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识和使命感的完整内容，是美国国民的共识，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看出，它的最终根源是上帝，是基督教的“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救世主义。[7]（P1“2-1”3）奥巴马同样秉持这样的观念：国家的实力不是来自武器的威力抑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理想的永恒力量：民主、自由、机遇以及不灭的希望。[2]（P2“7）此共识如果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就形成了美国人奉行的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保证体制，也即是对内的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对外的霸权扩张机制。这就是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
二、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危机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总危机的外在表现。因此危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政府应以系统、全局的观点谋划避免或根除危机的总体安排。中国切不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政策。基于此，中国政府至少应在三个方面采取有前瞻性的防患于未然的举措与战略布局。
（一）正确认识自由主义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自由是指顺随自己的意志，自我判断、自主行动。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可作如是观：推崇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自由，可以主张最大限度地降低来自他人、群体尤其是公共权力组织的种种不合理的外在干预；家长作风固然与自由诉求相悖，而集权高压和专制暴虐更会严重伤害人作为生命灵性的崇高尊严。[8]（P3”）为了更好地把握自由主义理念，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理解自由概念，即不仅把自由看作个人不受强制的“消极”的防御性领域，而且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将自由视为个人“积极”追求并获致幸福的能动性作为。二是“积极”理解政府职能，即不仅需限制政府对私人领域进行无理干预，而且应准许政府以积极方式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施以合理干预。这种干预之所以必要，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的自然缺陷需要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众的基本福利需要保障。历史的教训表明，放任市场体系的自发运作，很可能使全社会的经济生活陷入无序状态；而政府对民众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要求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则极容易引发或加剧政治合法性危机。因此，政府干预的正当理据，就在于捍卫平等、正义、安全和公共幸福，因而也是在更广泛和更真切的意义上捍卫个人自由。[8]（P47-48）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需要认清自由主义的本质，不能为了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这样的自由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从改革实践中探求自由主义的真谛；中国的自由主义应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国的自由主义应该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同的自由主义，而不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
（二）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证明了英美式市场经济存在内在疾困。这场危机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了市场机制的优势与不足，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经济是无效的经济形态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危机之所以爆发并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行政当局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市场与法律等关系上有缺失。市场经济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特有的调节机制，其在资源配置、信息传递、知识利用以及动力源泉方面都优于其它经济体制。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是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改革三十年的伟大成就说明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相结合，是根本方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是制度基础；市场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相结合，是运行规律；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相结合，是政治保证。[9]（P4-6）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不是还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需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引导、监管的经济。构建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即使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实现，政府监管市场的功能也不能被废弃。美国经济危机恰恰证明，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政府合理、有效的监管。中国政府在改革进程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当代中国政府监管的特点如下：第一，监管的对象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市场微观经营者；第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与推动市场的发展同时进行；第三，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并举；第四，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手段是间接监管为主、直接监管为辅。中国现阶段监管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监管体系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法制建设、行政管理以及道德培育，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1“]（P7）中国未来监管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把市场经济真正建成法治经济，政府监管的职责主要体现在有关市场经济立法、执法上。
（三）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美国经济危机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为内政服务。中国的内政主要在于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因此，外交的各项政策与任务都必须以此为依据。外交目标不能超越国家实力的范围和国家既定的方针所限定的领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项基本的需求。这三项基本需求是：第一，发展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需求，即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基本需求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缓急不均的次序；它们之间长远讲是互利的，但也会产生重大矛盾。协调工作将是艰难的、长期的，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11]（P3”7）这三项需求与中国政府强调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外交哲学理念是一致的。符合现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家实力、符合国际道义的，中国政府将“有所为”,反之则“有所不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有所为”的一个突出表现；“不称霸”就是中国政府“有所不为”的典型体现，它既是中国既定的外交目标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诉求。这样的战略安排有助于中国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解决国内问题，协调与他国的合作关系，同时提高国际威望。总之，秉持发展的执政理念是硬道理，外交应该为国内的发展、和平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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