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多年的发展，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关怀，到弱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中的可持续发展，再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的转变。前两种研究范式把理论立基于伦理关怀与价值观重构，虽然在观念上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缓解工具理性支配下对自然的压力，但这两种理论都忽视了特定生产关系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本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彰显了它的现实关注与实践品质。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动物权利 / 解放论、生命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动物权利 / 解放论主张动物与人一样拥有"天赋价值",认为这种价值赋予它们与人平等的道德权利，[1]因此"动物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2]只有同等地尊重动物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与平等。生命中心论进一步拓展了动物权利 / 解放论的道德视野，使道德关怀的范围涵盖了所有的生命。他们认为伦理不仅与人，而且与动、植物等生物都有关，对生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所以人应该敬畏生命、"尊重大自然",使所有的生命都获得同等的关心和照顾。生态中心论以生态整体论为基础，把伦理的对象推进到自然中一切存在物，认为应该把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道德关爱扩展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界的实体，并确认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3]
生态中心论以"自我实现"与"生物圈平等"作为理论追求，主张扩大人的认知范围，把"自我"看作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把人的自我利益与大自然的整体利益融为一体，以此来实现"生物圈平等",他们相信"在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有一种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有一种在更大的自我实现的范围内，达到他们自己的个体伸张和自我实现的形式的平等权利。"[4]
作为经典的生态观，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为消解工具理性支配下对自然的滥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把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生态哲学奠定了理论基调。但它本身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首先，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之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失误。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视阈内，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绝对主体，自然只是人类发展所需的客体，因而只具有工具价值，这种价值观主导了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无序开发与利用，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如此认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工业社会中把自然当作"资源库"加以大肆劫掠的意识基础。但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以抽象的伦理价值观来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现实的历史关系，没能正确认识到任何价值观的形成和流行都要受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生产方式制约，从而"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5]割裂了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联系。其次，为了改变自然"悲惨的命运",非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以权利和价值。但是对于自然界何以能够具有权利意识，如何能够体现其内在价值，并进而成为自主性的道德主体等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缺乏必要的理论论证，往往是归之于直觉，认为这些是人们在直觉上应该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依赖直觉与先验伦理观念来确证自然权利与价值的方法，必然会陷入神秘主义与相对主义，忽视生态危机深化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全球扩张同步这一基本现实。[6]
最后，非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人与自然具有同等权利与价值的思想是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但是把人降格为与自然同等地位的存在物、凸显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实际上仍延续了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并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反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下实际上是反人道主义，剥夺了人主体性的尊严。同时，正如佩珀所说，非人类中心主义"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的信任"",憎恨物质主义",明确反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希望建立一种"小的就是好的"社会。[7]
这种明显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价值追求无疑是要剥夺人类自身发展的权利。
总体来看，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生态伦理观，主要依据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以及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把自然界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统一性和客观实在性。非人类中心主义普遍认为，自然界并非孤立事物的集合，也不是等级森然的"食物链"的抽象递进，而是具有唯一性的"实体".构成实体的每一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都属于整体，都有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因此，自然是一种无中心的存在，人与自然只构成一种"共生"关系，不应遵循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理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要求重建伦理学，坚持把伦理的主体与道德的对象推衍到整个自然界，强调非人存在具有固有的、不因人类的需要而改变的"内在价值",以及按照自身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并试图通过扩展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来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显然超越了生态危机的现实社会基础，忽略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全球进行生态掠夺的事实，也因此忽略了资本主义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时应负的主要责任，实质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效果。
同时，该理论所具有的后现代倾向，也决定了他们所追求的"生物圈平等"要以牺牲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代价，是一种缺乏实践基础的生态哲学思想。因此依据这一理论很难有效地在现有生产关系中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地解决生态危机，建构绿色文明与生态社会。
二、弱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针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建构，W.H.墨迪、B.G.诺顿等人进行了理论回应，并发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形态---弱人类中心主义（也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这一理论认为，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生态运动的展开不可能远离人类。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真实的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存在都要以自己或者它们种类的生存为目的，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一个物种如果完全以其他物种为目的，就不能存在。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正如"蜘蛛一定会把蜘蛛评价得比自然界其它事物都高一样".[8]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中心主义是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理论。另一方面，既然任何物种的存在都要以自身利益为中心，那么所谓的环境保护就必然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环境保护运动就失去了持续下去的动力而最终走向失败。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它的排他性、唯一性等。基于此，诺顿把人类中心主义区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与"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指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作是具有自在目的的最高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会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在认可人对自然责任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评价后满足人们的利益和需求。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应该发展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而抛弃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只以人的直接需要、当前利益为导向，从根本上放弃了人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9].
尽管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兼顾自然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协同发展的观念，但这一理论自身依然存在问题。第一，弱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尽管这一诉求具有伦理的积极性，但因缺乏对社会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因而表现出历史必然性不充分的缺陷".[10]
这种力图在现有社会制度内通过价值观的改变来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尝试，无法解决价值的普世性与资本追逐利润的利己性之间的冲突，不能克服由于资本的需要所造成的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第二，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人类整体利益缺乏现实的落脚点。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的扩张需求，不断加重对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剥削与资源掠夺，这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使其发展权与环境权长期不能得到有效地伸张。[11]
并且，就发达国家内部来说，虽然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是阶级的差异仍将长期存在，特别是随着金融资本垄断地位的不断巩固，资本与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拉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距离，使二者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日渐趋于虚无。种种现实表明，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强力统治结构中，"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仍然缺乏必要的基础，理想化的价值追求并不能帮助建立起基于实践要求的生态文明理论。第三，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保障后代人的利益来建立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对于后代人利益的界定却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困难。一方面，后代人是居于"场外"的虚无状态的人，他们并不生活在当下，徒有"利益"之名，而无"利益"之实。这就决定了对后代人利益的保护往往流于宣言与口号，而很难在现实中得到落实。另一方面，站在时间的立场上，后代人是遥远未来的人，他们的利益永远会以"将来时"的面目出现，这就为当下的非理性发展和对生态的破坏保留了无限的时间可能性。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弱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广为流传以来，已过去三十多年，当时的"后代人"已经成长，但是生态危机更显严重，可持续发展遥遥无期，这一代人的生态与发展利益较之以前不但没得到保障，反而更加被压抑。这些因素都表明，如何确定以及保证后代人的利益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难题。
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相比，弱人类中心主义脱离了生态原教旨主义的羁绊，仍强调了人的核心地位，坚持人的利益应高于其它物种。但同时它又突出了"人"这一概念类的性质，提出应把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而非个人或群体的特殊利益、眼前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所以诺顿会说",我们之所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负有道德责任，主要就源于我们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因此弱人类中心主义既关注如何与同时代人公正分配、处置自然资源，也思考"如何从上一代手里继承和向下一代手里移交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资源的问题。"[9]
这一理论主张最终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生态观的基础，并经 1991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广为流传。虽然积极主张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但弱人类中心主义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即没能看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建构的全球生产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同时也没能深入到社会内部去探寻自然资源在占有与分配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正性追求，因此弱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可持续发展"观从现实性上来说依然难以实现，难以为生态危机的解决及生态社会的建立提供科学的支撑。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
"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没能更进一步揭示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中断的原因是由特定社会关系决定的，因此不能理解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6]
这就是说，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实践分析入手，通过调整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变革特定的社会制度来缓解社会对自然的压力，实现社会、人、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一研究思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入手，强调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其相关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