地方新闻网”“苦劳网”等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持续追踪报道，引发主流媒体关注，最终时任台湾行政领导人的吴敦义及苗栗县县长刘政鸿出面道歉，并改变政策。
然而，公民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同样引发质疑。罗森贝里( Rosenberry) 认为，公民新闻常常流于零碎、不完整，甚至更狭隘、更私己，无法建构更坚实的公共领域。
台湾公民新闻媒体的许多草根报道同样存在公共性不足。如“PeoPo”的许多内容偏向个人的生活记录与社区经验，或台湾当地民情与景点的介绍，即使是讨论台湾当地的社区事务，也未能紧扣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进行讨论。
薛琬臻比较“PeoPo”与台湾四大报纸报道的区别，发现: “PeoPo”的报道较具动员特质，偏向单一面向的论述，以贴标签式的问题指陈方式为主，在文章的品质上，略显不足。
Neil Henry 指出，支持公民新闻的论述似乎假定，任何人只要具有数字技能就有能力进行报道，甚至认定要成为满足公众利益的新闻业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这种想法可以说完全是个误导。新闻专业绝非简单事。挖掘并报道完整、独立与正确新闻所需要的严正人性，并非科技本身所可取代。
如何透过相关机制的设计，让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内容不是简单的个人生活经历或情感的表达，而更具有公共性、更能深入分析议题的结构性面向，更能促成公共讨论，这也是其发展中要面对的难题。
( 五) 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如何有效合作
公民新闻媒体虽能激发公民参与新闻的能量，但在实践中已出现公民新闻品质的争议与功能的限制，不仅无法取代传统新闻组织的角色，亦无法取得受众的普遍信赖。因此，专业新闻工作者与业余公民的合作，已日益受到重视。专业记者出身的美国知名博客主丹·吉尔摩( Dan Grill-more) 早在 2002 年就指出: “明日的新闻业乃是专业者与具有天赋才能的业余大军间的合作，因为他们可以将事情搞清楚。这是一种正向的发展，而我们仍在设法了解那是怎么运作的。”
罗森贝里( Rosenbery) 亦认为: “当今的专业记者应该像是民主接生婆( democratic midwife) ，善用网络的互动功能，促进各种形态的公民讨论。
数字时代，专业新闻工作者与业余公民如能有效合作将不只改变新闻的产制流程与权力架构，还会进一步影响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品质。然而，专业与业余的合作还属于探索阶段，如何有效合作，尚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检验。
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在专业与业余合作上的探索，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类为初步合作，业余者为专业者提供新闻线索或资料，但两者没有深入的互动。第二类为深度合作，专业者与业余者有较多深入的互动，共同制作新闻。
第一种类型的初步合作，是目前台湾许多商业媒体所采用的方式。鉴于公民新闻的潜能与价值，商业媒体积极从公民新闻中寻找报道线索，在重大事件上呼吁大众提供第一手见证，甚至开辟网络公民新闻平台。然而，这种初步合作，并没有让普通民众很好的参与到新闻产制中，商业媒体对公民新闻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降低新闻采集成本、取悦广告商的考量，公民新闻的公共性经常被抽离，而成为商业媒体新闻商品化的另类养分。刘惠苓研究分析台湾 2011 年三家商业电视台晚间新闻内容，发现: 晚间新闻台平均有 7—9 则新闻引用网络影音素材，所引用的新闻公共性均偏低。林照真研究亦发现: 台湾商业电视台大量使用新媒体上民众上传的内容，多是借由新媒体获取更多有关社会、影剧八卦、犯罪等新闻，目的则是为了生产广告主需要的关注。
第二种类型的深度合作，是一些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如“PeoPo”“新头壳”“莫拉克独立新闻网”正在尝试的做法。它们不仅让公民记者成为专业工作者的资讯来源，专业工作者还对公民记者提供新闻报道上的帮助，与公民记者展开深度互动，共同制作新闻，但这一深度合作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PeoPo”依托公共电视资源，拥有专职的教育训练团队，为公民记者举办工作坊，教授公民新闻知识、摄影与剪辑技巧，定期举办年度公民记者聚会及研讨会。公共电视的“公民新闻报”每周一到周五固定时间播出，专业记者从“PeoPo”上选择若干则公民新闻加工制作播出，并于该节目中访问公民记者对该则新闻的看法，以扩大公民新闻影响。专业记者与公民记者也在一些新闻个案上开展合作。如公共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的专业制作人员，会主动与长期关注此事的公民记者联系，获得公民记者长期跟拍某一事件的资料，也会与公民记者就事件的发展进行讨论。2010 年 3 月，独立记者朱淑娟与公共电视“我们的岛”节目的记者联合制作“水的难题系列报道”，从多个角度探讨台湾水资源困境，此一系列报道获卓越新闻奖。但公共电视囿于有限的资源，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互动仍显不足: 工作坊参与人数及影响范围相对有限; 工作坊的内容大多偏向“PeoPo”介绍、摄制技巧的教学，缺乏进一步深化议题、培养公共意识的公共讨论; 专业记者对公民记者的协助主要是后期的技术性修润以及内容完整性的有限延伸与补充，属于整体新闻产制流程的合作还只是个案。“新头壳”设立了“开放编辑室”，还与公民团体联合制作“幸福报报”节目，于每周一至周五下午播出。“开放编辑室”虽吸引网友在节目直播时收看及参与讨论，但同时收视者一般都未能超过10 人，且节目内容已与原来将编辑流程开放参与的设计概念有异。“幸福报报”节目同样限于资源与经验，与公民团体在议题或报道的合作仍属于个案，尚未形成长期的规划。
“莫拉克独立新闻网”以募集来的经费，支持专职记者驻各灾区采访，并搭配新闻采访志工，协助特定议题的采访，或以电访协助灾区资讯的确认。但此模式主要在网站成立初期，且由志工参与写作的报道亦相当有限，未发展为常态。
如何通过专业与业余的合作，进一步整合、挖掘公民新闻的价值，台湾已开始有益的尝试，对于台湾新闻生态的改善与专业主义的重构有积极作用，不过依旧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 商业媒体对公民新闻资源的开发，更多基于商业利益考量，没能很好服务于公共领域; 而公共电视等非营利媒体囿于有限的资源，专业与业余的合作还未发展成为常态化的深层次互动，此外公民记者自身的因素，如专业领域、新闻传播技能、能投入的时间等也都影响专业与业余合作的程度。
四、结语
Merritt 认为，网络确实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使用与发表资讯，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物告知他人并交流其间的意义，但公民新闻零碎，不易定义，而且带有高度实验性，未来是否能永续发展或成为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仍在未定之中。
台湾浅薄化、感官化的新闻生态受到民众的高度质疑，既有新闻组织的经营模式亦遭遇强烈挑战。台湾新闻业的重建因而不仅存在理念上的压力，同时也有着经营上的迫切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传播科技的发展，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蓬勃发展，成为台湾媒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网络公民新闻媒体还是在不断尝试的新事物，其发展与整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台湾虽经历民主化改革，但民主政治尚未成熟，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理性探讨公共事务的能力、公民媒介素养等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同时商业媒体“乱象丛生”，公共媒体又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种种因素使得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媒体所孕育的能量与资源未能很好整合，在实践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尽管如此，台湾地区网络公民新闻媒体的实践仍能给祖国大陆媒体的发展带来很多思考。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普及和公众信息权利意识的提升，我国公民新闻也有一定的发展，并对专业媒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公民新闻有很多局限和不足，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替代专业媒体，而应是专业媒体有益的补充。专业媒体要想在这场变革中继续居主导地位，就要善于挖掘、整合公民新闻的价值。正如学者高钢所说，对公民新闻提供的信息、意见等进行辨识、整合的能力，将成为专业媒体的专业能力之一。其次，网络普及，公民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但虚假报道、网络暴力、淫秽色情等不良现象也相应产生。如何在保证公民新闻开放性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增强公民新闻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仍需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完善。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是各有不同的，但作为社会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就是知道目前大多数人在关注什么新闻，又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些新闻。数字化时代，各类网络公民新闻媒体平台上，焦点与热点的形成及变动会即时显示，专业媒体如能有效整合公民新闻的能量与资源，将更能准确反映与传达民意，并在此过程中对公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发展。这也许正是未来专业大众传播媒体改革与建构的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